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门静脉高压症脾切除术后门静脉血栓（PVT）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4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行脾切除术+胃镜下食管曲张静脉套扎术的67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47例，女20例；平均年龄（47±8）岁；行腹腔镜脾切除术35例、传统开腹脾切除术32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术后有否发生PVT将患者分为PVT组和无PVT组，比较两组PVT发生的影响因素。PVT发生影响因素比较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结果门静脉高压症脾切除术后发生PVT 11例，发生率为16%（11/67），其中行腹腔镜术6例、开腹5例。PVT发生与术后Plt和血循环中的D-二聚体浓度有关，PVT组血Plt为（739±39）×109/L ，明显高于无PVT组的（318±51）×109/L（t=14.678，P<0.05）；PVT组血D-二聚体浓度为（7.4±1.1）mg/L ，明显高于无PVT组的（4.0±0.9）mg/L（t=5.458，P<0.05）；而与手术方式无关（χ2=0.028，P>0.05）。结论门静脉高压症脾切除术后PVT的发生与Plt和D-二聚体浓度升高有关，而与手术方式无关。
作者：刘波；姚志成；胡昆鹏；林继宗；黄河；许世磊；王庆亮；张鹏；杨培生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评价射频消融和手术切除治疗乳腺癌肝转移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4年5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15例乳腺癌肝转移患者临床资料。患者均为女性，年龄33～66岁，中位年龄49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不同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射频消融+化疗组（消融组，9例）和手术+化疗组(手术组，6例)。观察两组围手术期情况并进行生存分析。围手术期观察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 Log-rank检验。结果消融组平均手术时间为（26±5） min，明显短于手术组的（151±27） min（t=-18.69，P<0.05）。消融组无术中输血情况，手术组术中输血3例。手术组肿瘤清除率为100%，消融组可获得与手术组一致的肿瘤清除率。消融组术后住院时间为（6±2）d，明显短于手术组的（11±5）d（t=-3.70，P<0.05）。消融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4/9，明显低于手术组的5/6（P=0.02）。消融组和手术组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33、23个月。消融组1、2、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8.9%、66.7%、22.2%，手术组分别为82.3%、50.0%、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3， P>0.05）。结论乳腺癌肝转移患者采用射频消融治疗可获得与手术切除治疗相同的疗效，且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术后住院时间短的优势。
作者：刘瑞磊；张鹏；张艳玲；许尔蛟；汤谧；张翘楚；李玺；Department of Thyroid Breast Surgery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应用他克莫司免疫治疗的肝移植患者术后凝血功能的变化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4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肝移植治疗的63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51例，女12例；平均年龄（45±15）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肾上腺皮质激素三联用药方案。于术前、术后当天、术后1～5 d测定患者PT、血浆纤维蛋白原（Fib）、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和Plt。检测数据的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患者术前平均Plt为（104±37）×109/L，术后1～5 d分别为（73±21）×109/L、（60±19）×109/L、（64±20）×109/L、（50±17）×109/L、（52±17）×109/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68，-4.462,-4.584，-2.048,-2.934；P<0.05）。其他凝血功能检测指标（PT、Fib、APTT、TT）较术前逐渐改善。结论肝移植患者术后凝血功能的恢复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持续性Plt降低，应用他克莫司时应警惕血小板变化。
作者：徐长志；林维真；李晓杰；胡波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观察外科手术中肝功能不同患者靶控输注丙泊酚的药效反应。方法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接受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开腹手术的60例患者。其中男51例，女9例；年龄18～70岁，中位年龄48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肝功能Child-Pugh分级将患者分为4组：肝功能正常组（N组）7例，肝功能分级A级组（A组）21例，B级组（B组）20例，C级组（C组）12例。术中所有患者采用靶控输注丙泊酚，目标血药浓度3μg/ml。记录4组患者在麻醉诱导期（靶控输注30 min内）脑电双频指数（BIS）值及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各组BIS下降至40以下患者的百分率及血流动力学事件发生率。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麻醉诱导期，4组患者的BIS随时间逐渐下降，20 min时基本稳定。N、A、B、C组BIS下降至40以下的百分率分别为9.2%、11.2%、20.4%、26.8%，C组明显高于N组和A组（χ2=12.28，18.81；P<0.05）。麻醉诱导期，N、A、B、C组低血压发生频率分别为0、5%、8%、16%，C组明显高于N、A、B组（P<0.0001，P<0.0001，P=0.0195）。N、A、B、C组心动过缓发生频率分别为15%、5%、3%、0，C组明显低于N、A、B组（P<0.0001，P=0.0003，P=0.0085）。结论采用丙泊酚靶控输注麻醉诱导时，肝功能不同患者麻醉深度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但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更易出现脑电波暴发性抑制和低血压。
作者：潘婧儒；池信锦；高婉菱；周少丽；黑子清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3D可视化技术在婴幼儿复杂肝肿瘤精准肝切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5年1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采用3D可视化技术行复杂肝肿瘤精准肝切除术的16例婴幼儿临床资料。其中男10例，女6例；年龄22 d～3岁，中位年龄1岁2个月。12例瘤体巨大累及相应的肝门部；4例为原发于肝门部位的肿瘤。所有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采用64排螺旋CT对患儿进行检查，将扫描数据导入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Higemi）中进行三维重建，并计算剩余肝脏与标准化全肝体积比值（RSLVR）。根据三维重建图像，术前进行精准肝切除术规划。结果经Higemi三维重建后可清晰显示肝内脉管系统，包括门静脉、肝动脉及肝静脉的走行、分支和空间构象，可任意角度观察病灶与其周围脉管结构的空间解剖关系，准确地对病变进行定位和评估。术前三维重建结果与术中实际情况一致。16例患儿均按术前设计方案顺利进行了肝切除术。RSLVR中位数为44.7%（21.1%～78.4%），手术时间145（90～230）min，术中出血量60（3～100） ml，输血率38%（6/16）。1例肝右叶巨大肿瘤患儿术后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积极治疗无效后死亡，余15例患儿无发生术后并发症，顺利出院。结论对于婴幼儿复杂肝肿瘤，3D可视化技术能对肿瘤进行准确的术前评估，并辅助设计优手术方案，使婴幼儿复杂肝肿瘤肝切除更加精准、安全、有效。
作者：苏琳；董蒨；张虹；徐文坚；周显军；陈永健；郝希伟；刘玉圣；李晓飞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数字化三维重建技术在肝泡型包虫病（HAE）肝移植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2012年4月至2014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肝移植治疗的21例终末期HAE患者及6例活体肝移植供者临床资料。患者中男13例，女8例；平均年龄（43±13）岁。供者中男4例，女2例，年龄（40±9）岁。行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15例，活体肝移植6例。所有患者及6例活体肝移植供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患者及供者术前均行CT平扫、3期（动脉期、门静脉期和延迟期）增强扫描及CT血管造影（CTA），根据肝脏二维图像测量全肝体积和供肝体积。采用数字化肝脏三维重建软件进行三维模型重建，再次测量全肝体积和供肝体积，设计肝脏切除平面并进行个体化虚拟手术。于肝移植术中对实际全肝体积和供肝体积进行测量后计算术前评估肝体积误差率。肝体积数据的比较采用t检验,供肝体积误差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三维重建模型可清楚显示肝内解剖关系，且与术中所见一致。15例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患者及6例活体肝移植供者数字化三维重建技术计算的供肝体积为（766±197）ml，明显小于二维测量法的（833±243）ml（t=-3.674，P<0.05）。与术中测量的实际供肝体积（955±194）ml相比，数字化三维重建技术计算的供肝体积的平均误差率为（6±1）%，明显小于二维测量法的（13±2）%（t=-14.346，P<0.05）。三维重建测量的供肝体积与术中实际供肝体积呈正相关（r=0.967，P<0.05）。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1例术后12 d死于急性肾衰竭，其余未出现肝衰竭或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术后复查CT三维重建见所有移植肝增生良好，肝内各脉管吻合口通畅。结论肝移植治疗终末期HAE术前评估以及手术规划过程中应用数字化三维重建技术，可提高手术的精准性和成功率，取得良好的疗效。
作者：何翼彪；白磊；吐尔干艾力阿吉；季学闻；蒋奕；赵晋明；张金辉；刘文亚；邵英梅；温浩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三维可视化诊治平台的构建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诊治的56例肝癌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其中男49例，女7例；平均年龄（47±7）岁。对患者行256层螺旋CT扫描，收集患者平扫期、动脉期、门静脉期和肝静脉期薄层CT数据。将数据导入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系统（MI-3DVS），分别对肝脏、肿瘤组织、门静脉系统、肝静脉系统、肝动脉系统及肝脏周围脏器行图像分割和三维可视化分析。然后行个体化肝脏分段、脉管及肝中叶肿瘤分型、个体化体积计算。通过模拟多种仿真手术进行手术规划，选择合理手术方式。对复杂性肝切除患者进行肝脏3D打印。结果56例患者均完成三维可视化模型的构建，可清晰显示肝内各血管系统解剖形态、肿瘤部位及大小，进行肝脏个体化分段，脉管及肝中叶肿瘤分型。经个体化体积计算，患者全肝体积中位数为1215（1025～1856）ml，肝肿瘤体积368（25～653）ml，虚拟切除肝体积478（125～854）ml。56例患者均完成肿瘤根治性切除，实际手术与术前手术规划一致，其中11例复杂性肝切除患者3D打印模型与术中所见完全一致。全部患者手术顺利，无发生围手术期死亡。6例患者术后出现胸腔积液，1例出现肝断面胆漏，经对症治疗后治愈。结论原发性肝癌三维可视化诊治平台可实现术前精确诊断，术中精准操作，提高手术成功率。
作者：祝文；方驰华；范应方；杨剑；项楠；曾宁；方兆山；陈青山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脾切除联合内镜下食管曲张静脉套扎术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行脾切除联合内镜下曲张静脉套扎术的63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根据脾切除手术方式的不同，将患者随机分为腹腔镜组和开腹组。其中腹腔镜组28例，男25例，女3例；年龄40～69岁，中位年龄55岁。开腹组35例，男32例，女3例；年龄43～69岁，中位年龄53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两组患者切脾后均术中行胃镜下食管曲张静脉套扎术。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治疗费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患者观察指标比较采用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腹腔镜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113±8）min、（204±52）ml，开腹组相应为（106±6）min、（226±63）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97，-0.75；P>0.05）。腹腔镜组患者的住院天数、治疗费用分别为（6.0±1.2）d、（3.5±0.3）万元，明显少于开腹组的（11.2±2.7）d、（4.5±0.1）万元（t=-4.87，-6.81；P<0.05）。腹腔镜组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8例，其中门静脉血栓7例，复发出血1例；开腹组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17例，其中门静脉血栓10例，伤口脂肪液化7例。腹腔镜组的伤口脂肪液化率明显低于开腹组（P=0.035）。结论腹腔镜脾切除联合内镜下食管曲张静脉套扎术可取得与开腹手术类似的疗效，且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伤口并发症少的优势，同时能够缩短住院时间，减少总治疗费用。
作者：胡昆鹏；姚志成；王庆亮；熊志勇；黄河；许世磊；张鹏；陈新桂；杨培生；刘波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微波固化联合肝切除治疗肝硬化合并肝细胞癌（肝癌）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回顾性研究2009年1月至2013年11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接受诊治的58例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临床资料。按治疗方式不同将患者分为微波固化联合肝切除组（联合组）和单纯微波固化组（固化组）。其中联合组37例，男29例，女8例；平均年龄（54±9）岁。固化组21例，男17例，女4例；年龄（58±10）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固化组仅于腹腔镜下行微波固化。联合组于微波固化后在距肿瘤边缘1～2 cm标记切割线后行肝切除术。观察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法和Z检验。结果联合组术中出血量146（58～250）ml明显多于固化组的13（10～25）ml（Z=7.824，P<0.05）。联合组手术时间177（83～275）min明显长于单纯固化组的93（36～135）min（Z=8.650，P<0.05）。联合组患者3年累积生存率及1、3年无瘤生存率97%、83%、92%，均明显高于固化组的64%、71%、43%（Z=10.054，9.011,7.112；P<0.05）。结论腹腔镜下微波固化联合肝切除术治疗肝硬化合并肝癌安全、有效，其远期疗效优于单纯腹腔镜微波固化。
作者：张克林；商昌珍；李闻达；张磊；张红卫；许磊波；曹春红；陈亚进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早期肠内营养对重症肝炎肝移植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方法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2012年6月至2014年4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的32例重症肝炎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肠内营养组和肠外营养组。其中肠内营养组14例，均为男性；平均年龄（42±9）岁。肠外营养组16例，男14例，女2例；平均年龄（44±10）岁。肠内营养组术后1 d经胃空肠管注入温水、乳果糖，术后2 d开始使用肠内营养混悬液，并逐渐加量至1000 ml/d，同时逐步减少肠外营养；肠外营养组术后即给予肠外营养，两组均待肠道功能完全恢复后开始正常饮食。分别于术前、术后1、10 d抽取静脉血检测两组患者肝肾功能。观察患者术后2周内胃肠道功能恢复情况、肝肾功能及感染发生情况。两组观察指标比较采用t检验或秩和检验，率的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肠内营养组患者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为（6.1±1.4）d，明显短于肠外营养组的（10.6±3.8）d（t=-4.21，P<0.05）。肠内营养组患者术后10 d的ALT、AST、TB、前白蛋白、尿素氮（BUN）中位数分别为106（50～163） U/L、62（27～135） U/L、67（35～116）μmol/L、201（105～389） mg/L、12.5（6.4～18.8）mmol/L，与肠外营养组的276（46～716）U/L、119（33～447）U/L、131（89～391）μmol/L、162（103～238）mg/L、26.1（12.9～37.6）mmol/L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76，-3.15，-4.01，2.93，-3.79；P<0.05）。术后2周内肠内营养组感染发生率为43%（6/14），明显低于肠外营养组的69%（11/16）（P<0.05）。结论与肠外营养相比，肝移植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能促进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改善肝肾功能和营养状态，降低术后感染发生率，有利于术后恢复。
作者：刘剑戎；许世磊；安玉玲；吕海金；易小猛；魏绪霞；熊亮；张英才；杨扬；易慧敏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大鼠肝组织缺氧诱导因子（HIF）-1α和VEGF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16只SD大鼠分为IRI组和假手术组（Sham组），每组8只。IRI组用无损伤血管夹夹闭大鼠门静脉和肝动脉的分支，缺血45 min，再恢复灌注6 h；Sham组仅暴露肝门，不阻断肝血流。观察两组大鼠肝组织形态学的改变，检测血清ALT、AST水平，测定肝组织HIF-1α、VEGF的蛋白含量。两组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光镜下可见IRI组大鼠肝细胞肿胀，空泡变性，炎症细胞浸润，肝窦扩张，肝细胞索排列紊乱，点状坏死；Sham组肝组织形态正常。IRI组血清ALT、AST分别为（1007±130）、（1307±72）U/L，较Sham组的（59±4）、（81±3）U/L明显升高（t=20.700，48.448；P<0.05）。IRI组肝组织HIF-1α、VEGF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77±0.10、1.86±0.05，较Sham组的0.60±0.22、0.83±0.06明显增加（t=13.623，35.563；P<0.05）。结论 IRI早期大鼠肝组织HIF-1α和VEGF表达明显增加，可能起到减轻机体IRI的作用。
作者：韩玉湘；欧珊珊；肖笑雨；姚景余；杨禄坤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基因在肝癌细胞免疫杀伤中的作用。方法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与肝癌细胞HepG2按不同效靶比共孵育，观察不同效靶比共孵育下PBMC中KIR基因家族的表达、γ干扰素（IFN-γ）分泌、肝癌细胞形态学改变及PBMC对肝癌细胞的杀伤情况。杀伤率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t检验。结果与肝癌细胞共孵育12 h后PBMC活化性KIR基因表达开始增加，24 h后下降。抑制性KIR基因共孵育12 h后开始下降。辅助活化基因DAP12一直保持高表达水平。PBMC中IFN-γ的含量随着效靶比的升高而降低，12 h达到高峰。共孵育后不同效靶比组的肝癌细胞均表现为染色质浓缩，细胞核呈半球状或半月形状且边缘化的细胞比例增加，细胞停止旺盛分裂。效靶比1∶1组的相对杀伤率为（8±3）%，10∶1组为（14±4）%，50∶1组为（32±6）%，50∶1组明显高于1∶1组和10∶1组（LSD-t=5.97，4.61；P<0.05）。结论活化性KIR基因在肝癌细胞免疫杀伤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何免；邱小惠；张文峰；沈晗；王辉；薄华本；黄树林；曾宪成；邵红伟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的：探讨Wnt信号通路激活在肝门部胆管癌发生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1998年7月至2007年5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手术切除治疗的129例肝门部胆管癌及45例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者临床资料。其中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男91例，女38例；平均年龄（56±23）岁。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者男32例，女13例；年龄（39±11）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制作患者病理标本的组织芯片，对Wnt信号蛋白（Wnt）-2、β-链蛋白（β-catenin）、T细胞因子-4（TCF-4）蛋白进行免疫组化染色。以Wnt-2、β-catenin和TCF-43个指标同时阳性表达为Wnt信号通路激活。两组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免疫组织染色结果显示，肝门部胆管癌组织Wnt-2阳性表现为细胞浆出现棕黄色颗粒，β-catenin、TCF-4阳性表现为细胞核出现棕黄色颗粒。肝门部胆管癌组织中Wnt-2、β-catenin和TCF-43个指标同时阳性表达的发生率为54%（70/129），明显高于先天性胆管囊肿的29%（13/45）（χ2=11.2，P<0.05）。结论 Wnt信号通路激活可能是肝门部胆管癌发生的重要分子生物学机制之一。
作者：蔡建鹏；黄力；陈伟；胡文杰；张昆松 刊期： 2015年第05期
花费时间，而且有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大出血[3]。近年出现不少改良技术[13-15]，在此介绍一种改良绕肝带技术，绕肝带自腔静脉右侧肝后间隙通过，悬吊后行肝切除，命名为腔静脉外侧绕肝提拉法（图1）。Belghiti等[1]在2001年首先报道了传统的绕肝提拉法肝切除术，即将一弹力带置于肝后下腔静脉前方的无血管间隙，环绕肝脏将其提起，在未游离肝脏的情况下通过前入路行右半肝切除术，其优势在于无需游离肝脏，可减少对肝脏的挤压，缩短切肝时间，术后腹腔积液减少[2]。随着微创技术、活体肝移植及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的兴起，绕肝提拉法肝切除术应用也越来越广泛[3-10]。然而，由于传统的绕肝带技术是基于肝后腔静脉前方存在一无血管的疏松组织间隙这一解剖特点，而此间隙的长度和宽度并无定论，术者在实际操作中无法避免盲目分离[11]。据文献报道，采用传统的绕肝提拉法行肝切除的肝短静脉损伤发生率为27.3%[12]。
作者：金佳斌；沈柏用；温晨磊；吴志翀；詹茜；程东峰陈皓；邓侠兴；彭承宏；李宏为 刊期： 2015年第05期
目前三维（three dimensional，3D）可视化、3D打印、3D腹腔镜、达芬奇机器人、分子荧光和光/声多模等数字医学新技术进展迅速，已在多个医学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1]。本文就数字医学新技术在肝脏外科的应用进行简要阐述[2]。
作者：方驰华；陶海粟 刊期： 2015年第05期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电子病历基本规范（卫医政发〔2010〕24号）》明确定义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需要规范记录，妥善保存。随着医疗信息化工作全面推进，临床病理学诊断、影像学检查、内窥镜检查治疗和介入检查治疗等报告单早已采用了图文报告形式，对临床诊疗行为规范和质量的持续改进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外科手术记录是对手术过程的客观描述，手术过程关键的照片或视频资料已被用于学术交流，但尚未被用于辅助记录手术过程。在医院高度信息化和手术室智能化的时代，用手术关键步骤实景照片辅助记录手术过程，必将大幅度增加手术记录信息含量，全面提升手术记录质量。
作者：吕毅；徐向华；仵正；李建辉；樊林；王博 刊期： 2015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