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肾移植术后使用西罗莫司(SRL)的受者继发间质性肺炎的情况，以指导临床治疗。方法 7例肾移植受者在使用SRL后发生间质性肺炎8次，其中2例初始免疫抑制治疗即采用含SRL的方案，5例的初始免疫抑制方案为他克莫司（或环孢素A）+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后因移植肾肾病（4例）或并发肿瘤（1例）而将他克莫司（或环孢素A）转换为SRL。发生间质性肺炎时，临床表现为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以及呼吸困难，CT和胸片检查有阳性表现。结果 发生间质性肺炎后，4例5次停用SRL，另外3例减少SRL的用量，3～14 d后发热和呼吸道症状逐渐好转，2～4周后胸部影像学检查提示肺炎开始逐渐吸收，而病变完全吸收则需要2～6个月。结论 肾移植后使用SRL可继发间质性肺炎，一旦发生间质性肺炎，应立即减少SRL的用量或停用SRL。
作者：林俊；唐雅望；郭宏波；田野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探讨在常规免疫抑制方案下和正常血药浓度范围内肾移植受者发生他克莫司(Tac)肾毒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个体化治疗的指导意义。方法 回顾分析132例肾移植术后2年内按照Tac常规剂量(0.15～0.3 mg·kg-1·d-1)和血Tac浓度维持在8～11 μg/L，并坚持随访的首次肾移植受者的资料。Tac肾毒性经移植肾活检和临床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根据是否发生Tac肾毒性，分为肾毒性组和对照组。对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受者的年龄、性别、是否发生过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药物暴露量、用药时间、肝功能异常、血清白蛋白水平、红细胞比容以及多药耐药基因(MDR1)和细胞色素P450酶3A5(CYP3A5)基因等共10项指标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在常规免疫抑制剂方案下和正常血药浓度范围内，Tac肾毒性发生率为18.9％(25/132)。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肝功能异常(RR=3.05，95％可信区间为0.879～11.533，P=0.024)、血清白蛋白水平(RR=0.966，95％可信区间为0.994～1.006，P=0.018)、红细胞比容(RR=0.999，95％可信区间为0.998～1.000，P= 0.032)、CYP3A5基因多态性（RR= 0.777，95％可信区间为0.023～6.798，P=0.032）及MDR1基因多态性(RR=0.654，95％可信区间为0.053～7.109，P=0.017)是导致Tac肾毒性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肾移植后在常规免疫抑制方案下及正常血药浓度内，肝功能异常是导致Tac肾毒性主要的危险因素，白蛋白水平低下、红细胞比容降低也是导致Tac肾毒性的影响因素，此外还应考虑受者CYP3A5及MDR1的基因多态性，以实现个体化免疫抑制治疗。
作者：苗芸；于立新；邓文锋；付绍杰；徐健；杜传福；王亦斌；叶桂荣；张新科；周敏捷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研究HLA-G与肾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CMV)活动性感染的相关性，分析其作用机制及意义。方法 初次肾移植受者215例，按照术后是否发生CMV活动性感染将受者分为CMV阳性组和CMV阴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膜结合型HLA-G1 (mHLA-G1)的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可溶性HLA-G5 (sHLA-G5)的表达，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法检测HLA-G mRNA的表达，采用蛋白质印迹法验证sHLA-G5的表达，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和HE染色观察移植肾组织中HLA-G的表达，采用ROC曲线分析sHLA-G5水平预测CMV活动性感染的Cutoff值。结果 术前两组间HLA-G表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两组间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mHLA-G1均呈低表达，CMV pp65阳性时亦无明显变化。CMV阳性组外周血中CD14+ mHLA-G1+细胞显著升高(P＜0.05)，达到(45.53±17.32)％，转阴后下降至(10.22±5.78)％。CMV阳性组外周血中sHLA-G5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其预测CMV活动性感染的适Cutoff值为202.9μg/L，具有很高的诊断准确性。CMV阳性组受者外周血中HLA-G mRNA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CMV阴性组(P＜0.05)。12例CMV活动性感染受者移植肾活检样本中，10例肾小管上皮细胞HLA-G表达呈阳性。结论 HLA-G在外周血中的表达显著升高和移植肾肾小管上皮细胞的阳性表达可能是保护移植肾功能的机制之一。以sHLA-G5表达水平202.9μg/L作为Cutoff阈值，具有很好的判断CMV活动性感染的价值。
作者：肖漓；石炳毅；高钰；何秀云；许晓光；黄海燕；周文强；韩永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探讨肝移植后革兰阴性菌血行感染的流行病学和耐药结果。方法 回顾分析1998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12年间768例肝移植受者的资料。术后采用他克莫司+甲泼尼龙进行免疫抑制治疗，应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预防细菌感染，使用更昔洛韦预防巨细胞病毒感染，采用氟康唑预防真菌感染。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的方法进行接种、分离和培养，细菌的鉴定与药物敏感试验使用V ITEK2型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系统及其配套试剂。结果 768例肝移植受者中，共有83例发生88次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总体发生率为10.8％(83/768)，以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白杆菌为常见，分别有37株和18株，1998-2000年这一时间段的感染发生率较高，为23.9％，此后下降至12.4％以下。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白杆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头孢西丁、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药率均较低；2005年及以前的大肠杆菌对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头孢他啶和氨苄西林/克拉维酸的耐药率基本都在60％以上；2005年以后，肺炎克雷白杆菌对环丙沙星、氨苄西林/克拉维酸的耐药率也在60％以上。结论 肝移植后血行感染中革兰阴性菌以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白杆菌常见，对多种抗生素耐药，但对碳青霉烯类敏感。
作者：邰强；何晓顺；巫林伟；鞠卫强；朱晓峰；马毅；胡安斌；王东平；王国栋；郭志勇；黄洁夫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总结活体肝移植中变异供肝动脉的修整和重建经验。方法 回顾分析自2006年9月至2010年5月间73例成人活体肝移植的临床资料，术前对供肝进行了充分的影像学评估，其中涉及供肝动脉较复杂变异者13例(17.8％)，包括9例异位或副肝右动脉起自肠系膜上动脉(SMA)，2例副肝右动脉发自腹腔干及2例肝动脉存在交通支。术中对这13例变异供肝动脉采用显微外科技术进行了修整和重建。结果 9例异位或副肝右动脉起自SMA者中，3例采用副肝右动脉与胆囊动脉行端侧吻合的方式成形，然后与受者的肝固有动脉或肝右动脉行端端吻合，另6例异位肝右动脉与受者肝右动脉或肝固有动脉行端端吻合；2例副肝右动脉起自腹腔干者，将供肝右动脉和副肝右动脉分别与受者肝右动脉和肝左动脉吻合重建；2例供肝动脉存在交通支者及1例双供肝移植者均予以双支动脉重建。另外，供、受者肝动脉内径不匹配者，采用供肝副肝右动脉与受者肝固有动脉行端侧吻合。所有血管均一次吻合成功，围手术期经密切监测动脉血流及给予相应抗凝治疗，术后长期随访中，所有受者均未发生肝动脉血栓形成及动脉狭窄等并发症。结论 根据动脉变异的不同，采用显微外科技术进行不同方式的修整，效果良好，其对预防活体肝移植后动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以及扩大活体供者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梁雨荣；叶晟；纪文斌；史宪杰；罗英；段伟东；董家鸿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观察肾移植受者发生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AMR)时应用利妥昔单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分析2010年12月至2011年6月间5例发生AMR的肾移植受者的资料，患者采用利妥昔单抗(500 mg)进行治疗。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时间、免疫诱导方案、免疫维持方案、移植肾功能、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水平、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发生情况等，评价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 5例治疗后移植肾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其中4例血肌酐恢复正常，1例血肌酐维持在300μmol/L左右。病理检查结果表明，治疗后移植肾C4d沉积明显减轻。随访6～12个月，1例发生巨细胞病毒血症，1例发生泌尿系统感染，无受者发生严重感染，人/肾存活率100％。结论 利妥昔单抗治疗肾移植术后AMR的效果和安全性均较好。
作者：刘永光；刘天来；李民；郭颖；陈桦；胡建敏；范礼佩；岳良升；李留洋；赵明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探讨根据供者骨髓源性树突状细胞(DC)介导肾移植受者淋巴细胞反应指导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个体化应用的价值。方法 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间接受亲属活体供肾移植者30例，根据药物剂量调整依据的不同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15例，免疫抑制方案同为他克莫司(Tac)+吗替麦考酚酯(MMF)+皮质激素。试验组术后根据受者淋巴细胞对供者DC的反应强度，结合血Tac、MMF浓度调整药物剂量；对照组术后仅根据血药浓度调整药物剂量。术后每月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血糖，随访时间为1年。结果 随访期内试验组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为13.3％，对照组为46.7％(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感染发生率分别为6.7％和40.0％(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的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3.3％和46.7％(P＜0.05)。两组各时间点的血清肌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利用供者骨髓源性DC介导肾移植受者淋巴细胞反应结合治疗药物血药浓度监测作为免疫监测指标，指导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个体化应用，较仅利用血药浓度监测更全面、准确。
作者：黄赤兵；许晓婷；范明齐；冯嘉瑜；张艮甫；王平贤；肖亚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评价肾移植受者将环孢素A(CsA)转换为他克莫司(Tac)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将CsA转换为Tac治疗的97例肾移植受者的资料，转换治疗的原因分别为慢性移植肾肾病62例，难治性排斥反应21例，肝功能异常8例，齿龈增生、多毛6例。观察转换治疗后3年内的肾功能、肝功能、血脂、血压、血糖、急性排斥发生率、人/肾存活率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等指标。结果 与转换前相比较，慢性移植肾肾病及难治性排斥反应患者转换治疗1年后肾功能明显好转(P＜0.01)，患者第2、3年肾功能稳定。转换治疗后，肝功能异常者的肝功能明显改善，齿龈增生和多毛患者的症状也明显改善。97例转换治疗后第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100％和97.9％，第3年为100％和92.8％，患者血浆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和血压均下降(P＜0.05)。转换治疗后，13例需用药物控制血糖(13.4％)，另发生腹泻和食欲不振2例(2.1％)，震颤5例(5.2％)。观察期内患者均未发生严重肺部感染和肿瘤。结论 使用CsA行免疫抑制治疗的肾移植受者发生相关并发症后转换为Tac治疗是安全和有效的。
作者：祝藩原；曾力；温燕；赵闻雨；陈瑜；郑鳕洋；王立明；朱有华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探讨肝移植中应用巴利昔单抗诱导治疗的免疫抑制方案的疗效。方法 2007年8月至2009年7月间139例成人肝移植受者接受含巴利昔单抗诱导的免疫抑制方案（诱导组）。以2006年1月至2006年12月间接受常规免疫抑制方案的106肝移植受者为对照组。术后随访12个月，记录两组受者排斥反应、代谢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以及患者的存活情况。结果 诱导组术后1个月内急性排斥反应、糖尿病、高血压及感染的发生率分别为7.9％、33.8％、21.6％和22.3％，对照组分别为15.1％、72.6％、40.6％和4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2个月内，诱导组急性排斥反应、移植后新发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高脂血症的发生率分别为10.8％、5.0％、4.3％和7.9％，而对照组分别为19.8％、9.4％、8.5％和1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诱导组和对照组术后1年的存活率分别为92.1％和88.7％(P＞0.05)。结论 免疫抑制方案中应用巴利昔单抗诱导治疗可以早期撤除皮质激素，并可降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及减少使用皮质激素引起的不良反应。
作者：鞠卫强；何晓顺；邰强；巫林伟；胡安斌；王东平；马毅；朱晓峰；黄洁夫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研究选择性5-羟色胺2A(5-HT2A)受体拮抗剂沙格雷酯延缓大鼠移植动脉急性排斥反应后纤维化的作用。方法 实验分为3组，同种移植对照组（供、受者分别为Wistar大鼠和SD大鼠）、同系移植对照组（供、受者均为SD大鼠）和实验组（供、受者分别为Wistar大鼠和SD大鼠），建立大鼠腹主动脉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后纤维化模型。术后各组大鼠喂养条件相同，仅实验组大鼠每天给予沙格雷酯灌胃，25 mg/kg。术后第14天和第60天对移植动脉行病理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观察移植动脉内膜增生情况以及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和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的表达情况。结果 所有移植手术均获成功。术后第14天时，同种移植对照组移植动脉出现典型的急性排斥反应改变。术后第60天，同种移植对照组、同系移植对照组和实验组内膜指数分别为(62.41±6.54)％、(0.94±0.33)％和(16.71±3.94)％，3组间内膜指数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PCNA和α-SMA细胞阳性率分别为(0.99±0.54)％和(0.79±0.33)％、(22.43±3.40)％和(23.70±2.78)％及(7.37±4.61)％和(8.21±3.11)％，3组间PCNA阳性率的两两比较及α-SMA阳性率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大鼠移植动脉急性排斥反应后可继发严重纤维化，沙格雷酯可显著延缓急性排斥反应后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PCNA和α-SMA的表达有关。
作者：王海灏；李明；吴敏；张伟杰；陈知水；阳军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探讨不同保存温度下猪心肌组织射频频段介电特性参数tanδm的变化，及其与心肌活性的关系。方法 葡萄糖-胰岛素-K+停跳液诱导杂种幼猪心脏停跳，获取心脏，分为3组，A组保存于4℃下12h，B组保存于15℃下6h，C组保存于25℃下4h。保存过程中，每5min测定各组心肌组织tanoδm，每30 min测定心肌组织ATP含量，并对tanδm与ATP变化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 3组保存开始阶段tanoδm均明显下降，A组下降相对缓慢，C组下降为明显。保存1h时，B、C组tanδm的含量与A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保存2、3和4h时，B、C组tanδm的含量低于A组(P＜0.05，P＜0.05，P＜0.01)。ATP与tanδm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43(P=0.01)。结论 心肌组织射频频段介电特性检测方法简捷、准确、无创，其检测结果tanδm与心肌活性（ATP含量）呈正相关。
作者：段贵新；刘学刚；汪国文；刘戈；张雷；梁颖；王康武；王安生；施超；梁启超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目的 利用荷瘤小鼠来探讨不同的输注途径以及不同时间输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MSC)对脐血来源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CIK)/自然杀伤(NK)细胞在体内抗肿瘤效应的影响。方法 NOD/SCID小鼠共56只，分为7组，每组小鼠经尾静脉输注K562细胞后12 h分别进行以下实验：同时经尾静脉输注人BMMSC+ CIK/NK细胞（A组）；经尾静脉相隔48 h分别输注人BMMSC和CIK/NK细胞（B组）；经小鼠胫骨骨髓腔输注入BMMSC，同时经尾静脉输注CIK/NK细胞(C组)；经小鼠胫骨骨髓腔输注人BMMSC，48 h后经尾静脉输注CIK/NK细胞；经小鼠胫骨骨髓腔输注人BMMSC，48 h后经尾静脉输注CIK/NK细胞（E组）：较其他组延迟48 h经尾静脉输注CIK/NK细胞（F组）；除输注K562细胞外，不输注其他细胞（G组）。计算各组小鼠的生存曲线，检测小鼠外周血、骨髓、肝、脾和肺等脏器的肿瘤细胞负荷情况。结果 A、B、G组小鼠的存活时间短于C、D、E、F组(P＜0.05)；A、B、G组间以及C、D、E、F组间小鼠的存活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B、G组小鼠外周血、骨髓涂片中肿瘤细胞的比例高于C、D、E、F组(P＜0.05)。A、B、G组小鼠外周血、骨髓及肝、脾、肺组织匀浆中人肿瘤细胞标记CD33的表达率高于C、D、E、F组(P＜0.05)；A、G组小鼠肝、脾、肺组织匀浆中CD33表达率高于B组(P＜0.05)；C组小鼠肺组织匀浆中CD33表达率高于D组(P＜0.05)。结论 同部位注射BMMSC可明显抑制CIK/NK细胞在荷瘤小鼠体内的抗肿瘤作用，而分部位注射，则BMMS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提前输入的BMMSC在体内仍会削弱CIK/NK细胞的抗肿瘤作用。
作者：黎阳；王潇娉；吴燕峰；黄文革；黄科；黄绍良；魏菁；周敦华；方建培；薛红漫 刊期： 2011年第09期
肺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肺疾病惟一有效的方法，根据国际心肺移植协会登记资料，肺移植手术死亡率小于10％，肺移植术后并发的肺静脉栓塞所致的肺梗死是手术后较严重的并发症。我院2002年开展临床肺移植以来，仅早期确诊此并发症1例，经救治后好转，现报道如下。资料与方法一、一般资料患者为女性，37岁。反复咳嗽、咳痰20余年，伴进行性胸闷、气短7年，术前诊断为双侧支气管扩张伴双侧肺大疱、自发性气胸，曾多次行抗炎对症治疗及闭式胸腔引流。本次入院体检：口唇轻度紫绀，双肺可闻及于罗音，胸片提示双侧支气管囊状扩张伴双侧部分肺大疱。供者为男性，28岁。供、受者的ABO血型均为B型。供肺采用改良的低钾右旋糖酐液灌洗和保存，具体方法见文献[1，2]。
作者：陈颖；陈静瑜 刊期： 2011年第09期
肝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方法，其技术日趋成熟，亲属活体肝移植(RDLT)解决了供肝缺乏的问题，其供肝是健康成人提供的部分肝脏，血管较细，手术难度大，术中并发症较多[1]。超声检查无创、简便、直观、定位准确，可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技术对RDLT供、受者在术中的状况进行动态观察和系列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供、受者的安全。本文回顾分析我院26例RDLT的资料，现报道如下。资料与方法一、一般资料2006年8月至2010年1月，在我院行RDLT者26例，其中男性17例，女性9例，年龄5～60岁，平均34.9岁。原发病为肝炎后肝硬化16例，酒精性肝硬化1例，胆汁性肝硬化2例，门静脉海绵样变性1例，Croli病1例，肝恶性肿瘤5例。左半肝移植7例（其中3例移植物含肝中静脉），右半肝移植15例（其中6例移植物含肝中静脉），双供肝移植4例。
作者：肖春华；王妍；迟昆燕；李晓豫；宋洁；王祁忠；胡徽；周凯 刊期： 2011年第09期
肝移植是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肝移植后的肝癌复发是移植医生面临的严峻挑战。临床上常用的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被认为是诱发肝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西罗莫司除了具有良好的免疫抑制效能外，同时还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从而可防止肝移植术后的肝癌复发。现就此综述如下。一、背景近年来肝癌的肝移植治疗发展十分迅速，较多肝癌患者因接受了肝移植而受益[1]。我国每年接受肝移植的受者中也有近40％是肝癌患者[2-3]。Mazzaferro等[4]提出米兰标准以来，以肝癌的大小、数量及血管侵犯程度等来严格筛选肝癌患者行肝移植，使得肝癌患者肝移植后的存活率与生存质量已接近良性肝病的肝移植受者[5-6]。与良性肝病不同，肝癌患者接受肝移植后将面临肝癌的复发。米兰标准是一个相对苛刻的受者选择标准，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癌患者肝移植后5年总体肝癌复发率为17 ％[4]。而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7]、匹兹堡标准[8]和成都标准[9]等是相对宽泛的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肝癌患者肝移植后5年总体肝癌复发率可高达41％[10]。
作者：王桥；严律南 刊期： 2011年第09期
随着每天1次给药的他克莫司(Tac)缓释胶囊（商品名：新普乐可复）的上市，有关它在肝移植受者中的应用情况也日益受到关注。在今年第17届国际肝移植学会(ILTS)年会上，世界各地的移植领域专家就此报告了一系列新研究结果。在肝移植受者中，Tac普通剂型（商品名：普乐可复）转换为Tac缓释胶囊的推荐方案是按1∶1的剂量进行转换。为了进一步了解转换前后的疗效和安全性，Dopazo等[1]完成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共187例肝功能稳定的肝移植受者按1∶1的剂量比从Tac普通剂型转换为Tac缓释胶囊，中位转换时间为55个月，随访1年（观察时间点为转换前，转换后1、6和12个月）。结果表明，转换后第1个月时，血Tac浓度从转换前的5.4μg/L降至4.4 μg/L(P＜0.05)；第6个月时，血药浓度恢复至转换前水平；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肝、肾功能在转换前后无明显差别。这一结果得到了Gaudio等[2]完成的另一项前瞻性研究的证实。这些数据提示，在肝功能稳定的肝移植受者中，Tac普通剂型按1∶1的剂量转换为Tac缓释胶囊安全可行。
作者： 刊期： 2011年第09期
新型免疫抑制剂在降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的同时，也因其狭窄的治疗指数以及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的个体差异而导致的药物毒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植物以及受者的长期存活。免疫抑制个体化治疗的概念产生于需要尽量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同时又要优化这些药物的疗效。因中毒剂量与有效剂量之间的差距很小，故免疫抑制个体化治疗非常重要，并且越来越受到移植界的重视。基因多态性可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特性，所以器官移植受者对药物的反应可能会因个体间基因多态性而有所不同。因此，个体化治疗就是以每个受者的信息为基础决定治疗策略，根据受者的基因组成、表达变化以及药物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等不同个性，对每个受者进行适宜的治疗。
作者：于立新 刊期： 2011年第09期
由免疫因素和非免疫因素导致的移植物功能丧失、受者带有功能移植物死亡以及免疫抑制治疗的依从性不良，是器官移植近期效果明显提高而远期效果并未同步提高的主要原因，上述因素都与免疫抑制剂是否合理应用相关。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指标来指导用药，用药量往往不足或过度，从而导致免疫损害或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的发生。虽不断寻找解决方法，包括剂量小化或撤除免疫抑制剂，但方案还不一致，结果也不确定或不具说服力，尚无理想结果。长期以来，免疫耐受诱导研究在小动物实验中取得了可喜的结果，在不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同种移植物不发生排斥反应，并保持良好的移植物功能，组织学也无免疫损害表现，能再次接受来自同一供者的移植组织，而排斥第三方组织，并证实这些都是主动过程，而不是对同种移植物应答的不足[1]。
作者：唐孝达 刊期： 2011年第09期
间充质干细胞(MSC)是一类多能祖细胞，早从骨髓中分离得到。由于MSC具有独特的多谱系分化特性和天然的免疫抑制与调节功能，以及强大的组织修复能力，并参与骨髓造血微环境的建立，因此，MSC是当前临床与基础研究的热点。本文现就MSC的体内免疫调节作用及其在实体器官移植领域的应用现状与前景论述如下。一、MSC的体内免疫调节作用MSC具有低免疫原性。体外实验显示，MSC能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抑制树突状细胞成熟和诱导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细胞）生成，还可分泌生长因子，能被诱导定向增殖和分化。同样，MSC在体内可以通过对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应答的调节，以及对靶组织的旁邻辅助作用而发挥作用。Zappia等在小鼠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多发性硬化的发病初期进行MSC全身性输注，可以减轻中枢神经系统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浸润，且会诱导T淋巴细胞无应答。
作者：杨顺良；谭建明 刊期： 2011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