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临床送检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标本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的突变情况,分析其突变率、突变特征及其与临床病理间的相关性.方法:将101例石蜡包埋NSCLC标本行显微切割后抽提D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EGFR基因酪氨酸激酶编码区第19和21号外显子的突变.结果:101例NSCLC标本中共检出EGFR基因第19号、第21号外显子突变21例(20.8％),突变率分别为61.9％(13/21)和38.1％(8/21),其又以19 del-E746-A750和21 L858R为主要突变类型,发生率分别为42.9％ (9/21)和38.1％(8/21).EGFR基因总突变率与年龄无关(P＞0.05);但女性患者中EGFR基因突变率(27.3％,12/44)高于男性患者(15.8％,9/57; P＜0.01).所有突变均发生于腺癌及腺鳞癌标本中,占腺癌和腺鳞癌总数的28.8％(21/73),而在鳞状细胞癌(13例)及其他分类(大细胞癌及低分化癌,共15例)中未检测到突变.活检/穿刺标本的EGFR突变检出率为14.8％(9/61),明显低于手术切除标本(30.0％,12/40) (P＜0.01).结论:NSCLC中的EGFR基因第19号、第21号外显子突变在女性及腺癌类型中多见,且以19 del-E746-A750和21 L858R为主要突变类型.此外,EGFR基因突变的检出率与标本类型密切相关.
作者：谢静；王华枫；袁菲；孙月芳；吴丽莉；金晓龙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研究蛋白激酶B(AKT)活化诱导骨桥蛋白(OPN)表达在肝细胞肝癌(HCC)骨转移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收集40例HCC骨转移灶及其原发灶标本,并另选取22例无转移的HCC组织标本作为对照,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AKT、OPN表达水平;同时用miR-21表达载体转染人HCC细胞系BEL-7402,诱导AKT磷酸化激活,同时用AKT特异性抑制剂(MK-2206)抑制AKT磷酸化激活,分别观察AKT磷酸化水平(p-AKT)与OPN表达间的关系;采用OPN特异性小干扰RNA (OPN-siRNA)沉默BEL-7402细胞OPN表达,并用MTT法检测其对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在发生HCC骨转移灶中,p-AKT和OPN阳性率分别为85.00％(34/40)和77.50％(31/40),明显高于其相应的HCC原发灶组织(p-AKT为60.00％;OPN为55.00％,P＜0.05)及无转移的HCC组织(p-AKT为54.55％;OPN为36.36％,P＜0.01);BEL-7402细胞转染miR-21诱导p-AKT上调后,OPN表达升高并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加速;反之,MK-2206抑制AKT磷酸化后,BEL-7402细胞OPN表达下降,肿瘤细胞增殖速率降低;采用特异siRNA沉默OPN表达,同样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结论:HCC细胞OPN高表达与AKT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AKT磷酸化水平的升高能诱导OPN表达,进而促进HCC细胞的增殖和转移,提示检测p-AKT与OPN的表达水平对于HCC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判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作者：李晓雅；苏长青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超声检查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颈部淋巴结转移与颈部淋巴结结核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分析经病理证实的54例甲状腺乳头状癌伴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及29例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的超声检查资料,分别观察其病变淋巴结数目、大小、形态、边界、淋巴门结构、钙化和囊性变及血流模式.结果:54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共评估83个转移性淋巴结,29例淋巴结结核患者共评估48个淋巴结.2组间的淋巴结横径、形态、边界、淋巴门结构及囊性变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2组间的淋巴结大径、钙化大小(粗钙化或细钙化)及血流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淋巴结的大径、钙化大小及血流模式有助于甲状腺乳头状癌转移性淋巴结与颈部淋巴结结核间的鉴别诊断.
作者：周伟；倪晓枫；周建桥；姚洁洁；詹维伟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探讨原发性颅内Rosai Dorfman病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方法:分析1例原发性颅内Rosai Dorfman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病理形态特征及免疫组织化学表现,并结合文献进行探讨.结果:患者为中年男性,主要临床表现为渐行性加重的视物模糊.脑部MRI检查提示前颅底、筛窦、蝶窦、额窦、双侧上颌窦、鼻腔内广泛占位,伴双侧视神经入眶段侵犯、双侧额叶及基底节区水肿灶;病理示组织细胞增生,细胞质内可见吞噬的淋巴细胞和其他细胞成分;免疫组化显示组织细胞S-I00(+)、PGM-1(+)、Kappa(+)、Lamda(+),MIB-1(＜1％,+).结论:原发性颅内Rosai Dorfman病患者的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均缺乏特征性,团片状异常信号影伴增强后病灶明显强化为其主要特点,明确诊断依赖于手术标本的病理诊断.
作者：笪倩；吴华成；许海敏；金晓龙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探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联合槲皮素诱导K562细胞凋亡的机制.方法:将250 nmol/L的伊马替尼、25μmol/L的槲皮素单药及联合作用于K562细胞,通过细胞计数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凋亡,蛋白印迹法检测相关蛋白的表达.结果:250 nmol/L伊马替尼联合25 μmol/L槲皮素对K562细胞有明显的协同诱导凋亡作用,两药联合较单药处理能明显协同下调p-BCR/ABL、p-Crkl蛋白的表达.结论:伊马替尼和槲皮素协同诱导K562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是主要通过协同抑制BCR/ABL蛋白磷酸化水平,从而抑制下游信号通路的激活,导致细胞凋亡.
作者：杜圣红；何丛；贾培敏；童建华；周励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CY)、D-二聚体(D-D)、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变化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以下简称妊高征)发生、发展间的关系.方法:检测118例妊高征患者及116名同孕周正常单胎妊娠妇女的血浆HCY、D-D、hs-CRP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其变化的意义.将妊高征组按血压水平分为4个亚组,妊娠高血压者15例;轻度子(癎)前期48例;重度子(癎)前期42例;子(癎)13例,组间两两比较以上3个指标.结果:妊高征患者与正常孕妇比较,其血浆HCY、D-D、hs-CRP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妊高征患者按血压的亚分组中(4个亚分组),组间两两比较3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妊高征病情的发展,这3项指标均呈逐渐升高趋势.结论:HCY、D-D、hs-CRP联合检测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早期诊断、了解病情变化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作者：陈飞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研究蛋白激酶C抑制剂staurosporine对全反式维A酸(ATRA)耐药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细胞株的诱导分化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方法:以ATRA耐药的APL细胞株NB4-R1为模型,通过检测细胞表面分化抗原CD11b,并进行四唑氮蓝(NBT)还原实验和形态学观察,分析Staurosporine对NB4-R1细胞分化的影响;应用蛋白印迹法检测staurosporine对C/EBPβ、C/EBPe和PML-RARα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结果:与对照组相比,staurosporine处理72 h后,细胞CD11b阳性率从(5.84±1.89)％上升到(65.90±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NBTA540值从0.033 0±0.000 5上升到0.103 0±0.014 9,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1),并可观察到典型的分化细胞.蛋白印迹检测显示,Staurosporine可提高C/EBPβ和C/EBPε蛋白水平.结论:Staurosporine可诱导NB4-R1细胞分化.
作者：盖东征；盛燕；蔡循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目的:探讨经乳腺专用磁共振成像(DBMRI)诊断为BI-RADS 4类病灶中的良恶性比例,并分析其误诊原因.方法:收集我院经DBMRI诊断为BI-RADS 4类的781例患者的资料,参照美国放射学BI-RADS分类标准,结合我院临床经验,认为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两项指标,一项表现为非良性,则将病灶归为BI-RADS 4类.以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分析诊断为BI-RADS 4类病灶中的良恶性比例及“误诊”原因.结果:DBMRI诊断的781例患者的781个BI-RADS 4类病灶(BI-RADS 4A类301个,BI-RADS 4B类226个,BI-RADS 4C类254个),病理结果均提示异常,检测灵敏度达100％.其中,病理证实为良性的病灶共457个,恶性病灶共324个.DBMRI考虑为良性(BI-RADS 4A类),而病理结果为恶性的病灶(27个)主要为浸润性导管癌(37.04％)和导管原位癌(33.33％);DBMRI考虑为恶性(BI-RADS 4B、4C类),而病理结果为良性的病灶(457个)主要为纤维腺瘤(32.24％)、乳腺腺病(27.87％)及导管内乳头状瘤(25.68％).结论:DBMRI因其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及高对比度,能为临床BI-RADS 4类亚分类病灶的不同处理提供依据.然而DBMRI仍存在其局限性,对于非肿块样病灶性质的判定仍较困难.建议非肿块样强化病灶,一定要结合乳腺X线及超声检查,提高其诊断准确率.
作者：孙琨；陈克敏；柴维敏；严福华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组学研究是指当今生物医学领域蓬勃发展的“-OMICS”研究.“-OMICS”概念早见于21世纪初,伴随着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并逐步衍生出不同的分支领域,如研究全基因组变异信息的基因组学(genomics),研究全表达谱变异信息的转录组学,研究基因表达调控全景变化的表观遗传组学,研究全蛋白质表达谱变化的蛋白质组学,研究机体或细胞代谢物全貌的代谢组学.组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了生物信息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兴起,而组学研究产生的数据为海量数据,其中蕴藏的重要生物学信息非人眼所能够识别,必须借助于强大的计算机程序加以分析、挖掘,从中提炼出研究人员需要的知识,构建多维生物分子间的对话与信号传递网络图.自从组学概念提出以来,多种形式的组学技术不断推出,这些技术在癌症研究中的应用已产生出海量数据,分别被提交到相关公共数据库内供全球研究人员参考使用.一部分研究成果已公开发表,根据NCBI文献平台不完全检索,已有1 000余篇文献涉及癌症基因组测序、500余篇文献涉及癌症转录组测序;近万篇文献涉及癌症蛋白质组学、癌症表观遗传学组与代谢组学[1-2].本文将介绍癌症基因组学研究进展及转化医学前景.
作者：于颖彦 刊期： 2013年第06期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是成年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NSCLC分子生物学和新药开发研究的不断深入,基于分子标志物的靶向治疗已从实验室走到了临床,并在晚期NSCLC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基因、KRAS基因、BRAF基因是目前NSCLC靶向治疗研究的重要靶点,针对EGFR和ALK基因的靶向药物已相继被用于临床.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近批准雅培公司生产的FISH试剂盒用于EML4-ALK融合基因的诊断,引入了伴随诊断的概念.我国也先后制定了EGFR基因突变检测和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诊断的专家共识[1-2].虽然国内各大医院病理科已常规开展分子检测,为NSCLC靶向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但仍有许多临床医师和病理医师对NSCLC靶向治疗相关分子检测缺乏深入了解.本文将针对NSCLC靶向治疗的相关分子检测进行全面介绍.
作者：王海燕；王建东；石群立 刊期： 2013年第06期
著名临床学家William Osler的一句名言“病理乃医学之本(As is our pathology,so is our medicine)”,道出了病理学在医学科学及实践中的重要地位.近二十年来,随着人类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上病理学的变革,即由以形态学为主的“传统病理学”向形态学诊断与分子诊断相结合的“分子病理学”过渡,并成为病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1].以肿瘤病理学为例,病理诊断的需要已不完全在于鉴别肿瘤的良恶性及细胞组织起源,更需对其生物学行为作出判断,为指导肿瘤分子分型、临床治疗方案选择、疗效判断、患者预后评估等提供参考[2].近年来,我国分子病理学的发展也逐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得到了临床医师、病理医师和科研人员的广泛应用.
作者：苏长青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结肠直肠癌的发病率位居全球恶性肿瘤第二位,每年有超过100万例的新增患者,且每年约有608 000例患者死于转移性结肠直肠癌及其相关的临床并发症[1].即使采用细胞毒药物联合方案化疗,转移性结肠直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也仅从6个月延长至约2年.分子靶向治疗开启了肿瘤诊疗的个体化时代,同时也为转移性结肠直肠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选择.仅2005年至201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度进展报告中就有5项与结肠直肠癌相关的靶向治疗研究入选年度重大研究进展,其中又以RAS及BRAF基因检测具代表性.
作者：汪莉；梁智勇 刊期： 2013年第06期
肺癌是全球病死率高的恶性肿瘤,每年有近1 400万的肺癌患者死亡[1].在治疗上,传统化疗仍是大多数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近十几年来,随着对肺癌研究的深入,对于肺癌尤其是腺癌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进步.研究发现,参与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信号转导通路的多个基因在肺腺癌中存在异常,这些驱动基因的异常直接导致了EGFR信号通路功能的放大,在肺癌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针对这些基因异常已开发了相关的靶向治疗药物,对肺腺癌的治疗效果带来划时代的进步.如对于伴有EGFR基因敏感突变类型的晚期NSCLC患者,应用抗EGFR药物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等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治疗比化疗更有效[2-3].同样,针对伴有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基因易位的晚期NSCLC患者,抗ALK靶向药物克唑替尼显示出比化疗更好的疗效[4].
作者：应建明；邱田 刊期： 2013年第06期
有效的体内或体外电击除颤能显著提高心室颤动(ventricular fibrillation,VF)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但仍有约30％已植入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的患者死于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1],其原因可能与部分患者因较高的除颤阈值(defibrillation threshold,DFT)而致除颤失败有关[2].因此,减少除颤失败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尽可能降低DFT.然而,临床医师多专注于ICD植入技术本身,对于如何降低DFT,仍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相关的研究.抗心律失常药物对于改变DFT可发挥一定作用,故选择恰当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极为重要.如临床需使用升高DFT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时,优化ICD的参数设置以获得合适的DFT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柳韶华；金奇；吴立群 刊期： 2013年第06期
在小鼠模型系统中,Evi-1基因是第一个被发现能导致髓系白血病的反转录病毒整合位点[1-2].该基因定位于人类的3q26染色体.包括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慢性髓系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在内的髓细胞恶性肿瘤中[3],3q26染色体重排异常导致Evi-1基因激活.更为重要的是,无论3q26染色体是否存在重排,Evi-1基因高表达都是AML生存的独立负性预后指标.此外,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也存在Evi-1基因高表达[4-5],且高表达的Evi-1基因可增加ALL细胞的恶性程度,使其更能抵抗抗白血病药物所引起的凋亡[5].来自儿童ALL样本的数据亦表明,Evi-1基因的表达水平与ALL的预后呈负相关[5].
作者：周凌云；陈芳源 刊期： 2013年第06期
库欣综合征又称皮质醇增多症,是一组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调控失常,肾上腺皮质分泌过多糖皮质激素所致的临床综合征.该病患者临床常表现为向心性肥胖、满月脸、多血质外貌、紫纹、高血压、继发性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症状.库欣综合征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20～45岁多发,成人多于儿童,女性多于男性,男女比例为1∶3～1∶8[1-2].
作者：迟婧；宋琦 刊期： 2013年第06期
糖尿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疾病,而糖尿病的大血管并发症是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65％的2型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肌梗死和卒中.因此,研发一种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糖尿病治疗药物迫在眉睫.二肽基肽酶4(DPP-4,又称腺苷酸脱氨酶结合蛋白、CD26)抑制剂作为一种新型口服降糖药,具有一定的心血管保护作用,且其部分作用通过抑制DPP-4对其心血管作用底物的裂解来实现.本文对DPP-4及其抑制剂的心血管效应作一综述.
作者：邓玉颖；张翼飞；王卫庆；宁光 刊期： 2013年第06期
过敏是常见的临床表现,虽不危及患者生命,但因伴有瘙痒,故而使其日常生活、工作受到影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过敏的发病机制可能与机体产生针对IgE高亲和力受体(FcεRⅠ)或IgE的自身抗体、免疫分子、补体等诸多因素有关.近年来,对于抗FcεRⅠ和IgE自身抗体陆续有报道,根据其生物学活性及其与疾病的相关临床表现推测,这类抗体可能参与了具有过敏反应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但关于FcεRⅠ的一个新形式——血清可溶性IgE高亲和力受体(sFcεRⅠ),其与过敏疾病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本文就目前研究较少的sFcεRⅠ进行简单介绍.
作者：黄燕；王娟；李莉 刊期： 2013年第06期
迄今为止,病理学诊断技术已从传统的大体解剖病理学和组织形态学诊断,发展到与免疫组织化学、原位杂交、DNA片段分析等分子诊断技术相互结合的新阶段.形态学诊断虽仍是病理诊断的基础和重要依据,但分子检测技术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作为辅助,进而指导临床治疗.
作者：程凯；王建东；石群立 刊期： 2013年第06期
子宫肉瘤的一般流行资料子宫肉瘤是来源于子宫间质、结缔组织或平滑肌的一类子宫恶性肿瘤,可发生在子宫的任何部位,子宫体、子宫颈、肌壁间、黏膜下、浆膜下均可发生.子宫肉瘤的发生率虽低,约占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1％,占子宫恶性肿瘤的3％～7％,但患者预后差,5年生存率仅为60％左右[1],且发病年龄较轻.Huang等[1]的研究显示,子宫癌的平均发病年龄为50～59岁,而子宫肉瘤的平均发病年龄为40～49岁.但笔者的研究资料显示,子宫肉瘤的发病年龄为37～80岁,平均50岁左右.
作者：沈国芳 刊期： 2013年第06期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育具备较扎实的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较强的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而其中重要的教育改革手段之一便是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英语思维能力、熟练查阅英文文献和增进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手段.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在大学本科教学中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我院近年来在大学本科八年制教学中开展了诊断学的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将在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总结如下,并探讨相应的优化教学措施.
作者：郝嘉 刊期： 2013年第06期
文稿说明:以下是基层临床医师及心电图专业人员经常问到的部分问题,解答主要依据参考文献所列的教科书.问题1:存在二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时,如PR间期大于0.20 s,是否还要诊断一度房室传导阻滞?解答: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时,心房与心室无传导关系,此时不涉及到“PR间期”.一般而言,当存在二度房室传导阻滞时,不必再诊断一度房室传导阻滞,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问题2:左前分支阻滞时,是否应诊断电轴左偏?同样,存在左后分支阻滞时,是否应诊断电轴右偏?
作者：吴杰 刊期： 2013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