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中国二类”和“中国三类”供者相关因素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2017年1月连续实施的215例“中国二类”和“中国三类”供者供肝移植的临床资料.排除3例术后失随访病例,共211例病例纳入研究.统计供者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原发病、体重指数(BMI)、既往病史(脂肪肝、高血压)、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供肝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捐献前常规实验室检查指标,采用Kaplan-Meier方法、Log-rank检验及多因素Cox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受者术后存活的风险因素.结果 211例受者术后6个月、1年和3年总体存活率分别是88％、84％和8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供者血清Na+水平＜136 mmol/L(P=0.018)、供肝冷缺血时间＞9 h(P=0.013)与受者术后存活相关,供者BMI＞30kg/m2(P=0.011)及供者年龄＞60岁(P=0.025)与受者术后并发症有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供者血清Na+水平(P=0.011)是肝移植预后的独立影响因子.结论 筛择合适的供者及控制供者风险因素有助于改善“中国二类”和“中国三类”供者供肝移植的预后.
作者：陈新国；张庆；尹利华；李威；吴凤东；邹卫龙；王毅；朱雄伟；陈虹；岳扬；邓永林；沈中阳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研究细胞色素P450 3A酶系(CYP3A)中CYP3A5基因多态性对心脏移植受者他克莫司剂量、血药浓度以及临床结果的影响.方法 113例受者术后使用他克莫司的心脏移植受者,其中41例术后1年内始终使用他克莫司,72例术后1年内将环孢素A更换为他克莫司.利用MassARRAY分子量阵列技术平台检测受者的CYP3A5基因型,比较各基因型受者不同时间血他克莫司浓度谷值与剂量比值(C0/D),进行心内膜心肌活检诊断急性排斥反应,观察急性排斥反应导致的死亡率及全因死亡率.结果 113例受者中,野生纯合子(*1/*1型)占4.4％,突变杂合子(*1/*3型)占30.1％,突变纯合子(*3/*3型)占65.5％.3组基因型受者术后1个月的C0/D值分别为47.34±11.40、116.11±42.40和293.70±171.20,三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00).41例术后1年内始终应用他克莫司的受者中,*1/*3型有10例,*3/*3型有31例,二者术后1个月的C0/D值分别为134.23±57.30和323.00±128.67(P=0.000),3个月分别为98.32±39.43和292.07±141.08(P=0.003),6个月分别为90.00±21.31和341.68±165.02(P=0.002),12个月分别为96.02±29.33和339.23±162.30(P-0.018);术后1、3、6个月心内膜心肌活检分值分别为1.50±0.58和1.43±0.73(P=0.867),2.00±1.73和1.55±1.00(P=0.512),2.33±1.53和1.36±0.84(P=0.132);因急性排斥反应所致的死亡率分别为10％和0(P=0.244),全因死亡率分别为20％和9.7％(P=0.580).结论 CYP3A5基因突变在我国心脏移植受者中高达80.5％,术前检测受者CYP3A5基因型有助于指导他克莫司个体化用药.
作者：刘冰洋；柳青；郑哲；黄洁；廖中凯；宋云虎；王巍；胡盛寿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作为预测移植肾早期急性损伤(AKI)的生物学指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法 选取2016年1-12月37例肾移植受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术前、术后6h和12h的血NGAL水平,采用酶法检测术后第1周内每天的血清肌酐水平.将术后血清肌酐水平较术前血清肌酐水平升高50％以上或术后1周内需要接受透析治疗诊断为AKI.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KI,将受者分为AKI组和非AKI组.检测并比较两组受者的血NGAL水平.研究变量包括受者年龄、性别,肾功能衰竭的潜在原因,术后第1周内每日血清肌酐水平,术后1周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等.结果 37例受者术前、术后6h和12 h的血NGAL水平分别为(311.14±102.69)μg/L、(317.81±107.28)μg/L和(312.16±134.80)μg/L.术后6h和12 h的血NGAL水平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70,P=0.96).术后共有12例受者出现AKI,两组受者在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29,P=0.20).AKI组和非AKI组受者间术前及术后6和12 h血清肌酐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2).AKI组和非AKI组术前血NGAL水平分别为(333.58±116.30)μg/L和(300.36±96.15)μg/L(P=0.36);术后6h分别为(383.3±147.16)μg/L和(286.32±65.97)μg/L(P=0.01);术后12 h分别为(437.33±164.16)μg/L和(252.08±57.53)μg/L(P＜0.001).术后12 h血NGAL水平(以317 μg/L为截断值)预测AKI的灵敏度为100％,特异性为92％,远远好于相应时点血清肌酐的预后准确度(灵敏度=66.7％,特异性=61.9％).结论 血NGAL水平用于预测肾移植术后急性肾损伤是一种灵敏度和特异性非常高的生物学指标,特别是术后12 h内发生的肾损伤.
作者：申升；李琴；吴家清；周结学；蒙善东；朱春丽；马娟；邓庚国；龚小波；王晓；刘东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新生抗内皮细胞抗体(AECA)与不良事件的相关性及术后半年内移植肾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ⅡF)检测85例受者术前及术后1d、3d、7d、15d及1个月血清AECA的表达情况,并根据AECA检测结果将受者分为双阳性组(术前和术后AECA阳性)、单阳性组(术后新生AECA阳性)和阴性组(术前和术后AECA阴性).统计各组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不良事件包括移植物功能恢复延迟(DGF)、排斥反应、感染等,记录各组受者术后半年内各时间点血肌酐水平.结果 85例受者中,29例受者AECA阳性,其中双阳性组19例,单阳性组10例,阴性组56例.单阳性组、双阳性组、阴性组术后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30％、5.3％和17.9％,单阳性组高于其他两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21);3组DGF发生率分别为70.0％、26.3％和32.1％,单阳性组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4),且DGF持续时间均较其他两组明显延长(P＜0.01);术后3组间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0.0％、21.1％和8.9％,3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31).与双阳性组和阴性组比较,单阳性组受者术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血肌酐水平均显著升高(P=0.02、P=0.04、P=0.04、P=0.02).结论 肾移植术后新生AECA能够增加术后DGF发生的风险,延长DGF持续时间,影响术后半年内移植肾功能的恢复.
作者：李树欣；武康；袁清；韦星；许亮；张大伟；李响；蔡明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研究心脏移植术后新生抗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对移植心脏功能和受者存活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3年3月至2016年1月连续195例接受心脏移植的受者,排除13例术前群体反应性抗体(PRA)阳性者及10例术后死亡者,共172例受者纳入研究.检测受者HLA分型及DSA,根据检测结果,将受者分为DSA阳性组、抗HLA抗体阳性DSA阴性组(DSA阴性组)及抗HLA抗体阴性组(HLA阴性组)3组进行观察.记录受者的心脏事件及其转归,分析新生DSA与心脏事件发生的相关性.心脏事件包括心脏原因心功能不全、移植心脏血管病(CAV)和心脏原因受者死亡.结果 172例受者术后随访(1.3±0.8)年,出现DSA阳性者6例,占3.4％,其中HLA Ⅰ类抗体阳性1例,占16.7％.DSA出现时间为术后(256±125)d,分布趋势集中在术后半年内.DSA阳性组的心脏事件发生率为83.3％,1例在发现DSA阳性后的145 d发生需要支架治疗的移植冠状动脉病变:4例在发现DSA阳性后(54±13)d出现心功能不全,经皮质激素冲击和免疫球蛋白治疗及调整免疫抑制方案后心功能恢复正常.而DSA阴性组心脏事件发生率为15.8％,1例为心脏原因死亡,2例出现心功能不全.HLA阴性组心脏事件发生率为4.1％,6例发生心功能不全.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DSA阳性是导致移植心功能不全和影响受者中长期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P=0.02);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3组间存活率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心脏移植术后DSA阳性的出现与受者术后心脏事件密切相关.建议术后常规监测HLA抗体,尽早筛查出DSA阳性的受者并给予治疗.
作者：涂斌；黄洁；廖中凯；郑哲；宋云虎；王巍；胡盛寿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总结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在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PAH)患者双肺移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18例因IPAH接受双肺移植的受者,术前肺动脉压达(98.56±14.86) mmHg,WHO心功能评级分别为Ⅲ级11例、Ⅳ级7例.所有受者均在麻醉诱导后给予ECMO转流辅助,术中根据氧合及心功能情况,调整ECMO转速和流量.手术结束后,ECMO流量降至1L·min-1·m-2,血流动力学平稳,氧合指数＞300即可撤除ECMO.分别在入手术室时(术前)、麻醉后双肺通气30min、ECMO转流后15 min、建立单肺通气时、肺动脉阻断30 min,肺动脉开放30min、手术结束时共7个时间点采集数据.术后观察受者的转归情况.结果 所有受者均在ECMO支持下顺利完成手术.与术前相比,麻醉后双肺通气30 min时PaO2、PaCO均明显升高(P＜0.05);与麻醉后双肺通气30min时相比,ECMO转流后15 min时PaO2明显升高(P＜0.05),PaCO2和肺动脉压均显著下降(P＜0.05);与ECMO转流后15 min时相比,肺动脉阻断30 min时肺动脉压明显升高(P＜0.05);与肺动脉阻断30 min时相比,肺动脉开放30 min时肺动脉压明显降低(P＜0.05).术毕3例受者即刻撤除ECMO,15例带入ICU后继续应用(3.3±2.5)d.有10例(包括术毕即刻撤除ECMO的3例受者)在撤除ECMO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左心功能不全,其中3例再次给予ECMO转流,其余7例给予强心、利尿及扩血管对症处理后心功能改善.术后ECMO致伤口脂肪液化和感染2例及股动脉血栓形成(中度)2例,经对症治疗后均好转.1例于术后5d出现肾功能衰竭,经ECMO管道行连续性血液滤过治疗,术后2周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余17例受者均顺利出院.术后2个月时,受者肺动脉压为(30.79±6.18) mmHg,心功能评级较术前明显改善(P＜0.01).结论 ECMO作为一种控制肺动脉高压的有效手段应用于IPAH患者的肺移植手术,可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并对受者围手术期心功能的维护效果良好.
作者：胡春晓；许波；王志萍；陈静瑜；王桂龙；秦钟；杨勇刚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肝移植供、受者细胞色素P4503A亚家族多肽5(CYP3 A5)和补体C5(C5)基因多态性对受者术后早期血他克莫司浓度的影响.方法 应用测序技术检测100对肝移植供、受者CYP3A5 rs776746和C5 rs17611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观察受者术后1周内的全血他克莫司浓度谷值(C0)和给药剂量,计算C0与剂量比值(C0/D值),分析基因多态性与他克莫司代谢的相关性.结果 供、受者C5 rs17611位点主要等位基因均为A,占比分别为63.5％和58.5％;CYP3A5rs776746位点主要等位基因均为G,占比分别为71％和72％.肝移植术后3d后,C5rs17611基因型为AA受者的C0/D值显著低于携带等位基因G的受者(P＜0.05),肿瘤组受者C0/D值明显高于非肿瘤组(P＜0.05),而供者C5rs17611基因型与受者C0/D值未发现明显统计学相关性(P＞0.05).供、受者CYP3A5rs776746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受者的C0/D值均明显相关(P＜0.05).C5rs17611与CYP3A5 rs776746位点不存在连锁不平衡关系(D'max=0.392,r2max=0.034).两位点联合分析发现,随着受者携带快代谢基因的个数增加,术后1周内受者体内他克莫司代谢速度也随之增加,C0/D值明显下降(P=0.012,P＜0.001,P＜0.001和P=0.002).结论 联合检测供、受者CYP3A5rs776746和C5rs17611基因型有助于指导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他克莫司的个体化用药.
作者：廖建华；李常灿；王兆文；樊军卫；彭志海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对比分析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DCE-MRI)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SPECT)肾动态显像测定移植肾肾小球滤过率(GFR)的准确性.方法 选取60例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接受肾移植手术的受者,分别采用DCE-MRI及SPECT测定其移植肾GFR,并与内生肌酐清除率(Ccr)进行对比,对两组结果行统计分析.结果 60例受者中,矫正Ccr为(60.63±24.83)ml·min-1 ·1.73 m-2,SPECT和MRI测得的矫正移植肾GFR(GFR-SPECT和GFR-MRI)分别为(65.31±17.08)和(50.44±22.78)ml·min-1·1.73 m-2.以矫正Ccr为基础值,GFR-SPECT偏倚为4.69ml·min-1 ·1.73 m-2,精度为23.76 ml·min-1 ·1.73m-2;GFR-MRI偏倚为-10.18 ml·min-1 ·1.73 m-2,精度为13.87 ml·min-1·1.73m-2.Ccr与GFR-SPECT的相关系数(r)=0.406,P＜0.01,直线回归方程为Ccr=34.169+0.591×GFR(SPECT);Ccr与GFR-MRI的r=0.833,P＜0.01,直线回归方程为Ccr=22.298+0.831×GFR(MRI);MRI所测得GFR与Ccr线性关系更为显著.GFR-SPECT和GFR-MRI的r=0.342,P＜0.01,直线回归方程为GFR(SPECT)=16.192+0.342×GFR(MRI),二者呈弱相关.通过Bland-Altman分析,GFR-SPECT的可信区间为95.3 ml·min-1 ·1.73 m-2,GFR-MRI的可信区间为62.3ml·min-1·1.73m-2,MRI的可信区间更窄.结论 与SPECT相比,DCE-MRI测得GFR与矫正Ccr偏倚较大,但与矫正Ccr具有更好的相关性及一致性.DCE-MRI在评估移植肾及尿路解剖结构的同时,同样能准确地评价移植肾功能.
作者：周万里；陶俊；张玉东；韩志坚；武晨江；陈浩；孙黎；黄正楷；阙宏亮；王增军；谭若芸；顾民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常温机械灌注系统(NMP)减轻心死亡猪供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及改善肝移植预后的作用.方法 选用健康巴马小型猪24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实验动物分为两组:(1)NMP组:6对,无心跳供猪(钳夹心脏基底部主动脉后静脉推注质量分数10％氯化钾30ml)热缺血40 min后切取供肝,连接NMP保存装置常温保存6h后,以4℃的乳酸林格氏液冲洗供肝,行无转流原位肝移植术;(2)UW液组:6对,无心跳供猪经热缺血40 min后常规原位冷灌注后切取供肝,0～4℃UW液保存6h,行无转流原位肝移植术.检测灌注过程中NMP组供肝胆汁分泌情况、供肝组织病理学改变及灌注液生化指标变化,比较术中及术后5d内两组受猪的存活率以及血清生化指标、肝组织病理学变化.结果 NMP组供肝在体外灌注保存过程中,灌注保存液中的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及乳酸脱氢酶(LDH)水平等指标在保存的开始出现一定水平的升高,之后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胆汁分泌量为(10.3±3.61)ml/h,供肝保存6h后组织结构基本正常.NMP组和UW液组术后5d存活率分别为100％和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再灌注后NMP组血清生化指标ALT、AST、LDH和乳酸水平低于UW液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脏常规病理检查提示,NMP组肝组织细胞损伤程度较UW液组明显减轻.结论 常温机械灌注保存可明显减轻心死亡猪供肝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可在体外对供肝进行修复,改善肝移植预后.
作者：高伟；杨洋；史源；刘蕾；马宁；覃虹；陈静；沈中阳 刊期： 2017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Janus激酶2/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子1(JAK2/STAT1)信号通路在大鼠肝脏冷缺血及再灌注后肾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健康雄性SD大鼠30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3组,每组10只:(1)IR组:建立大鼠肝脏冷缺血再灌注模型;(2)AG490组:建立大鼠肝脏冷缺血再灌注模型,建模前30 min腹腔注射JAK2特异性抑制剂AG490 10 mg/kg;(3)假手术组:大鼠仅开腹,游离肝脏周围血管及韧带后关腹.再灌注后6 h(假手术组术毕后6 h),检测各组大鼠肾功能,肾组织氧化应激水平,HE染色法观察肾组织病理学改变,采用原位末端标记法检测肾组织细胞凋亡情况,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p-JAK2、p-STAT1及Bcl-2、Bax的蛋白水平.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IR组大鼠肾功能明显降低,肾病理损伤严重,肾组织氧化应激及细胞凋亡明显增加,Bcl-2/Bax比值显著降低,以及JAK2和STAT1磷酸化显著上调(P＜0.05);与IR组比较,AG490组大鼠肾损伤减轻,肾功能得到明显改善,氧化应激水平降低,细胞凋亡显著减少,以及Bcl-2/Bax比值显著升高(P＜0.05),与此同时,JAK2和STAT1磷酸化水平显著下调(P＜0.05).结论 抑制JAK2/STAT1信号通路可以缓解大鼠肝冷缺血再灌注后急性肾损伤,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减轻氧化应激反应及细胞凋亡水平等有关.
作者：王菲；贾莉莉；孙英；杜洪印；喻文立 刊期： 2017年第05期
肠外瘘常合并出血、水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多器官功能障碍等,是腹部外科一种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1-2],既往死亡率高达50％～60％,目前死亡率仍然高达6％～17％,诊断和治疗极为棘手[3].肝移植术后早期消化道瘘的发生率低,但肝移植作为腹部外科大的手术之一,手术时间长、创伤大,且大多数受者有终末期肝病的病理生理改变,同时肝移植术后大量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影响了机体代谢和免疫功能,增加了肠外瘘的发生及死亡的风险.肝移植术后早期消化道瘘发生率国外文献报道为3％～14％,田庆等[4]报道为1.2％(18/1543),其治愈率为88.9％,病死率为11.1％.
作者：孙延东；郭源；王新；辛洋；臧运金 刊期： 2017年第05期
近年来,随着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技术的发展,来自国内外多家移植中心[1-2]的haplo-HSCT经验得出:在无HLA全相合供者的情况下,haplo-HSCT更加适合临床应用.本文回顾性分析了42例haplo-HSCT的临床资料,现报道如下.
作者：武倩；周芳；宋宁霞；解琳娜；刘希民；孔凡盛；余喆；方圆 刊期： 2017年第05期
胸腺作为机体重要的中枢性免疫器官,提供了复杂的微环境来调节T淋巴细胞的存活、分化、选择和迁移,是T淋巴细胞发育、分化和成熟的场所,也是形成自身免疫耐受的中心[1].因此,先天性或后天原因发生的胸腺功能不全会导致严重的或完全的免疫缺陷[2],或当胸腺发生病变时,也会使机体免疫自稳功能紊乱并伴发自身免疫性疾病[3].在青春期以后,胸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萎缩退化,初始T淋巴细胞输出减少,这种趋势称为胸腺增龄性萎缩[4].
作者：梁惠；张玉明 刊期： 2017年第05期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手段[1].但是供者短缺直接制约了肝移植的发展.为缓解供肝短缺的瓶颈,扩大标准供者供肝的应用研究成为热点[2],扩大标准供肝由于本身存在的病理因素,作为移植物更易出现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的各种并发症,比如原发性无功能、功能恢复延迟、急性排斥反应等.因此,如何减少移植供肝缺血再灌注损伤直接关系到手术后受者的安全.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一系列复杂的病理过程的集合,除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损伤以外,缺氧缺血导致的三磷酸腺苷(ATP)底物损耗,直接损伤细胞功能是其中重要一环.腺苷-5-单磷酸(AMP)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是生物能量代谢调节的关键分子,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在真核细胞生物中广泛存在.由于AMPK能感知细胞能量代谢状态的改变,并通过影响细胞物质代谢的多个环节维持细胞能量供求需衡,因此如何通过调控AMPK改善细胞的能量状态从而减轻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这一研究方向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中我们就近年来AMPK减轻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作者：薛帅；曾承；方泽鸿；熊艳；王彦峰；叶啟发 刊期： 2017年第05期
广受移植领域关注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ATC)2017年年会中公布的多项研究再次证实,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及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将会对肾移植受者带来长期不利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AMR是导致晚期移植肾功能丧失的关键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肾移植物功能丧失的关键原因已逐渐明晰.既往认为,晚期移植物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为T淋巴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现已逐步明确地认识到,移植物功能丧失是由于目前使用的免疫抑制方案未能有效地控制体液性免疫反应,AMR是导致晚期肾移植物功能丧失的关键原因.DSA是诊断AMR的必要条件,新生DSA显著降低肾移植物长期存活率[1].且与预存DSA相比,发生由新生DSA介导的AMR的肾移植受者长期存活率更差.DSA对肾移植受者的长期不利影响受补体活化状态及DSA不同IgG亚型的影响.本次大会中公布的一项纳入34项临床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补体C1q、C3d、C4d活化的DSA显著增加肾移植物丢失风险.而Lefaucheur等[2]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IgG3型DSA阳性受者更易发生急性AMR,IgG4型DSA阳性受者更易发生亚临床AMR.
作者：安斯泰来 刊期： 2017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