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正常及肝纤维化小鼠行肝脏大范围切除后的肝再生情况，研究肝纤维化对肝切除后肝脏损伤和肝再生的影响。方法选择120只C57/BL6小鼠，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60只。实验组背部皮下注射40%四氯化碳（CCl4）玉米油溶液诱导肝纤维化模型，对照组给予等量玉米油。6周后肝纤维化成模，两组行肝左、中叶切除。分别于术后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处死小鼠，采集血液标本与残存肝脏组织，检测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肝组织病理，肝重体重比值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观察肝脏损伤及再生差异。结果肝切除后，实验组各时间点ALT、AST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均在12小时达到峰值，且与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ALT（U/L）：923.11±41.26比869.55±33.65；AST（U/L）：976.69±48.65比744.77±21.42，均P＜0.05〕；肝脏病理显示，实验组正常肝小叶破坏，有假小叶形成，肝细胞索排列紊乱，肝细胞出现变性坏死，损伤较重，而对照组肝小叶及细胞形态正常，损伤较轻；肝体重比及PCNA检测显示，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肝再生延迟或缓慢，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阳性表达细胞数在48小时达到高峰，且PCNA阳性细胞数显著降低〔PCNA阳性细胞数（个）：92.33±10.68比176.33±14.74，P＜0.05〕。结论肝纤维化病变可使小鼠大范围肝切除后肝脏损伤加重，肝再生减缓。
作者：张迪；刘子荣；陈峰；崔子林；张雅敏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职称：主任医师职务：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ICU主任1985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后就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急救医学研究所医师，从事重症医学临床工作30余年，擅长各种急危重症患者的诊治，熟练应用血液净化、机械通气、血流动力学监测等各种专业技术。自2000年起从事器官移植围术期管理临床工作，在肝肾等移植患者围术期监护治疗、重症感染和感染性多器官功能不全的诊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历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危重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3期
体外膜肺氧合（ECMO）作为一种重要的临时生命支持技术，主要应用于传统疗法无法治疗的危重心、肺功能衰竭患者，可以等待器官本身的功能恢复，或者作为心脏移植、肺移植的过渡疗法［1］。ECMO可以通过静脉-动脉途径来治疗心源性休克，主要见于心脏手术后、心脏移植以及其他原因（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等）导致的重症心功能衰竭；而静脉-静脉途径（V-V通路）的ECMO主要用于抢救呼吸衰竭的患者，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肺炎、创伤以及肺移植导致的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使机体在脱离或部分脱离自身肺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气体交换，暂时替代肺的部分功能或减轻肺的负荷，获得一定时间等待肺脏或移植肺功能上的恢复［2-4］。近年来，ECMO越来越多应用于肺移植围术期包括术前危重患者维持治疗、术中和术后循环辅助治疗等，提高手术成功率。
作者：王凯 刊期： 2016年第03期
液体治疗是围术期管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争论多的问题之一。适当的液体治疗对患者术中循环稳定和术后恢复具有积极作用。由于肝移植患者具有特殊的病理生理学特点，液体治疗可以直接影响患者预后。随着人们对不同种类液体生化性质和生物学特点的深入了解，容量监测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围术期容量管理发生了新变化。合理的围术期液体管理对于减少术后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翁亦齐；贾莉莉；王菲；盛明薇；喻文立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CS）是由各种原因引起腹内压（IAP）增高而导致多个器官功能障碍的一种综合征。它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临床上IAP的急性增高又称腹腔内高压（IAH）［1］。国外文献报道ACS的病死率高达29%～62%［2-3］。原位肝移植术（OLT）由于原发病重，手术创伤大，术中大量输血输液，手术时间长以及术后的免疫抑制状态容易发生腹腔内感染，使肝移植早期常发生IAH，IAH病情进一步发展可诱发ACS，往往导致肝移植手术的失败乃至死亡［4-5］。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ACS及IAH研究的重视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推广，本文就肝移植术后ACS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作者：王兴强 刊期： 2016年第03期
有关血管收缩药物联合清蛋白治疗2型肝肾综合征（HRS）患者，特别是肝移植术前等待患者效果的研究报道较少。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研究人员报道了患有2型HRS的肝移植术前等待患者的治疗效果。本研究共纳入了56例患者，其中31例接受特利加压素联合清蛋白治疗。31例患者中有19例（61%）对该治疗有反应，但11例在撤除治疗后肾功能再次恶化。对治疗有反应和无反应的两组患者在术前等待期间的病死率无显著差异。46例（82%）患者终接受了肝脏移植，其中15例接受肝移植手术时2型HRS已得到逆转（均为接受特利加压素联合清蛋白治疗者），其余31例患者手术时仍存在2型HRS（11例接受特利加压素联合清蛋白治疗，但均为治疗无反应或撤除治疗后肾功能再次恶化；20例患者未接受该治疗），两组患者肝移植术后3、6和12个月血清肌酐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无显著差异。同时，两组患者移植术后48小时以及住院期间急性肾损伤发生率、需要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比例、术后1年慢性肾病的发生率、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停留时间和住院时间以及术后1年和3年生存率均无显著差异。此外，两组患者术后1年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的发生率亦无显著差异。综上所述，应用特利加压素联合清蛋白治疗2型HRS，患者无论在肝移植术前还是术后均无明显受益。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6年第03期
在小型猪中，肾脏的同种异体移植可以表现出通过完全性主要组织相容性屏障（full-MHC barrier）来诱导短时间的自身以及移植心脏的免疫抑制作用。然而，肾脏在肾介导的心脏移植免疫耐受反应（KICAT）过程中的地位尚不明确。肾脏的哪一部分与KICAT相关也尚不明确。本研究验证了肾实质与移植物心脏和肾的造血细胞起源性“乘客”细胞之间的MHC不一致是否对KICAT存在影响。移植物心脏和肾脏被同时植入术前连续12天应用大剂量他克莫司的MHC不匹配受体。第1组动物（n＝3）接受供体MHC互不匹配的心脏和肾脏，同时供体与受体之间的MHC也不匹配；第2组动物（n＝3）接受供体之间MHC相匹配的心脏和肾脏，但供体与受体之间MHC互不匹配；第3组动物（n＝3）接受皮质与心脏供体MHC相匹配，但髓质MHC不匹配供体的嵌合体肾脏；第4组动物（n＝3）接受随伴随供体肾脏的“乘客”白细胞与心脏供体MHC不相容的嵌合体肾脏。在第1组及第3组共计6个心脏移植物中，有5个在小于40天时发生了排斥反应。与之相比，第2组及第4组在生存超过150天中心脏移植物未发生排斥反应（P＜0.05）。本研究结果表明KICAT的发生需供体肾皮质与供体心脏MHC相匹配，提示肾内细胞可以促进移植心脏的免疫耐受作用。
作者：李亚光 刊期： 2016年第03期
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肝移植术后预防乙型肝炎（乙肝）复发通常采用口服抗乙肝病毒药物联合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的方案，而无HBIG治疗方案的疗效报道较少。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的研究人员回顾该中心2003-2012年CHB肝移植病例，分析了肝移植术后单用口服抗乙肝病毒药物而术前、术中、术后均未应用HBIG治疗方案的疗效。本研究连续开展了440例CHB肝移植手术，抗乙肝病毒药物2007年之前应用拉米夫定，2007年起改为应用恩替卡韦，确认存在拉米夫定耐药的患者应用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或替诺福韦。术后随访超过3个月的患者共435例，其中144例（33%）患者因肝功能异常于术后3～127个月（中位时间10个月）接受263次肝脏穿刺活检。46例患者接受肝活检时血清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其中10例血清HBV DNA同时阳性（6例肝组织免疫组化染色HBsAg同时阳性：5例患者接受拉米夫定单药治疗、证实rtM204V/I突变且出现病毒反弹，加用核苷类似物后3例患者HBV DNA降至无法测出），其余36例血清未检出HBV DNA的患者肝组织免疫组化染色HBsAg无一阳性。263次活检中44次（17%）存在肝纤维化，存在大胆道梗阻的患者肝纤维化比例（51%）明显高于无梗阻者（9%，P＜0.001）。同期291例未接受肝脏穿刺活检的患者中43例为HBsAg阳性：其中7例患者出现病毒反弹（6例为rtM204V/I突变，1例肝细胞癌复发伴病毒学低水平反弹、HBV为野生型）。拉米夫定耐药的6例患者加用核苷类似物后均成功地将病毒降至无法测出且丙氨酸转氨酶（ALT）恢复正常。综上所述，无病毒学反弹的肝移植术后患者血清HBsAg阳性与组织病理学检测证实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肝炎并非密切相关，应采用高耐药屏障的核苷类似物预防病毒反弹。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6年第03期
来自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共45个移植中心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开放的多中心国际临床试验，旨在研究以西罗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方案能否改善肝细胞癌（HCC）肝移植患者的预后。本研究共纳入525例初始免疫抑制剂治疗未包含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的HCC肝移植受者，于肝移植术后4～6周随机分为无mTOR免疫抑制剂组（A组，264例）和西罗莫司组（B组，261例）。主要研究终点为无瘤复发生存期（8年后进行意向性治疗分析），次要研究终点为整体生存期。研究结束时， A组患者无瘤复发生存率为64.5%，B组为70.2%，两组差异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2796，HR＝0.84，95%CI＝0.62～1.15）。依照研究方案逐年分析结果发现，B组患者肝移植术后3年无瘤复发生存率较高（P＝0.0499，HR＝0.70，95%CI＝0.48～1.00）。同样，研究结束时B组患者整体生存率为74.6%，与A组（68.4%）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2096，HR＝0.81，95%CI＝0.58～1.13）；但逐年分析结果提示，与A组相比，B组患者术后5年整体生存率较高（P＝0.0479，HR＝0.70，95%CI＝0.49～1.00）。以米兰标准将患者分为低危和高危亚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低危组应用西罗莫司较高危组更为获益。此外，年龄≤60岁以及应用西罗莫司单药治疗的患者采用以西罗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方案更为受益。A、B两组患者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数量相近（分别为860次和874次）。综上所述，HCC肝移植受者应用西罗莫司并不能提高5年以上的长期无瘤复发生存率，但可使术后3～5年的无瘤复发生存率和整体生存率获益，特别是对低危患者。该研究为HCC肝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剂的选择提供了高级别的证据基础。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6年第03期
供肝严重脂肪变性是加重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导致肝移植患者术后不良转归的危险因素。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供肝脂肪变性相关肝移植术后IRI加重的分子机制。30例患者分别于供肝植入前（L1）和再灌注90分钟后（L2）留取配对的供肝组织进行活检。依据供肝大泡性脂肪变性程度将患者分组，其中无脂肪变组（大泡性脂肪变性≤5%，WS组）为13例患者、脂肪变组（大泡性脂肪变性≥25%，S组）17例。同时留取患者L1、L2时间点和肝移植术后第1天（POD1）的血浆标本检测细胞因子水平。提取供肝组织RNA检测基因表达微阵列（基因芯片），以多阵列对数健壮算法（RMA）法计算每个探针组的信号值，进行配对t检验，P≤0.01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假阳性率＜5%）。分子通路的分析采用IPA软件。WS组和S组供肝L1时间点基因表达无明显差异，而L2时点两组基因表达则明显不同。分析结果显示，再灌注后（L2）S组表达分子与固有免疫应答激活、巨噬细胞释放一氧化氮和活性氧、白细胞介素（IL-6、IL-8和IL-10）信号通路激活、粒细胞募集以及髓样细胞聚集密切相关。S组供肝再灌注后组织学检测发现脂肪聚集周围存在中性粒细胞浸润。供肝再灌注后及肝移植术后24小时循环血中促炎细胞因子水平与肝组织内分子通路激活相一致。供肝再灌注后S组患者血中细胞因子水平均明显高于同时间点WS组。综上所述，供肝脂肪变性程度的增加可以通过激活固有免疫应答加重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如何安全应用有脂肪变性的供肝需要考虑制定相应的策略。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6年第03期
Crigler-Najjar综合征I型是一种由尿苷二磷酸葡糖醛酸转移酶完全失活所致、以非结合胆红素水平极度升高为特征的罕见遗传性代谢病。目前，肝细胞移植（HT）被认为是一种治疗Crigler-Najjar综合征的可选治疗方案，但这一治疗方法仍然受移植细胞的质量、较低的植入率以及增生能力所限制。由于其附着能力及黏附分子的表达以及更高的肝前体细胞增殖率，新生肝细胞的移植效果可能会更加优于成年肝细胞。成年以及新生肝细胞将被移植于患有Crigler-Najjar综合征的模型耿氏大鼠，而细胞的植入效果以及增殖情况可以通过免疫荧光来进行研究和对比。此外，大鼠血清中结合性胆红素的水平以及肝脏标本中尿苷二磷酸葡糖醛酸转移酶1A1（UGT1A1）的表达都可以检测到。研究人员展示了新生肝细胞移植对耿氏大鼠的长期纠正作用。相比较于成年细胞，新生细胞在移植后第3天和第6周都分别显示出了良好的植入率以及增殖能力。在整个实验后续6个月的追踪中，移植动物的尿胆红素血症发生率明显下降，而血液中也可以检测到胆红素结合物的表达。蛋白免疫印迹试验以及免疫荧光试验检测也确定了肝脏中UGT1A1的表达。研究人员在本实验中首次论证了在活体内使用新生肝细胞治疗Crigler-Najjar综合征的优势。
作者：李亚光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肝移植已经成为21世纪终末期肝脏疾病、急性暴发性肝功能衰竭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也是器官移植基础科研的重要方向。肝移植的动物模型建立是研究的基本环节之一，与其他动物相比，小鼠的H-2抗原系统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系统相近。另外，在解剖结构特征方面，小鼠也较大鼠更接近于人类的解剖结构（如小鼠存在胆囊，而大鼠无胆囊结构）。因此，利用小鼠来建立肝脏移植模型成为器官移植基础科研工作的首选。
作者：张全胜；田英华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脑死亡作为人类死亡的标准，在我国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脑死亡判定标准和判定技术规范的颁布［1-2］和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的启动［3］，有关脑死亡的概念、标准、立法及医学伦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为规范地开展脑死亡判定工作，2012年3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立了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从2013年7月15日开始，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对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与考核。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共14人参加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培训班，并于2014年10月23日通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验收成为脑死亡判定质控合格医院。2015年10月27日，我院2人参加了第一期重症脑损伤评估技术师资培训班，并开始筹建脑损伤质控评价（脑死亡判定）分中心。自开展脑死亡判定1年以来，共进行了46例临床脑死亡判定，其中符合标准8例。现将我院脑死亡判定中心工作的开展情况介绍如下。
作者：齐华英；冯学泉；刘迪；李牧；杜宏生；马景鑑；王勇强 刊期： 2016年第03期
目前，糖尿病已成为影响全球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据2015年的官方统计，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已超过1亿，并且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1型糖尿病患者由于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胰岛β细胞造成胰岛细胞功能丧失，完全依赖于外源性胰岛素治疗。国际研究资料显示，1型糖尿病患者虽然接受积极的胰岛素治疗，但仍有超过50%的患者会出现微血管病变相关的远期并发症，并且患者容易出现低血糖发作，严重者可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1］。我国1型糖尿病患者的管理及治疗体系尚不成熟，患者出现上述并发症的机会更高。
作者：裴广辉；王树森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肝移植是小儿终末期肝病有效的治疗方法，患儿肝移植术后可以长期健康生存［1］。婴儿与儿童患者进行肝移植手术治疗的绝对适应证与成年患者类似，包括急性肝衰竭、自身免疫病、胆汁淤积、代谢或者遗传性疾病、肿瘤、血管性疾病及感染性疾病。术前需要对小儿肝移植候选受者进行详尽的评估，并制订手术计划，以获得更好的预后。肝移植受者术前评估主要包括确定肝移植适应证、疾病的严重程度、明确是否有可替代肝移植的治疗方法、排除肝移植手术禁忌证、发现可能的感染、排除肝移植术前需要治疗的心脏畸形及告知家长做好心理准备等。
作者：孙超；高伟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肝脏是人体物质代谢的中心器官，慢性肝病因肝脏损害、肝细胞功能异常可导致各类营养物质代谢异常。肝病患者尤其是一些慢性和重症肝病患者普遍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1-2］。据报道，肝移植受者术前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高达80%～100%，中、重度营养不良的发生率达60%～70%［3-4］。研究显示，80％的肝硬化患者存在营养不良现象［5］。而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是肝硬化患者常见的营养不良形式［6］。我国肝移植患者的营养状况与国外相似［7］。营养不良已被认为是影响终末期肝病（ESLD）患者临床预后的重要因素［8］。早期发现肝移植受者术前营养不良状况并给予相应的营养支持，可减少并发症及病死率［9-13］，增加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6］。鉴于要进行肝移植受者中营养不良的发病率高且晚期肝硬化和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均越来越多地选择肝移植进行治疗，术前营养不良与肝移植结局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在肝移植术前对受者进行客观的营养评价以更好地指导临床营养支持治疗。
作者：谭桂军 刊期： 2016年第03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肝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严重的肝脏疾病患者进入终末期时，即使尝试了所有治疗方法，都无法阻止或逆转疾病的进展。肝移植是目前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其适应证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严重的、不可逆转的肝功能损伤［1-2］。1963年3月1日，Starzl等［3］首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为1例3岁的先天性胆管闭锁患儿施行了原位肝移植，揭开了人类肝移植的序幕。受益于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开发应用和现代外科技术的创新发展，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肝移植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4］。然而，面对日趋严峻的器官短缺现状以及资源合理分配的要求，许多终末期肝病患者仍在漫长的移植术前等待中。
作者：朱立勤 刊期： 2016年第03期
小肠衰竭是指小肠功能减少到不足以维持成人及身体所需的营养与水分或儿童的生长。造成小肠衰竭的主要原因包括短肠综合征、肠蠕动异常或是先天性的肠黏膜病变。小肠衰竭的治疗以静脉营养辅助为主，也有一些疗法可以帮助小肠恢复，但有些情况下小肠衰竭是无法恢复的，若发生高风险的并发症，则须尽早进行小肠移植［1］。因此，小肠移植患者术前重要的管理是避免全静脉营养的并发症，做好静脉营养管理。亚东纪念医院统计了2007-2015年因为肠衰竭就医，接受全静脉营养的患者43例与接受小肠移植的患者17例，发现术前并发症以管道引发的脓毒症与肝脏病变为主，其中肝衰竭是造成患者等候肠移植中死亡重要的因素。肠衰竭患者由于肠道功能衰竭无法消化和吸收营养，这些代谢及循环的失调使患者容易受到感染的侵袭，常常会并发肝脏病变，包括黄疸、胆汁淤积、脂肪肝、肝脏纤维化、胆囊结石等，严重者会演变为肝癌、肝硬化终至肝衰竭，这些继发性的肝脏疾病统称为静脉营养相关肝病变（PNALD）。在静脉营养的疗程中必须定期检查肝脏功能与组织变化。本院小肠医疗团队针对患者状况适时调整静脉营养的成分及能量、降低感染及发炎的风险、维持部分肠道功能等都是能够防止PNALD继续恶化的治疗方针，而小肠移植手术则是为已经出现严重并发症及无法使用静脉营养维持生命的肠道衰竭患者提供能够脱离静脉营养及减缓PNALD的根本方法。本中心进行了17例小肠移植手术，患者的1年存活率为82.4%、3年为70.6%、5年为64.7%，成果良好，患者在移植术后3个月时肝功能显著降低，恢复正常标准水平。
作者：陈芸；蔡雅慧 刊期： 2016年第03期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随着手术方式的改进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移植器官的早期存活率明显提高，但其长期存活率仍不理想。临床实践表明，器官移植的成败取决于供受者之间的组织相容性，其中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等位基因的匹配程度起关键作用，能够影响移植器官的长期预后［1］。而肾移植受者术前免疫状态也是影响移植肾存活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就肾移植术前免疫状态评估的内容及方法进行综述。
作者：付迎欣 刊期： 2016年第03期
活体肝移植（LDLT）是解决器官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虽然LDLT比尸体肝移植（DDLT）手术操作更加复杂，供肝体积大小和移植物的类型对供体安全性和受体预后都有直接影响，但随着外科手术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对解剖变异、部分移植物再生的血流动力学特征理解的深入，LDLT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LDLT在解决供体短缺的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1-2］。供受体匹配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本文结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经验就成人LDLT中供受体匹配的问题进行介绍。
作者：李俊杰；蒋文涛 刊期： 2016年第03期
1评估目的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有效的治疗手段，对肝移植受者进行细致缜密地评估对于决定是否适合接受肝移植十分重要［1-2］。另外，通过对肝移植受者进行术前评估，可以发现一些需要采用移植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理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肝移植手术成功的保障。
作者：孙晓叶；刘懿禾 刊期： 2016年第03期
心脏移植是治疗各种原因导致的终末期心脏疾病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难度很大和风险甚高的手术之一，因此，术前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和充分准备是手术成功的重要环节［1］。心脏移植手术的评估包括手术的适应证和禁忌证、手术的耐受性、供体和受体之间的相容性、患者及家属的社会心理和伦理学等问题。充分、合理、有效的术前评估对提高心脏移植术后患者近期和远期生存率至关重要。
作者：王凯 刊期： 2016年第03期
肝衰竭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严重肝脏损害，导致其合成、解毒、排泄和生物转化等功能发生严重障碍或失代偿，出现以凝血功能障碍、黄疸、肝性脑病、腹腔积液等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目前，国内外已多次颁布肝衰竭诊治指南，肝衰竭的诊疗原则已趋于统一，但是对肝衰竭患者肝功能的评估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目前，肝移植是治疗肝衰竭唯一有效的手段，但由于肝源的匮乏，导致了肝衰竭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1］。人工肝支持系统（ALSS）的研究基于肝细胞强大的再生能力，通过体外机械和理化装置清除体内各种有害物质，可以暂时代偿肝脏部分功能，肝细胞得以再生直至自体肝脏恢复或等待进行肝移植的机会，是目前治疗肝衰竭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对目前国内外肝衰竭预后判断的研究成果及人工肝在肝脏衰竭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作者：王兴强；刘懿禾 刊期： 2016年第03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3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