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规范的移植术后护理干预对肝移植患者依从性的影响，将医疗干预延续至院外及家庭，以减少不遵医疗行为导致的移植器官损害。方法在本院移植医学中心随访门诊处，随机抽取进行术后随访的肝移植患者40例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针对不同患者需求以及年龄、经济、文化、移植术后时间等影响随访的因素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应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年龄、经济、文化、移植术后时间的不同导致患者对随访的需求不同，进而影响随访频率及随访效果，导致依从性下降。在移植术后依从性中，年轻患者及术后时间≥1年的患者在生活习惯依从性及自我监测依从性方面表现较差，且自费患者生活习惯依从性较医保患者差（均P＜0.05）。结论合理的护理干预可以提高随访频率及随访效果，根据患者个体差异制定不同随访计划以满足患者不同时期需求，可以增强移植患者的依从性，有助于提高术后长期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作者：周鑫；叶啟发；姜雨笛；李双卉；王彦峰；贺学宇 刊期： 2014年第04期
目的：通过观察家兔血清抗体产生情况、淋巴细胞增殖情况及免疫器官组织变化，探讨DNA免疫吸附柱配基DNA的免疫原性。方法选择健康家兔24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DNA高剂量组、DNA低剂量组、DNA低剂量加佐剂组、空白对照组，每组6只。采用双向琼脂扩散实验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抗体效价；取肝、肾组织进行病理学观察。取脾脏分离淋巴细胞，分为双链DNA实验组、非特异性免疫刺激剂刀豆蛋白（ConA）阳性对照组及细胞培养液阴性对照组，分别与兔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体外培养，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比色法观察脾淋巴细胞增殖数。结果双向琼脂扩散实验结果显示，双链DNA不能刺激兔免疫系统产生相应抗体；ELISA检测结果显示，双链DNA无免疫原性，不能刺激兔产生相应抗体（F＝1.183，P＝0.341）；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DNA实验组脾脏淋巴细胞增殖数（A值）分别为0.241±0.040、0.850±0.070、0.576±0.078，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183，P＝0.336）；组织病理学观察结果提示未见病理改变及淋巴组织增生。结论 DNA免疫吸附柱配基DNA不能刺激兔产生特异性抗体；不能刺激免疫后兔淋巴细胞增殖，无免疫原性。
作者：董凡；孙万邦；刘学东 刊期： 2014年第04期
目的：了解并探讨肝移植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变化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方法选择解放军三〇二医院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进行的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患者60例。通过临床观察和沟通的方式，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肝移植受者进行调查，比较受者手术前后的抑郁评分，并记录术后不同时间段的抑郁发生率。结果随着肝移植术后时间的延长，肝移植受者的抑郁评分不断降低，术前半个月与术后半个月抑郁评分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59.30±3.51比48.07±4.93，P＜0.05）；且发生抑郁的肝移植受者数量不断减少，其发生率不断降低（术后1～3个月、4～6个月、7～12个月的抑郁发生率分别为31.7%、26.7%、20.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重视肝移植患者的心理变化，并采取有效心理疏通和针对性护理，能够有效避免心理问题的发生，提高移植患者的生存质量。
作者：徐仿；褚静茹；刘琼；张萍；韩丹 刊期： 2014年第04期
目的：回顾性分析成人肝移植患者术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发生和临床危险因素，探讨胆红素对ARDS发病和预后的影响。方法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选择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成人（年龄≥18岁）肝移植患者，所有数据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移植数据中心。诊断标准采用2011年ARDS柏林新定义，将患者分为ARDS组和非ARDS（No-ARDS）组两组，均采用全身麻醉。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情况，实验室检查如总胆红素、肌酐、电解质（K+、Na+）及预后情况。数据分析软件采用IBM SPSS 20.0软件。结果1335例肝移植患者中有57例术后出现ARDS，发生率为4.3%；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和术前是否已经气管内插管两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电解质和肌酐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总胆红素在术前〔（411.01±322.16）μmol/L比（250.17±271.04）μmol/L〕和术后第7天〔（164.84±146.55）μmol/L比（84.13±91.83）μmol/L〕ARDS组明显高于No-ARDS组（均P＜0.05）；经logistic分析，术前总胆红素≥324.9μmol/L（P＝0.013，95%CI＝1.164～3.578）和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188.1μmol/L（P＝0.001，95%CI＝1.488～5.331）是ARD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ARDS组1年病死率明显高于No-ARDS组（6.10%比3.30%，P＝0.033）。结论①肝移植术后ARDS发生率为4.3%，是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②胆红素对ARDS的作用与剂量有关，术前总胆红素≥324.9μmol/L、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188.1μmol/L是术后ARDS发生的危险因素。
作者：赵蔚；Victor W.Xia 刊期： 2014年第04期
肝脏疾病是当今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类疾病，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炎（如脂肪性、酒精性、病毒性和自身免疫性）、肝纤维化和肝癌。白细胞介素-22（interleukin-22，IL-22）作为一种新兴的CD4+Th细胞因子，表现为促炎和促进组织修复的双重效应，在肝脏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渐渐被人们所了解［1］。IL-22参与免疫系统介导的病理过程，以多样化的角色参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2］。近年对于IL-22的研究为IL-22在肝病治疗中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IL-22将有望成为治疗肝病药物的新靶点。
作者：刘子荣；张雅敏 刊期： 2014年第04期
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是肝移植后一种罕见的并发症，但病死率极高。GVHD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是发热、皮疹、腹泻以及骨髓抑制等，终常因全身感染或骨髓衰竭而死亡。在器官移植中，骨髓移植后GVHD的发生率非常高。可达25％～65％［1］，而肝移植后发生GVHD很罕见，但结果通常是致命的。由于肝移植术后GVHD的发病率极低，医学界目前尚未形成肝移植术后GVHD明确的治疗方案，其病死率依然很高［2］。
作者：马明；蒋文涛 刊期： 2014年第04期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目前名列美国肝移植（LT）适应证的第三位，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升至首位。而肝移植受者中NASH相关肝细胞癌（HCC）情况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了美国器官共享网络（UNOS）登记的全国性数据，回顾性队列研究2002年至2012年间美国成人HCC肝移植受者的病因趋势。2002年至2012年美国共61868例成人接受LT，其中包括10061例HCC患者。2002年应用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系统后，以HCC接受LT的受者总数及比例明显上升〔2000年为143例（3.3%），2005年为714例（12.2%），2012年为1336例（23.3%）〕。2002年至2012年间丙型肝炎病毒（HCV）相关HCC的比例逐渐上升，且MELD时代HCC的首要病因始终为HCV（2002年为43.4%，2007年为46.3%，2012年为49.9%）。NASH相关HCC病例也明显增加，并且成为HCC行LT的第二大病因（2002年为8.3%，2007年为10.3%，2012年为13.5%）。2002年至2012年间，继发于NASH的HCC行LT患者数量增长了近4倍，而继发于HCV的HCC行LT患者数量增长了2倍。结论：在美国NASH已成为导致HCC行LT的第二大病因。更为重要的是，NASH是美国目前以HCC进行LT患者中增长迅速的病因。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4年第04期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新策略，肩负着随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到不断增加的患者和移植物存活率的责任。有几个基本的例外情况，尤其是继续使用类固醇和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其药物和治疗方案与30年前所用不同。虽然由于急慢性排斥反应而引起的移植物失功已经比较少见，但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已经给患者带来沉重的打击。虽然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的使用受其肾毒性和其他不良反应的影响而受阻，但它仍然是免疫抑制治疗的骨干。因此，各种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减量或撤出策略成为了临床基础研究的题目或已进入临床实践中，这些基础研究包括依维莫司、mTOR 抑制剂和抗-白细胞介素-2受体抗体的使用。巴利昔单抗和其他淋巴细胞消耗因子，在诱导治疗方案中已显示出优越性。随着类固醇激素的减量或不用，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当前策略是探索新型联合因子，目的是在减少排斥反应和避免免疫抑制剂的不良反应之间取得平衡。在回顾审查中也探讨了长期维持策略，如发展兼容或抗体介导排斥反应。
作者：马宁 刊期： 2014年第04期
目的：对儿童肝移植受者中CD4+T淋巴细胞内三磷酸腺苷（iATP）含量（ImmuKnow法）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与受者临床状态的关系。方法本研究共纳入63例儿童肝移植受者，将其分为临床稳定组和感染组，分析CD4+T淋巴细胞内iATP含量与感染的关系。结果63例患儿中，共有35例（55.6%）患儿进行了iATP的系统检测，共计120例次。其中，39例临床稳定组患儿的64例次iATP的平均值为（372±225）μg/L，且个体差异性较大。与临床稳定组患儿相比，24例感染组儿童受者的iATP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系统监测显示，随着感染进展，iATP水平均值显著下降（P＜0.001），且随着感染好转，其水平又有所升高（P＝0.036）。另外，12例iATP水平偏低（iATP＜225μg/L）的临床稳定组患儿中，并未发现活动性感染，而8例感染组患儿中，其iATP水平却偏高（iATP＞225μg/L）。结论与临床稳定组的患儿相比，感染组患者的iATP水平更低，且随着感染好转，其水平逐渐升高。本研究发现，iATP水平的个体差异性较大，提示iATP水平检测可能只是反映患儿免疫状态的一个指标。iATP水平的系统监测将更有助于提示儿童肝移植受者免疫状态变化。
作者： 刊期： 2014年第04期
主要内容一肝的八段肝脏的组成为两个部分：主肝和尾叶（尾段）。主肝分为2个半肝、4个区和7个段（每一个段都有自己独立的单位：动脉、静脉、胆管），中央段（4、5、8段）可再细分为亚段。尾叶分为3个亚段。
作者：刘允怡 刊期： 2014年第04期
主要内容1活体肝脏移植（LDLT）简介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国完成肝移植25576例次，其中LDLT 1888例次。2006年9月本中心完成第一例LDLT，目前，本中心LDLT总数超过600例。本中心是中国大陆采用含肝中静脉右半肝供肝术式多的中心，已完成200余例该术式的亲体肝移植手术。
作者：沈中阳 刊期： 2014年第04期
主要内容：Glissonian鞘从肝外包裹到肝内，鞘内包裹着“门的三支”（肝动脉、门静脉和胆管分支），在肝门时称为肝蒂（主肝蒂，左、右肝蒂，区肝蒂和段肝蒂）。
作者：刘允怡 刊期： 2014年第04期
肝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的一种成熟手段，随着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严重的供体器官短缺越来越成为阻碍肝脏移植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使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器官移植医生尝试了多种手术方式，如成人间亲属活体供肝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等术式，但是这些仍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器官需求。目前，我国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与术后受者存活时间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在器官来源方面却存在着巨大差别。国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多以脑死亡供肝为主，心脏死亡供肝为辅，而我国的供者情况则是以尸体为主。由于缺少脑死亡的立法，虽然可以根据脑死亡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判定供者是否符合临床脑死亡［1］，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支持，仍需等待撤除对供者的呼吸与循环支持，待供者呼吸循环完全停止后才能进行器官获取。
作者：郑章强；朱志军 刊期： 2014年第04期
糖皮质激素是早应用于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的免疫抑制剂。但随着更有效、更安全的免疫抑制剂逐渐应用到临床，很多移植中心开始探索如何在尽量少地应用激素的情况下完成肝脏移植。钙调蛋白抑制剂（CNI）现已成为免疫抑制方案的核心药物，巴利昔单抗等抗体类药物也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但在肝移植中仍有与激素相关的各种课题有待研究。本文对激素撤除免疫抑制方案、激素与排斥反应、激素与肝癌肝移植、激素与丙型肝炎肝移植、激素与自身免疫性肝炎肝移植、激素与儿童肝移植受者的生长发育等方面问题进行简要的文献回顾。
作者：史瑞；沈中阳 刊期： 2014年第04期
肝移植术中大量失血是困扰移植团队的难题之一，也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准确评估患者术前状态，预测术中出血的风险，据此制定麻醉管理中的干预方案，是肝移植手术团队，尤其是麻醉医生的核心任务。抗纤溶治疗作为肝移植手术中减少术中失血的重要手段之一，已经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本文对其中常用药物抑肽酶（AP）、6-氨基己酸（EACA）和氨甲环酸（TA）在肝移植手术中的应用进行了回顾，同时介绍了近年来关于AP的新观点。
作者：张欢；马晓冉；孙晓晨 刊期： 2014年第04期
卫生部关于印发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为了规范和加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肝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肾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心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和《肺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作者：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 刊期： 2014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