目的：报告活体肝移植供肝后台的修整经验，为肝移植手术的成功提供依据。方法回顾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6年9月至2009年5月间完成的230例活体肝移植供肝后台准备的资料。结果230例供肝中：含肝中静脉右半肝117例；含部分肝中静脉3例；不含肝中静脉右半肝102例；含肝中静脉及尾状叶的左半肝3例；左外侧叶5例。102例不含肝中静脉右半肝重建肝右后下静脉（IRHV）5例，117例含肝中静脉右半肝重建IRHV 16例，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45）。102例不含肝中静脉的右半肝中：11例肝右静脉（RHV），6例RHV+IRHV，75例RHV+V5/8，10例RHV+V5/8+IRHV。81例V5/8采用不同材料重建静脉：新鲜尸体髂静脉77例，受体大隐静脉1例，受体曲张脐静脉1例，受体肝内门静脉1例，受体肝静脉1例。222例右半肝供肝中门静脉为C型的9例，均成型为一个开口，D型1例采用髂血管成型为一支。肝动脉单支者226例，双支者为4例，2例采用动脉重建。结论活体肝移植供肝后台修整在供肝灌洗保存的同时，对供体的肝动脉、门静脉及流出道恰当的成型或重建有利于简化供肝植入的步骤，保护肝脏的功能组织，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作者：蔡金贞；郑虹；邓永林；潘澄；张雅敏；蒋文涛；淮明生；孟醒初；郭庆军；沈中阳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基于单中心的中长期随访结果，探讨活体肝移植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疗效及优势。方法回顾性总结2007年5月至2011年4月在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行活体肝移植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围手术期数据、并发症情况以及中长期随访结果。结果41例患者的乙肝表面抗原均为阳性；患者中男性35例（85.4％），女性6例（14.6％）；中位年龄50（28~66）岁；所有患者都进行活体肝移植，术后病理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其中3例（7.3%）为挽救性肝移植，13例（31.7％）患者在肝移植前接受术前降期治疗；符合米兰标准的患者为24例（58.5%），17例超米兰标准（41.5％）。术后并发症包括感染13例（31.7％）、胆道并发症11例（26.8％）、血管并发症1例（2.4％）、腹腔内出血1例（2.4％）、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1例（2.4％）、高血压1例（2.4％）、精神症状1例（2.4％）、切口液化3例（7.3％）和切口裂开1例（2.4％），1例患者发生围手术期死亡（2.4％）。术后1年和5年累积总生存率分别为90.1%和72.3%，1年和5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20.9%和29.0%。24例符合米兰标准与17例超米兰标准患者的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1.7％比87.5％和83.1％比56.3％（P＝0.051），1年和5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3.0％比32.7％和17.4％比47.0％（P＝0.035）。结论活体肝移植治疗原发性肝癌能取得良好的近远期手术疗效。
作者：万平；夏强；张建军；李齐根；徐宁；张明；陈小松；韩龙志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探讨双环醇治疗肾移植后药物性肝损害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3年8月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肾移植中心实施肾移植术并在术后3个月内出现药物性肝损害的36例肾移植受者，2011年10月至2013年8月的受者22例为试验组（口服双环醇25 mg/50 mg），2010年1月至2011年9月的受者14例为对照组（口服甘草酸二胺胶囊150 mg），两组均每日3次，共治疗4周。观察治疗前及治疗4周后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血肌酐（SCr）的变化及ALT下降50%的时间和恢复正常的时间，并观察患者用药后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治疗后ALT、AST、TBil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均P＜0.05），SCr无明显变化，但两组治疗前后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试验组ALT下降50%的时间（d：5.30±2.26比11.00±5.36）和恢复正常的时间（d：7.60±4.71比16.00±9.71）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均P＜0.05）。治疗期间，两组均无排斥反应发生，也未发生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结论双环醇治疗肾移植术后药物性肝损害疗效确切，安全性好，方便使用。
作者：李宁；王明君；郭文萍；宁媛；范钻；刘婷婷；赵艳霞；武小桐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探讨CCL21/CCR7信号通路与移植肾纤维化的关系。方法收集吉林大学肾移植中心78例肾移植后肌酐水平上升患者的肾脏穿刺标本，采用常规苏木素-伊红（HE）染色、Masson染色和PAS染色后进行病理诊断，然后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方法，观察纤维母细胞表面抗原（FSP）、趋化因子CCL21及其受体CCR7的分布和表达。结果 HE、Masson、PAS染色诊断肾穿刺标准的类型为急性排异反应13例，血管排异反应6例，慢性排异反应8例，交界性病变13例，肾病复发4例，肾小管损伤2例，其他病变2例；相对正常30例。免疫组化染色显示：急性排异反应者FSP表达高于相对正常者（P＜0.01），慢性排异反应者高于移植交界性病变者和相对正常者（P＜0.05和P＜0.01），其他病变类型间FSP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炎性细胞多的组织区域纤维母细胞的数量有增多趋势。CCR7阳性纤维母细胞在慢性排异反应者中有增多趋势，CCR7在肾穿刺组织的表达部位主要是血管壁，在部分萎缩的肾小管及间质中可见阳性表达；CCL21主要表达于肾小管上皮细胞和少量纤维母细胞中。各病理分型患者FSP、CCR7、CCL21表达部位及阳性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CCL21和CCR7、FSP和CCL21的阳性表达细胞分别共表达于纤维母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结论纤维母细胞的出现与炎性细胞有关，并使急性排异反应转变为慢性排异反应的危险因素加大，CCL21/CCR7在移植肾纤维化发生机制中有重要作用。
作者：王医术；高婷；连鑫；王世俊；周洪澜 刊期： 2013年第06期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居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6位,在恶性肿瘤死因中居第3位［1］。我国为肝癌高发病率国家，2000年调查显示，世界新增原发性肝癌约50万例/年，其中54%发生在中国。手术切除被认为是可能治愈初诊HCC患者的疗法，但只有约10%～15%的患者肿瘤可切除，切除术后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60%左右。而且，国内HCC患者大多有肝硬化疾病基础，肝脏储备功能下降，严重限制了可切除肝脏的体积，导致根治性切除率下降；更因患者严重营养不良与免疫功能低下，导致术后并发症增多，术后化疗应用受限，以致远期疗效较差。因此，开发有效的全身性治疗药物和治疗手段对肝癌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解曼；饶伟；杨涛；贾继东 刊期： 2013年第06期
心肺脑复苏（cardio pulmonary cerebral resuscitation， CPCR）是抢救心搏、呼吸骤停患者的有效复苏技术，正确应用CPCR能保护和恢复患者大脑功能，维持患者较好的心、肺、脑功能，并能有较长的生存时间［1］。迅速准确地判断并抓住心搏、呼吸骤停5分钟抢救的佳时间，是提高心肺复苏（CPR）成功的重要环节［2］。作为一线护理人员要抓住CPR的关键和前沿，不断总结和积累，使之更好地运用于临床，现将CPCR研究及护理综述如下。
作者：李学技 刊期： 2013年第06期
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世界上第五位致死性恶性肿瘤，是第三位常见的癌症相关死亡疾病［1］。每年全球肝癌死亡人数大约在60万人左右［2］。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与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是肝癌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3］。然而，随着糖尿病发病率日渐增高，大量研究发现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3-5］，在肝癌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1］。近年来更有研究显示，糖尿病对肝癌手术治疗的预后存在着负面影响［6］。但目前糖尿病参与肝癌发生发展的相关机制尚不明确［1］。因此，本文就糖尿病参与肝癌发生及对肝移植术后预后影响的相关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作者：张慧；张庆 刊期： 2013年第06期
随着器官移植手术技术和新型免疫抑制药物不断应用于临床，器官移植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因此，器官移植技术已成为目前治疗各种终末期器官疾病的有效手段。然而，仍有诸多因素影响患者的长期预后，如急性与慢性排斥反应、原发病复发、感染及代谢性疾病等。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miRNA）是一类长约22 nt具有调控功能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广泛存在于多细胞真核生物中，主要参与基因转录后水平的调控［1］。近些年来，对miRNA的研究已经深化到对多种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在器官移植领域亦取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在供体器官保存、缺血/再灌注（I/R）损伤、慢性移植物失功等方面均发现有miRNA的参与， miRNA有望成为新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来评估移植物的功能以及移植患者的生存预后。
作者：李世朋；邢雨；田庆；张建军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研究背景：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是实体器官移植后的一种重要并发症。既往肺移植受者PTLD病例的报道多发生在移植术后1年内，并与EB病毒（EBV）感染有关。但迟发性PTLD的报道越来越多。方法：作者回顾性分析所在的以色列第三大移植中心贝林松医院（Beilinson Hospital）1997年至2012年间接受肺移植或心肺联合移植患者的资料，比较早发性和迟发性PTLD患者的临床和病理指标。结果：总计10例患者诊断为PTLD，其移植术后至确诊PTLD的中位时间为41个月（4~128个月）。3例患者为早发性PTLD，移植前EBV血清学检查均为阴性，确诊时间均无症状，仅是通过胸部影像学检查发现。而7例迟发性PTLD患者移植术前EBV血清学检查均为阳性，确诊时均有症状。早发性PTLD均累及移植肺，而迟发性PTLD患者中仅1例累及移植肺。所有患者的治疗均先减少免疫抑制剂，再加用至少1种治疗，多为化学免疫治疗。8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中位随访17个月后，8例患者死亡，死因多与治疗药物相关，而非疾病进展。结论：本项肺移植受者的队列研究揭示了迟发性PTLD的趋势，且大部分患者死于治疗相关因素，而非疾病进展。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聚焦于降低治疗相关的患者病死率。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缺血性胆道损伤（ITBL）是肝移植术后主要的并发症之一，目前认为其病理生理机制是胆道系统的缺血/再灌注损伤，近年来研究者提出，门脉循环可能在该机制中起一定作用。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早期组织学变化，特别是门静脉组织学变化，是否预示患者易患ITBL。该病例对照研究纳入了22例肝移植患者，回顾性分析了44份术中肝活检标本〔分别取材于冷缺血后（时点0）和门静脉再灌注期（时点1）〕的三十多个组织学参数。11例移植肝进展为ITBL并需接受再次移植（ITBL组），11例相匹配的对照组术后平均11年仍维持移植肝功能正常（非ITBL组）。此外，该研究还纳入了以结/直肠癌（CRC）肝转移而接受半肝切除术的11例肝活检标本。分析结果显示，ITBL组与非ITBL组在时点0的组织学表现无明显差异；但ITBL组时点1的标本较非ITBL组出现更多的小的门静脉分支（PVB），提示存在门脉旁的侧支血管；CRC组中也发现了较大的PVB和门脉旁侧支血管。形态学分析证实了上述发现，结果提示ITBL组时点1的PVB直径明显小于ITBL组时点0、非ITBL组及CRC组，CRC组直径大。ITBL组门脉再灌注期肝活检的PVB直径小于冷缺血期，也明显小于非ITBL组和CRC组。说明再灌注后肝活检中PVB管腔越小，门静脉血流量越低，发生ITBL的比例越高。本研究的组织学发现支持了近期的临床研究结果，提示门脉血流在肝移植术后胆管系统氧供中的病理生理作用。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研究背景：泌尿系感染（UTI）是异体肾移植患者常见的一种严重并发症。方法：作者回顾分析了纽约长老会医院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1166例异体肾移植受者资料，调查移植术后3个月内UTI的发生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筛选发生UTI的危险因素，并探讨UTI是否为随后的菌血症或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R）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UTI定义为尿中细菌≥105 CU/ml，1166例患者中共247例（21%）发生UTI，首次UT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女性〔风险比（HR）＝2.9，95%可信区间（95%CI）2.2~3.7，P＜0.001〕、长期应用Foley导尿管（HR＝3.9，95%CI 2.8~5.4，P＜0.001）、输尿管支架（HR＝1.4，95%CI 1.1~1.8，P＝0.01）、年龄（HR＝1.1，95%CI 1.0~1.2，P＝0.03）和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HR＝1.4，95%CI 1.0~1.9，P＝0.06）。预防性应用复方新诺明可降低UTI的发生率（HR＝0.6，95%CI 0.3~0.9，P＝0.02）。UTI是随后发生菌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HR＝2.4，95%CI 1.2~4.8，P＝0.01）。未经治疗的UTI可致ACR发生风险增高（HR＝2.8，95%CI 1.3~6.2，P＝0.01），而经治疗的UTI则与之无相关性。结论：肾移植术后早期发生UTI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女性、长期应用Foley导尿管、输尿管支架植入、年龄和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UTI与菌血症的发生相关，且未经治疗的UTI与随后发生的ACR相关。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研究背景：采用空腹血糖（FPG）筛查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NODAT）的敏感性尚有疑义，特别是当患者应用中等剂量的泼尼松龙时，用药后7~8小时可达血糖峰值。部分学者提出以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进行筛查，但会造成患者不便。该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纳入了接受泼尼松龙、霉酚酸酯和他克莫司治疗的肾移植受者，比较其术后6周、3个月和12个月NODAT的不同筛查试验的敏感性。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3年第06期
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是唯一的潜在有效的治疗骨髓纤维化的方法。尽管治疗结果有所改进，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却仍然很高。为此，研究人员对那些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骨髓纤维化患者进行了分析，并探讨时间与结局的关系。临床研究发现：虽然对那些可移植的中高危患者进行HSCT设有限制，但是这组HSCT都较高的移植相关的病死率（TRM）。当与脊髓抑制调节（MAC）相比较时，调整年龄、降低强度调节（RIC）显示了较好的成果，这使老年患者RIC-HSCT成为可行的选择。在移植前使用酪氨酸蛋白激酶抑制剂，优化MAC以减少毒性，并使用移植后的JAK2突变等位基因具有承担预防作用的性免疫疗法防止复发。为识别ASXL1、EZH2、SRSF2和IDH1/2等基因在体细胞突变中的预后意义，以及提高白血病分层风险评估添加了一个新方法。因此，提高对分子遗传学和白血病转化的理解有助于对患者更精确地选择实施HSCT。尽管降低强度调节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减少移植相关性病死率，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优化调节方案和定义HSCT的佳时机。
作者：张辉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研究背景：拓宽高龄供者活体供肾的应用有助于满足肾脏移植的需求。本研究旨在量化评估手术切取供肾对供者生活质量（QOL）的影响，并比较高龄供者与年轻供者的异同。方法：2001年5月至2010年10月来自荷兰的3项前瞻性研究（其中2项为随机性研究）对501例活体供肾者分别在术前和术后1、3、6、12个月时发放填写健康调查表（SF-36）。60岁及以上供肾患者定义为高龄供者。校正两组供者的基线指标和性别后，进行QOL的比较。结果：高龄供肾者共135例，60岁以下供者366例。供者的问卷调查回复率满意，术后12个月时可达87％。高龄供者依照美国麻醉学会分级为1级者占60％，低于年轻组的81％（P＜0.001），提示高龄供者具有轻微合并症的比例高。术后1个月时QOL的组间比较提示高龄组在躯体疼痛（7分，P＝0.001）、生理职能（18分，P＜0.001）和活力（5分，P＝0.008）等3个维度具有优势。术后3个月时高龄供体组的躯体疼痛（3分，P＝0.04）和生理职能（8分，P＝0.02）维度仍优于年轻组。术后6个月和12个月时年轻供体组的生理功能维度优于高龄组〔分别为3分（P＝0.04）和5分（P＜0.001）〕。结论：本研究结果提示，高龄供肾者术后恢复较快，其术后自我感觉生活质量良好，有助于坚定高龄者捐献肾脏的意愿。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3年第06期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功，那么要提高肾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率，除了理想的配型、精细的手术、合理使用免疫抑制剂之外，对于各种术后并发症的防治同样重要，下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肾移植术后贫血的有关问题。
作者：李宁 刊期： 2013年第06期
2013年9月8日至11日，全世界3500多名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保健辅助人员和器官切取小组成员聚集于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奥地利中心”，参加第16届欧洲器官移植学会（ESOT）年会。今年的主题是“突破限制”（Pushing the limit），采用无纸化方式（使用ipad）和Pecha Kucha方式的展示，以及科学项目的内容创新，都是为了配合该主题。4天的会议从边缘的基础科学到具体的临床移植案例，展示了新的移植科学进展，近1400条摘要以海报形式展示。除全体会议和同步会议外，大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座谈会，会议间歇期有AST、MESOT、欧洲透析移植协会（ERA-EDTA）、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的主题会议。大会也设立了技术性会议，如讨论“不同年龄对免疫抑制剂减量的耐受性”或“细胞治疗的秘密”；同时还设立了以突破限制为内容的会议，谈论如“生物标记物：仅适用于实验室吗？”和“排斥的再研究”等话题。本次会议内容涉及移植相关的多个领域。现将与肝脏移植领域有关的问题归纳如下。
作者：张海明；张骊；蒋文涛 刊期： 2013年第06期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是骨髓造血干细胞克隆性增殖形成的恶性肿瘤，占成人白血病的15%［1］，全球年发病率为1.6～2.0/10万［2］。1986年至1988年在我国22个省（市、自治区）46个调查点进行的全国白血病发病情况调查显示，CML的年发病率为0.36/10万［3］。此后国内几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ML的年发病率为0.39～0.55/10万［4-7］。中国CML患者较西方更为年轻化，国内几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ML中位发病年龄为45～50岁［4-7］，而西方国家CML的中位发病年龄为67岁。
作者：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 刊期： 2013年第06期
传统的血型鉴定方法是采用玻片法和试管法［1］。在做ABO血型鉴定时，传统的玻片法费时、费力，结果不易观测，容易出现差错事故［2］。试管法则不易于存放，而红色试管（无促凝剂）常规用于储存血液，以便化验可分离血清项目。本科将红色试管用于野外快速血型的测定，取得了满意效果，现将方法介绍如下。
作者：杨春艳；王颖；王文婷；毛莎 刊期： 2013年第06期
作者： 刊期： 2013年第06期
医学科技期刊作为刊载前沿科技信息的重要专业媒介，在医学创新中发挥着传递前沿科技信息、保障和引导科技创新、推广医学创新成果、发现和培养人才等作用。近年来，如何办好医学科技期刊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各个杂志社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和意义的意见、建议。编辑作为医学期刊的主体，从信息采集、选题策划、审稿到编辑加工的过程正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其中就蕴含着办好医学科技期刊理念的逐层渗透的各个环节，而经过了这样一个全新的再创造的过程，就不难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甚至期刊的整体质量。这就要求大力提高编辑的职业素养，要通过实践，使编辑具有强烈的专业意识、职业意识、道德意识和创新意识，成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创新是医学编辑的本质与思想灵魂。医学编辑要站在医学科学发展的前沿，第一时间了解新的医学成果和技术，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1］。
作者：孙茜；邸美仙；刘菁；焦姣 刊期： 2013年第06期
作者： 刊期： 2013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