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师和律师都认为建立一套明确、有效的法律法规以监督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当包括遗体在内的捐献过程是否合法尚不被公众所认知和确信的时候尤为重要。这些法律条款理论上讲应当是清楚、易懂且方便实用的，应为建立和提高器官捐献的公信度提供依据和保障，而且并不对已形成的器官捐献标准形成任何阻碍。
作者：孙纪三 刊期： 2015年第02期
现代器官移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共同成果，其在涉及医学技术、材料、运输、通讯等硬件的同时，更涉及了法律、伦理、教育、信仰等软件内容。随着移植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中国年度器官移植例数已位居全球第二位，但人口、疾病、宗教、人文及器官来源方式等因素加剧了供体短缺形势。器官移植立法的滞后性及各移植中心的自由竞争式运行模式阻碍了中国器官捐献与分配工作的效率及规范性。在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历经了数十年的法制化历程，并呈现出健康、有序的发展态势。本文以法制与体制建设为主线，概括介绍美国器官移植的历史与现状，旨在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完善与进步提供参考。
作者：李姗霓；高伟；郑虹 刊期： 2015年第02期
以1968年8月8日札幌医科大学和田寿郎主持完成的全球第30例心脏移植为开端，日本在器官移植领域进行了科技与伦理、法律的广泛探索，且成绩斐然。日本的首部《器官移植法》于1996年12月提出，从1997年10月16日开始施行；在首部法律运行12年后，于2009年7月重新进行了修改［1］。本文着重介绍新修订的《器官移植法》（简称《新法》）的产生背景及主要修订事项。
作者：李俊杰；徐光勋；郑虹 刊期： 2015年第02期
每当讨论到如何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时，总有人发表意见，认为如果法律上能够实现假定同意的政策，将会大大增加器官捐献者的数量。而往往提到这一论点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将西班牙在器官捐献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作为自己的论据，因为西班牙的公民死亡后捐献率曾经在全世界高（2009年达到每百万人口34.4名捐献者［1］）。这一傲人成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假定同意这一法律规定的直接结果。但实际上，这其中存在着极大误解。如果假定同意的法律规定真是打开器官捐献之门的金钥匙，为什么其他有着相似法律条文的国家却不能获得相同的成功［2］？西班牙整体的捐献体系在获得如此成功的背后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作者：张玮晔 刊期： 2015年第02期
经过多方协作、积极探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正在引领器官移植事业步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然而，与国外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相比，我国还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作为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的核心环节--工作队伍亟待加强。规范协调员资格准入，提升专业素质及职业道德修养，加强业务考核评价是依法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队伍建设的核心。
作者：高新谱 刊期： 2015年第02期
目的比较采用体层摄影术（CT）、磁共振成像（MRI）图像进行肝体积影像学测量的准确性。方法电子检索Cochrane图书馆、中英文文摘数据库（Medline、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摘数据库）和期刊全文数据库（Springer、OVID、Sciencedirect、Ebsco、CNKI、万方、维普等），获得利用CT或MRI设备测量全肝体积的中英文文献，根据Cochrane协作网推荐的诊断试验纳入标准筛选文献，根据CT、MRI成像设备分组后进行质量评价，采用基于统计分析软件R的循证医学软件包Meta对纳入文献提取信息进行异质性检验，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恰当的效应量合并模型进行荟萃分析，分别对纳入的CT和MRI研究进行加权合并及组间比较，合并效应量为影像学测量肝体积和实际肝体积的加权平均差，后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发表性偏倚分析。结果符合纳入标准的17篇文献报道了37项研究，包括351例患者。异质性检验显示CT组（I2＝0%，Q＝4.93，P＝0.9998）和MRI组（I2＝0%，Q＝0.92，P＝1）纳入研究均不具异质性。各组效应量合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CT和MRI组影像学测量肝体积和实际肝体积的加权均数差值分别为21.7063 ml〔95％可信区间（95%CI）＝-8.0154～51.4640 ml〕和20.9518 ml（95％CI＝-60.4360～102.3395 ml）。两组的影像学测量肝体积和实际肝体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CT组：Z＝1.4297，P＝0.1528；MRI组：Z＝0.5046，P＝0.6139），两组的汇总结果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Q＝0，P＝1）。各组汇总结果稳定性好，敏感性分析中逐一排除纳入研究或改变效应量合并模型时，合并结果无明显变化，各纳入研究不存在发表性偏倚，漏斗图各纳入研究对称分布，Deeks线性回归分析不存在显著性（CT组：t＝-1.8820， P＝0.0752；MRI组：t＝0.0015，P＝0.9989）。结论采用CT和MRI图像都可以进行准确的肝体积影像学测量，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患者利益的图像采集方法。
作者：龙淼淼；李艳艳；牟玲；于文娟；刘铁；沈文 刊期： 2015年第02期
目的探讨脉冲多普勒Tei指数评价原位肝移植（OLT）术前肝硬化患者的左心及右心功能的价值。方法选择2014年5月至9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38例OLT术前肝硬化患者作为肝硬化组，27例年龄相匹配的正常人作为正常对照组，两组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测量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右心室射血分数（RVEF）、二尖瓣及三尖瓣舒张早期血流峰值（E峰）、舒张晚期血流峰值（A峰），计算并比较E/A比值及Tei指数。结果 OLT术前的肝硬化患者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心房收缩末期内径（LADs）、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RADs）、右心房收缩末期内径（RADd）、LVEF、RVEF、E/A比值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肝硬化患者左心室Tei指数（0.56±0.12）、右心室的Tei指数（0.46±0.10）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分别为0.41±0.07、0.37±0.06），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脉冲多普勒Tei指数是评估心功能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可靠方法，可用于评价OLT术前肝硬化患者的心脏整体收缩和舒张功能，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作者：郝晓晔；唐缨 刊期： 2015年第02期
目的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婴幼儿肝移植术后肝动脉检测的意义。方法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57例婴幼儿肝移植患者术后进行肝动脉检测，观察有无血流信号，肝动脉收缩期流速（S）、舒张期流速（D）及S/D情况。随访时间短2个月，长9个月。收集所有患者的动脉检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52例患儿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肝动脉血流通畅，未见明显异常；5例患儿分别在术后5～8天内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于肝门部及肝内均未探及到动脉血流信号，考虑肝动脉血栓形成，3例经血管造影证实、1例经超声造影及增强CT证实，1例超声出现假阳性，血管造影显示肝动脉未见明显异常。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肝动脉检测的诊断符合率达98%。结论彩色多普勒超声为婴幼儿肝移植术后动脉的监测及并发症的早期诊断提供重要的依据。
作者：李菊香；唐缨 刊期： 2015年第02期
目的调查国内潜在供者家庭成员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及其移植的意向及态度。方法这项研究通过预约会面或电话问答，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对DCD潜在供者的家庭成员完成了这一调查。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以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医师和供者家庭的信息反馈，我们终总结出了包含12项问题的调查问卷，基于参与者的回答我们给予相应的5级Likert评分。结果174例参与者包括女性56例（32.2%），男性118例（67.8%）。绝大多数人年龄分布于41～50岁（n＝63，36.2%）、31～40岁（n＝59，33.9%）以及≤30岁（n＝36，20.7%）。意向调查结果表示同意的前5名问题分别为：① DCD劝捐工作的佳人选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②供者是英雄（n＝143，82.2%）；③以身为供者家庭成员为荣（n＝136，78.2%）；④器官捐献后，与同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n＝124，71.3%）；⑤与器官受者的关系得以加强（n＝12370.7%）。DCD劝捐工作的佳人选顺序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非移植专业医生（n＝104，59.8%）、社会工作者（n＝36，20.7%）及移植医生（n＝25，14.4%）。潜在供者家庭成员不同意捐献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死后全尸”的认知，不愿再因器官切取手术而遭罪（n＝51，41.5%）；怕引起邻居、亲戚及朋友的误解（n＝28，22.8%）。结论这项研究揭示了目前国内人们对于DCD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得到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关注潜在DCD供者及其家庭所思所想将有助于专业人士将来更好的实践。。
作者：潘晓鸣；薛武军；刘林娟；项和立；丁晨光；任莉 刊期： 2015年第02期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病因、诊断及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例肝移植术后疑诊GVHD患者的病情进展、组织学特点及治疗经过，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患者于外院行肝移植术，术后2周先后出现发热、癫痫、皮疹、骨髓造血停滞等症状，经抗感染治疗无效，病史结合皮肤活检、骨髓涂片镜检、T细胞亚群等检查，考虑GVHD，停用免疫抑制剂，甲泼尼龙1 g静脉滴注，皮疹消褪，但整体病情进展，于术后3周患者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结论肝移植术后GVHD为一种致命的并发症，病死率高达75%以上，目前尚无确诊标准，本文结合该病例特点，复习肝移植术后GVHD相关文献，并提出待解决问题，以期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并指导临床工作。
作者：杨靖波；于立新；刘懿禾；李娜 刊期： 2015年第02期
刘允怡，肝胆胰外科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卓敏外科讲座教授及和声书院院长。2002-2004年任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及2009-2011年任亚太地区肝胆胰协会会长，并于2012年获选为香港医务委员会主席（2012-2015年）。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荣获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香港外科医学院荣誉院士。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肝移植中心和肝癌诊疗研究组。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以“肝段为本”的肝切除方法，即根据血液供应和胆管引流特征提出肝背扇区分为解剖亚区的概念，对肝癌和肝门胆管癌根治切除和劈裂性肝移植均有实际的临床指导意义。统一了国际上在肝脏解剖和肝切除手术的规范名称。率先应用90钇微粒为晚期肝癌治疗，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应用化疗、免疫联合治疗使不能切除的肝癌能以手术切除。很早开展活体肝移植手术，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肝移植的创始人之一。获得吴阶平医学奖及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金章，并于2013年获银紫荆星章。
作者：刘允怡 刊期： 2015年第02期
①腹壁切口小，外观更好；②减少住院时间；③减少手术后疼痛；④手术对肠道功能影响小，早期即可进食；⑤在合并有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患者中，减少手术后腹腔积液的发生；⑥减少手术后形成的粘连；⑦对机体免疫功能影响较小。
作者：赖俊雄；刘允怡 刊期： 2015年第02期
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当前彻底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原位肝脏移植术，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60%～80%。但因为患者手术前后自身病理、生理及心理变化的特殊性，术后肿瘤的转移复发率达到10%～20%［1］。肺是肝癌肝外转移常见的器官，约占所有肝外转移的55%［2］，放疗、化疗的治疗效果不甚理想而且不良反应大。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术作为肿瘤复发介入治疗的重要方法，经CT 引导精确植入肿瘤内，通过持续释放低能量γ射线，破坏肿瘤细胞DNA 双链结构而不损伤正常组织，杀伤肿瘤细胞［3］，被广泛应用于肝移植术后肝癌转移复发的治疗中。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对2014年1月至11月收治的10例肝移植术后肺转移患者进行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治疗，在治疗过程中，1例患者出现焦虑， 1例患者出现气胸，经过治疗和护理，顺利出院，现报告如下。
作者：李颖 刊期： 2015年第02期
肝组织活检在肝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有大量腹腔积液及严重凝血功能异常的患者，应用经皮穿刺肝活检发生腹腔内出血的风险很高，为其禁忌证［1-4］。在这种情况下，经颈静脉入路肝活检则是一种理想的替代和补充。经颈静脉肝活检（TJLB）是一种得到确认的获取肝组织标本的技术［1-2］。尽管与经皮穿刺肝活检比较，TJLB 操作复杂，需要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费用，但在一些特殊的临床情况下却是一种安全的替代技术，可获得充足的肝组织进行病理诊断以确定进一步治疗方案［3］。另外，经颈静脉进行肝组织活检还可以进行肝静脉造影，测量肝静脉压力及肝静脉楔压。目前，几乎所有介入放射科医师都使用半自动切割式活检系统采集样品。本文就TJLB 适应证、禁忌证、操作技术规范及文献报道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作者：高海军 刊期： 2015年第02期
自1887年德国完成世界首例肝脏切除术后，肝脏外科已经走过百年多历程。近年来肝脏外科发展迅速，精准肝切除、解剖性肝切除已成为肝切除的主流手术方式，要求手术者在追求彻底清除目标病灶的同时，确保剩余肝脏解剖结构完整和功能性体积大化，并大限度控制手术出血和全身性创伤侵袭，终使手术患者获得佳康复效果［1-2］。
作者：王金伟；张雅敏 刊期： 2015年第02期
我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手术技术不够完善、生存率低、免疫抑制剂缺乏等因素的制约，经过一段尝试之后，陷入停顿。随着新型药物的研发成功，同时20世纪90年代一些海外中青年学者学成归国，在老一辈移植专家带领下，使2000年之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目前，我国器官移植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肝脏、肾脏、心脏、肺脏以及胰腺、小肠等移植手术均已成熟开展。
作者：沈中阳；高新谱 刊期： 2015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