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无创、有创呼吸机在肾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CMV）肺炎并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价值。方法介绍1例肾移植术后出现CMV肺炎并严重ARDS临床资料并文献复习。结果患者肾移植术后3月余，出现发热、憋喘，X线胸片显示双肺间质性改变，常规治疗下，病情逐渐加重，呼吸困难明显，低氧分压（PaO2）20 mmHg（1 mmHg＝0.133 kPa），及时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根据病情更换有创呼吸机治疗，应用2周后，病情减轻再次更换为无创呼吸机，共治疗1个月，痊愈出院。结论无创、有创呼吸机在肾移植术后CMV肺炎合并严重ARDS及时恰当应用，肺功能得到改善，为患者提供了治疗原发病的时机。
作者：石彦明；石林玉；王建宁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结核感染患者的护理体会。方法回顾性分析武警总医院移植研究所2002年5月至2008年2月期间行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结核感染1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个体化治疗和护理体会进行总结。结果随访时间为23～1080天。治疗中有3例出现嗜血细胞综合症。1例肝移植在出现昏迷和频繁抽搐后死亡，考虑并发结核性脑膜炎或脑出血所致；其余10例均治愈。结论肝移植术后结核感染，针对其临床特点，给予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使移植受者提高生活质量，从而延长生命。
作者：毛莎；曹军平；刘小丽；杨春艳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目的通过对原发性肝癌行原位肝移植术患者术后静脉滴注利卡汀预防和治疗肿瘤复发的护理心得进行总结，为临床护理人员的临床护理工作提供要点参考。方法对7例静脉滴注利卡汀预防和治疗原发性肝癌行原位肝移植术后患者肿瘤复发的护理要点进行归纳总结。结果护理要点包括：术前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药物的过敏试验、加强射线防护知识宣教、患者血常规和肝功能的情况，术后严密细致地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早处理不良反应、做好出院指导。结论临床护理人员在应用利卡汀预防和治疗肿瘤复发时，要在自身防护基础上对患者的心理素质、身体状态进行综合把握，严密监控不良反应，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作者：王靖 刊期： 2014年第02期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引起急慢性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重要诱因之一［1］。肝细胞内持续HBV感染以核内共价闭合环状DNA （covalently closed circular DNA，cccDNA）的持续存在为特征，HBV cccDNA是病毒转录和复制的原始模板，并能长期稳定存在于被感染肝细胞的核中，其长期存在与乙型肝炎慢性化有重要关系［2-3］。建立合适的HBV感染的动物模型很困难，这也制约着HBV导致的人类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预后及HBV清除等方面的研究。目前，HBV相关性终末期肝病是我国肝移植的主要适应证。若肝移植术后不采用任何有效的预防措施，HBV再感染率较高［4］。建立合适、稳定的HBV动物模型，有利于促进对肝移植后乙型肝炎的复发机制、抑制HBV再感染药物及扩大肝移植供肝范围等研究。随着细胞培养、基因工程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发展，有关HBV感染的细胞模型及动物模型均已相继建立。本文就HBV动物模型其建立方法及应用进行综述。
作者：张博雅；沈中阳；宋红丽 刊期： 2014年第02期
随着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肝移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重要手段，对肝移植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因此，肝移植动物模型的建立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对近年来小鼠原位肝移植（OLT）模型建立的步骤改良及手术注意事项进行综述。大鼠OLT模型是在1973年先由Lee等［1］成功建立的，1979年Kamada等［2］提出的“双袖套管”方法使得大鼠OLT模型的建立更进一步发展，随着显微外科技术水平的提高，多种移植模型的建立得到广泛研究［3］。1991年，Qian等［4］在Kamada法的基础上首次成功建立小鼠OLT模型，从此各移植中心陆续开展了对小鼠肝移植相关技术的研究。与以大鼠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不同，小鼠肝移植模型在移植免疫方面有着其独特的优势［5-6］。各种基因敲除［7］和转基因小鼠［8］模型的成功建立及大量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的出现［9］，给肝移植后免疫学的研究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与此同时，小鼠肝移植模型的成功建立就变得尤为重要。
作者：杨超；崔子林；张雅敏 刊期： 2014年第02期
自1983年以来，临床肺移植已取得巨大的成功，并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肺实质病和肺血管病的唯一有效方法。全世界截至2011年每年完成的肺移植例数超过1500例［1］。但不管手术技术及围术期处理的改进，缺血/再灌注诱导的肺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induced lung injury）仍然是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的重要原因，缺血/再灌注肺损伤主要表现特点为非特异性肺泡损伤、肺水肿及低氧血症，严重的表现形式为原发性移植物功能衰竭（PGF）［2］。肺移植术后PGF发生率高达12%～25%，发生后需持续正压通气支持或体外膜肺改善通气，发生PGF的肺移植患者早期死亡率高达70%左右［3-4］。此外，严重的再灌注损伤增加供肺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和长期的肺功能衰竭［5］。而减轻缺血/再灌注肺损伤与供肺保存效果正相关［2］，故只有提高供肺的保存技术，才可能更有效地利用每一个供肺，降低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率。因此，改善或研究新的供肺保护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近10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1，6］。现就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作者：黄剑伟；龙小毛 刊期： 2014年第02期
供体器官的短缺是原位肝移植（OLT）面临的主要问题，应用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供体肝脏是扩大供体池的一种可行的选择。本研究选取美国移植受体科学注册（SRTR）数据库1987～2010年间78例接受HBsAg阳性供肝的肝移植受者，每例受者依据术前等待紧急状态、供体性别、受体性别、供体年龄、受体年龄、移植日期、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热缺血时间等指标匹配4例接受HBsAg阴性供肝的肝移植受者。两组患者移植物及患者生存率相近：HBsAg阳性供肝组移植物5年生存率为66%，阴性对照组为64%（P＝0.95），HBsAg阳性供肝组患者5年生存率为71%，阴性对照组为71%（P＝0.87）。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发现，供体HBsAg并非是影响移植物或患者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应用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是能改善接受HBsAg阳性供肝者移植物存活〔风险比（HR）＝0.23，95%可信区间（95%CI）0.06～0.81〕和患者存活（HR＝0.16，95%CI 0.04～0.75）的保护因素。本研究发现，应用HBsAg阳性供肝并不降低术后移植肝和患者的存活，此类受者接受HBIG治疗可提高安全性。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目的：符合米兰标准且肝功能尚可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的根治性方法包括肝切除（liver resection，LR）和尸体肝移植（cadave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CLT）。选用哪种方法作为一线治疗涉及到成本及资源的考量。本研究采用决策分析模型来估算符合米兰标准的HCC患者施行LR相对于CLT的成本效益。设计：应用马尔可夫队列模型模拟符合米兰标准的一组HCC患者，年龄55岁，肝硬化Child-Pugh分级A/B级，接受LR或CLT，术后终生随访。选取美国、瑞士和新加坡3个不同经济背景的国家进行分析。数据来源：系统回顾文献并结合新加坡及美国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PTN）数据库获得转移概率，通过公开来源获得供体器官利用及成本数据。结果：LR的质量调整寿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QALYs）为3.9，而CLT则较之高出1.4。CLT较LR的增量成本效益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在新加坡为111821美元/QALY，瑞士为156300美元/QALY，均在3个国家的成本效益的阈值以上。敏感性分析发现，CLT相关5年累积生存率、CLT的一次性费用和LR后5年累积复发率是所有成本中为敏感的指标。当CLT相关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超过84.9%（新加坡）或87.6%（美国）时ICER可降至阈值以下。而在瑞士，ICER则始终在成本效益的阈值以上。结论：在美国、瑞士和新加坡3个不同经济背景的国家，符合米兰标准且肝硬化Child-Pugh分级A/B级的HCC患者接受LR的性价比优于CLT。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胆道-空肠吻合术和胆道端-端吻合术是肝移植手术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患者的两种胆道吻合方式。但是哪种吻合方式能产生更好效果仍然存在争议。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价肝移植手术治疗PSC的两种胆道吻合方式与移植术后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肝移植手术治疗PSC的两种胆道吻合方式的资料，来源于9个电子数据库以及多个珍贵来源的资料信息库。收集确定了496篇文献，其中包括7个回顾性分析，共692例患者符合研究条件。胆道端-端吻合方式与临床结果的显著差异没有相关性，该分析包括两种胆道吻合方式在受者术后1年生存率〔优势比（OR）＝1.02，95%可信区间（95%CI）0.65～1.60，P＝0.95〕，受者术后1年移植物存活率（OR＝1.11，95%CI 0.72～1.71，P＝0.64），胆漏的风险（OR＝1.23，95%CI 0.59～2.59，P＝0.33），胆道狭窄的风险（OR＝1.99，95%CI 0.98～4.06， P＝0.06），以及PSC复发率（OR＝0.94，95%CI 0.19～4.78，P＝0.94）的比较。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肝移植手术治疗PSC的两种胆道吻合方式在受者1年生存率、移植物1年存活率、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风险及PSC复发率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供体因素可以影响肝移植受者术后丙型肝炎（HCV）的严重程度。活体肝移植供者通常较为年轻，冷缺血时间较短，可能对HCV感染患者更为有利。本文作者选取成人间活体肝移植研究队列（Adult-to-Adult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hort Study，A2ALL）中术后存活超过90天的HCV感染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4.7年，观察其是否出现严重肝纤维化（Ishak分期≥3）和移植物失功。活体肝移植（LDLT）患者严重肝纤维化5年累积发生率为44%，而尸体肝移植（DDLT）组为37%（P＝0.16）。接受肝移植时的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AST升高2倍时风险比（HR）＝1.38，P＝0.005〕和胆道狭窄（HR＝2.68，P＝0.0001）与严重肝纤维化相关，而LDLT则与严重肝纤维化无关〔HR＝1.11，95%可信区间（95%CI）0.73～1.69，P＝0.63〕。LDLT组患者和移植物的5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9%和78%，DDLT组分别为77%和75%（P＝0.43，P＝0.32）。HCV导致移植物失功的比例在LDLT组为27%、DDLT组为20%（P＝0.45）。胆道狭窄（HR＝2.25，P＝0.0006）、接受肝移植时的肌酐水平（肌酐升高2倍时HR＝1.74， P＝0.0004）以及AST水平（AST升高2倍时HR＝1.36，P＝0.004）与移植物失功相关，而LDLT则与移植物失功无关（HR＝0.76，95%CI 0.49～1.18，P＝0.23）。结论：供肝类型不影响HCV感染受者肝移植术后严重肝纤维化或移植物失功的发生。尽管LDLT可以缩短患者肝移植术前等待时间，但对术后HCV疾病进展并无明显益处。胆道狭窄是发生严重肝纤维化以及移植物失功的危险因素，接受肝移植时的高AST水平可能是移植后肝纤维化的重要预测因素。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肾功能不全在肝硬化患者多发，是预测患者肝移植术预后转归的重要因素，因此准确评估患者移植术前的肾小球滤过率（GFR）尤为重要。此类患者中血肌酐（Pcr）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其肾脏功能，血清胱抑素c的地位仍有争议。近年来，研究者已确立了普通人群中基于血肌酐和（或）胱抑素c的新型GFR预测公式，而在肝硬化患者中则较少涉及。一项来自巴西的研究评估了慢性肾病流行病学合作组公式（CKD-EPI-Pcr，CKD-EPI-CystC和CKD-EPI-Pcr-CystC）和经典的公式（4变量和6变量MROD公式，Hoek公式）在肝硬化患者肝移植术前肾功能评估中的作用。202例连续患者接受了菊酚清除率检测和Pcr及胱抑素c的检测。根据腹腔积液严重程度（无、轻度或顽固性）和肝肾功能状态（MELD评分≤还是＞15分，KDOQI分期等）评估GFR预测公式的效能。在全体患者中，基于胱抑素c的公式要优于基于血肌酐的公式（偏倚率低，准确率高10%~30%）。CKD-EPI-CystC公式在有明确肾功能不全〔GFR＜60 ml/（min·1.73 m2）〕的患者中预测效果好，无论患者腹腔积液的严重程度如何。研究结果提示，即使采用IDMS示踪酶法测定血肌酐，基于肌酐的GFR预测公式对肝移植术前患者仍不可靠。对于胱抑素c能可靠测定而GFR无法检测的患者，基于CystC的公式特别是CKD-EPI -CystC可推荐用于评估肾功能和KDOQI分期。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异体器官移植排异理论的发展，抗体检测技术的提高，引起了对肝移植术后抗体介导性排异（AMR）问题的重视。肝移植AMR的概念，借鉴了肾移植及其他器官移植的理论。AMR是体液性排异反应（humoral rejection），是指与移植物功能不全相关、具有急性组织学损伤、血清存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供体-特异性抗体（DSA）和组织出现 C4d沉积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种急性排异反应。关于肝脏AMR的发生率，文献报道不一，总体来讲比较低。AMR主要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以及肝细胞和胆管内皮的损伤。从目前肝移植供体和受体的情况来看，大约10%发生在ABO血型不合（ABO-I）的供体；从症状的角度来看，移植肝AMR的诊断要点有：①早期移植肝功能不全；②相关组织学表现；③高水平DSA；④肝组织弥漫性C4d线状强染色。抗AMR治疗后DSA水平下降、组织学改善和C4d沉积消失。
作者：丛文铭 刊期： 2014年第02期
乙肝肝移植术后需要使用核苷（酸）类似物联合定期注射人乙肝免疫球蛋白预防乙肝复发，停用其中的任何一种治疗，都会大幅度地增加乙肝复发的风险，即使是术前为乙肝“小三阳”、HBV-DNA阴性的患者，术后2年后停用核苷（酸）类似物，单独使用定期注射人乙肝免疫球蛋白预防乙肝复发，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乙肝复发的风险。
作者：王旭；陈虹 刊期： 2014年第02期
动脉置管是近年来应用于临床的一种动脉穿刺置管术。利用动脉留置针穿刺采集动脉血标本，对危重患者进行动态血气分析、电解质及动脉血压监测，既可以及时迅速取得标本，为抢救节省时间，又可避免反复穿刺导致的局部损伤并发症，减少患者痛苦，利于抢救、治疗及病情的动态观察。有研究显示动脉血查凝血酶原时间（PT）、电解质及其他生化检查结果跟静脉血结果无明显差异［1］。肝、肾移植术对于患者是一种创伤很大的手术，尤其肝移植的患者，术前、术后凝血功能很差，为了减少穿刺失误率，提高工作效率，减轻患者痛苦，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2年1月至2013年6月，对40例需要反复多次抽血监测的器官移植患者留置了动脉留置针，无一例发生并发症，现将穿刺、观察以及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作者：殷娟 刊期： 2014年第02期
整体护理是继1994年美籍华裔袁剑云博士提出的系统化整体护理之后发展起来的护理工作模式，其核心是以现代护理观为指导，以护理程序为框架，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身、心、社会、文化需要提供优质护理［1］。本科于2011年5月31日收治1例高空坠落至腹部闭合性损伤、颅脑损伤合并肋骨骨折患者，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取得良好效果，现将护理体会汇报如下。
作者：杨春艳；王颖；王乐天；毛莎 刊期： 2014年第02期
原位肝移植已成为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主要手段之一，有效地提高了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率［1］。但是如果出现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则导致肝移植受者预后较差，制约了肝移植术治疗肝癌的疗效［2］。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及亚太地区中，肝移植术后患者服用多吉美后，总生存期延长约44%～47.3%［3］。多吉美除具有与其他化疗药物相似的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等）外，还会引起手足皮肤反应、皮疹、疲乏、腹泻等。对本科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肝移植术后接受多吉美治疗导致手足综合征的患者进行观察，给予有效护理干预，现将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作者：刘炜 刊期： 2014年第02期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的治疗方法之一，与透析相比，它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生存率［1］。随着对急性排斥反应的有效控制，术后早期移植物存活率越来越高，目前维持移植肾长期功能及患者长期生存率已成为临床工作的重点。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预防排斥药物，有免疫抑制、抗炎、抗淋巴细胞的效应［2］。糖皮质激素能有效降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但它与术后出现的高血压、糖耐量异常、高脂血症、骨病、眼病、发育迟缓、肥胖、感染密切相关［3］。
作者：高宇；付迎欣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糖皮质激素已经在临床使用了近80年，在器官移植领域使用的糖皮质激素主要包括泼尼松、泼尼松龙、甲泼尼龙。在器官移植中，糖皮质激素起到了抗炎和免疫抑制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1］：①糖皮质激素受体在胞质内广泛表达，将信号导入细胞核，从而干扰抗原提呈、细胞因子的产生、增殖反应的起始。②糖皮质激素能促使循环中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重新分布，从外周循环聚集到淋巴结和淋巴器官，从而阻止淋巴细胞识别、提呈抗原。③糖皮质激素还能减少前列腺素和其他炎性介质的产生，这些炎性介质会强化免疫效应细胞对移植物的作用，上调异种抗原的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因此，糖皮质激素被广泛应用于器官移植领域，在肺移植中，术前、术中、术后都有糖皮质激素的参与。
作者：刘东；陈静瑜 刊期： 2014年第02期
近些年心脏移植患者治疗方案虽然已经明显减少了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但是对患者长期预后的改善作用有限。目前免疫抑制剂应用方面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疗效和毒性之间的治疗窗狭窄。为了减少不良反应，提高长期生存率，多个研究试图减少或停用特定的免疫抑制药物，通常将目标指向糖皮质激素。在肾移植患者中对是否需要应用或减少剂量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排斥反应方面存在的争议，在心脏移植患者应用中同样存在。由于糖皮质激素的免疫抑制机制、药代动力学与临床用药相关，本文将其与糖皮质激素应用期限和剂量，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一并进行叙述。
作者：黄洁；郑哲；胡盛寿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现行的免疫抑制方案，已明显减少了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但长期预后仅得到轻微改善。目前，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主要挑战是疗效和毒副作用之间狭窄的治疗窗。为减少药物毒副作用，很多研究尝试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或种类，其中常见的就是糖皮质激素。但至今，关于糖皮质激素预防排斥反应和适当的给药策略，仍尚未达成共识。过去的许多研究通过十年以上的随访，已证实了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或撤除对于临床预后的影响，包括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移植肾功能及毒副作用。
作者：王振；付迎欣 刊期： 2014年第02期
Starl等［1］自20世纪60年代即开始应用激素（GC）治疗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毫不为过的说，正是由于GC的出现，器官移植才得以从动物实验阶段真正开始向临床应用过渡。时至今日，GC仍是预防及治疗器官移植术后严重排斥反应的首选方案。然而，长期应用GC治疗可能产生一系列严重并发症，主要包括消化性溃疡、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等［2］。此外，由于过量使用GC所产生的严重免疫抑制、糖耐量减低、高脂血症、高血压等，可显著增加严重感染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降低患者及移植物的存活率［3］。为了避免以上严重并发症，提高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靶向性更强的免疫抑制剂不断问世，如何应用新型免疫抑制剂代替GC成为了当今移植界广泛研究的首要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肝肾移植领域逐渐开始采用不包含GC的免疫抑制方案，或在术后早期逐渐减少、终停用GC的免疫抑制方案，目前已成为包括胰腺、小肠等实体器官在内的多种移植免疫抑制首选方案［4］。
作者：毛琦；李幼生 刊期： 2014年第02期
自1923年被发现以来，维生素D在机体钙磷代谢中作用已为人们所熟知，1,25-二羟维生素D3是其活性形式。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脂溶性类固醇激素，其在免疫功能调节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亦有学者尝试将其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应用到肝移植领域。本文拟对其免疫调节机制及其在肝移植中的应用做一综述。
作者：方振宇；杨涛 刊期： 2014年第02期
如果将药物比喻为天使手中的一把“双刃剑”，那么糖皮质激素无疑是经典的例子。医学界对糖皮质激素的态度和看法，可谓是“爱恨交加”，两个多世纪以来，争议连绵不绝。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期间，糖皮质激素救过许多性命，也造成许多难解的医学和社会问题。医生们用之心悸，弃之不舍。2011年我国发布了《糖皮质激素应用指导原则》［1］，以规范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大限度降低糖皮质激素应用过程中的不良反应。该指导原则明确指出：免疫抑制剂治疗是预防和治疗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主要措施。糖皮质激素是器官移植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尤其长期应用又具有明显不良反应，甚或影响器官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本文就糖皮质激素在肝移植围手术期内应用的相关临床问题进行粗浅探讨分析。
作者：刘懿禾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糖皮质激素（GC）是一类具有重要生理及药理作用的甾体激素，它除了调节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外，还参与机体的应激反应、调节免疫，在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预防和治疗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GC通过与其受体糖皮质激素受体（GR）结合成复合物（GC-GR）而发挥作用。
作者：段丽君；江霞 刊期： 2014年第02期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自2013年1月创刊以来，以其独特的专业视角、新颖的栏目编排和注重解决临床实用问题为办刊特色，得到了全国广大器官移植工作者的重视和好评。期刊编委会在本期重点推出肝脏移植病理专题，聚焦到了我国肝脏移植外科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作者：丛文铭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由器官移植学分会举办的“中国器官移植峰会暨器官移植医师高级研修班”（项目编号：医会学术［2014］-P02-02-215）将于2014年11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会期5天。我国的器官移植整体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但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并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仍有很大差距，各移植中心的发展和不同器官的移植状况极不平衡。在专业技术方面，有许多难点诸如：慢性排斥反应发病机理及其对策、移植免疫耐受的诱导、肝移植后乙肝病毒再感染的预防和处理、如何提高移植物长期存活率等尚未解决，需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我国器官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启动心跳死亡供者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面临居多挑战。为了提高中青年移植医师的专业基础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提高我国移植的整体水平，本项目旨在跟踪国际上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就本领域许多难点问题如：慢性排斥反应发病机理及其对策、肝移植后乙肝病毒再感染的预防和处理、如何提高移植物长期存活率等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并解答他们在临床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联系人：徐骁，联系电话：0571-87236616。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由生殖医学分会举办的“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实验室学组第四次学术会议”（项目编号：医会学术［2014］-S05-02-101）将于2014年3月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会期3天。人类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已经在临床应用多年，但很多有关的实验室操作方法仍然来源于早期的动物实验或者仅仅来自操作者的经验。而我国已经建立的数百家生殖中心，每年为数万不育夫妇带来至少1万名以上的新生儿，解决了大量不育症夫妇的痛苦，但是国内的众多胚胎学家给患者的卵母细胞进行授精、胚胎培养等技术操作的方法，依然来源于国外九十年代后的普遍做法，而不是经过严谨的比较研究得出的佳方案。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作为一种医疗措施，和其它众多的医疗措施相比，缺乏相关的证据来证明目前采用的操作方法的有效性、安全性。项目希望通过邀请国内外在相关技术方面有一定经验的胚胎学家，并结合一些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结果，对人类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实验室操作中胚胎发育潜能的评估方法进行剖析，从而改善胚胎选择的效率，使我国的生殖中心能够尽可能多地采用相对优越的操作方案，改善妊娠结局，减少多胎，提高安全性。联系人：孙正怡，联系电话：010-69156223。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由手外科学分会举办的“全国手部功能重建研讨会暨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分会华北地区第十届手外科学术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手外科学术会议”（项目编号：医会学术［2014］-S06-02-106）将于2014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会期3天。因外伤、感染、肿瘤切除或先天性疾病等原因造成手部骨关节、神经、肌腱损伤，造成手部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的患者日趋增多，如何合理处理、重建手部功能是当今手外科一个难题。常用手法整复后经常容易发生错位、成角、旋转、脱位或重叠等，神经、肌腱等软组织损伤修复后粘连等，克氏针固定强度无法满足早期功能锻炼的需要等不足。近年来随着转化医学的发展，神经桥接物、防粘连膜、微型钢板等的应用，使神经缺损、肌腱粘连等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手部骨折固定可靠，可早期功能锻炼，获得效好疗效。可吸收内固定物固定应用已有报道，既能达到内固定要求，又能避免第二次内固定物取出手术。闭合打钉技术和设备要求高，运用较少。手部骨关节缺损多用自体骨修复，也有使用同种异体骨、人造骨、人工关节置换等手术，应用显微外科骨关节移植取得一定疗效。手部功能重建治疗方法虽多，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治疗标准。通过交流提高手部功能重建的治疗水平。联系人：王继宏，联系电话：0471-6351251。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管理工作，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指的人体器官捐献是当一个人死亡后，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以自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给国家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用于救治因器官衰竭而需器官移植的患者，使其能够延续生命，并改善其生活质量。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2期
大泡性脂肪肝大于30%可显著增加肝细胞对缺血/再灌注（I/R）损伤的敏感性，是肝移植术后发生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肥胖、老年人群的增多，脂肪肝的发生率越来越高，从而影响供肝的来源及质量。一些研究表明，在植入前对供肝进行一些代谢干预可降低供肝的脂肪含量。这个设想已经在一些活体肝移植得到了成功验证。但是，尸体供肝需要在体外对植入前肝脏进行处理。一些动物实验已建立了体外对离体肝脏进行常温灌注的模型。据此，我们推测通过体外灌注脱脂肪的过程可能增加供体的来源。本人将就目前关于脂肪肝加剧I/R损伤的机制，以及目前对于该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做一综述。
作者：王卫利(译) 刊期： 2014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