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影响个体的社交焦虑[1].自我差异一般指自我各成分的不统一,是一种有情绪意义、较为稳定的认知结构[2],其中,现实-理想自我差异能够预测焦虑的产生[3].这种预测性通常被认为是两种自我之间的差异引发的否定性的自我评价所导致的[4].Higgins等人的研究表明,自我差异的形成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2-5].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检验自我差异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交焦虑间的中介因素.
作者：陈晓惠；方明；余益兵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目的:考察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以及伴侣支持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职业女性自杀的干预提供一定借鉴.方法:从西安市某民营企业抽取242名职业女性,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考察人口统计学特征及伴侣支持情况)、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和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WFCS)进行测查.结果: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6.6％；除“基于时间的工作干涉家庭”维度外,WFCS各维度与SIOSS总分均呈正相关(r=0.18～0.44,均P＜0.01)；除“基于时间的工作干涉家庭”维度外,WFCS各维度对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0 ～0.40,均P＜0.01),其中“基于压力的家庭干涉工作”作用更为突出(β=0.33,P＜0.01)；伴侣支持在“基于压力的家庭干涉工作”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β=0.12,P＜0.05).结论: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检出率较高,其工作-家庭冲突越高,自杀意念越强,伴侣支持在二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作者：袁艳萍；田丽丽；谈继红；马孟阳；汤达华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目的:探索联合扩散张量成像(DTI)与认知功能指标识别轻度认知损害(MCI)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AD)的价值.方法:本研究被试来源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记忆中心病例库,所有被试完成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临床痴呆量表(CDR)、认知功能筛选测验(CASI)以及全套神经心理测查,并进行头颅磁共振成像三维结构相、DTI成像及液体衰减反转回复序列(FLAIR)成像,根据FLAIR图像选取白质外观正常的被试共64例(23例轻度AD患者、20例遗忘型MCI个体和21例健康对照),测定颞叶、顶叶、额叶、枕叶、海马旁回、前扣带回、后扣带回、胼胝体膝部、胼胝体压部等多个脑区白质的各向异性分数(FA)和平均扩散系数(MD).结果:判别分析发现,顶叶、颞叶和胼胝体压部FA值能有效区分MCI组和正常对照组(Wilk's λ =0.358,x2 =38.51,df=3,P＜0.001),总判别正确率达87.8％,其中顶叶FA值对判别方程贡献大(典则判别系数=1.002).短时记忆与胼胝体压部MD值能有效区分轻度AD和MCI组(Wilk' s λ=0.261,x2=53.68,df=2,P＜0.001),总判别正确率达95.3％,其中短时记忆对判别方程贡献大(典则判别系数=0.938).结论:顶叶各向异性分数值对区分轻度认知损害组与正常对照,识别轻度认知损害有重要贡献；短时记忆联合胼胝体压部平均扩散系数能有效区分轻度阿尔茨海默病和轻度认知损害组,其中短时记忆有重要贡献.
作者：李涛；王华丽；张美燕；何毅；廖晶；苏敏莹；袁慧书；于欣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目的:探索哌甲酯治疗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核心症状与执行功能改善的关系.方法:选取85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ADHD诊断标准的门诊患儿,用哌甲酯控释剂开放治疗,经1～3周的剂量调整,以适剂量继续治疗4周.采用ADHD评定量表(ADHD-RS-Ⅳ)评估核心症状,操作性测查Stroop色词命名测验、Rey复杂图形记忆任务、数字广度、汉诺塔任务、连线测验、言语流畅性和生态学行为评定量表(BRIEF)评估执行功能,分析ADHD-RS-Ⅳ减分与执行功能改善分的相关关系.结果:ADHD-RS-Ⅳ总分和分量表减分与Rey复杂图形记忆任务延迟结构得分改善分呈低度相关(r =0.19 ～0.24,均P＜0.05)；与BRIEF量表减分呈低至中度相关(r=0.19～0.66,均P＜0.05),注意缺陷分量表减分与BRIEF量表的总分、元认知指数(MI)及4个因子减分、BRI及抑制因子减分呈中度相关(r=0.51～0.69,均P＜0.05),多动冲动分量表减分与BRIEF量表的BRI及抑制因子和中度相关(r =0.54 ～0.64,均P＜0.05).结论:哌甲酯治疗后ADHD核心症状与执行功能的改善存在相关关系.
作者：杨莉；苏怡；曹庆久；钱英；李海梅；帅澜；王玉凤 刊期： 2012年第12期
本文通过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检索复习,综述了精神分裂症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和方法学进展.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精神卫生服务方式、经济发展状况和医疗保障体制等存在较大差异,精神分裂症的经济负担研究数据不一,但无一例外地表明该症在全球范围内给患者、家庭、医保付费方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精神分裂症造成的家庭负担及社会负担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政府应完善疾病负担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充分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促使患者获得系统的抗精神病治疗和功能康复,从而在降低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方面起关键作用.
作者：管丽丽；杜立哲；马弘 刊期： 2012年第12期
大量的研究显示抑郁症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轴功能亢进[1-2].艾司西酞普兰作为一种SSRI类抗抑郁药物,其抗抑郁机理被认为与5-TH再摄取抑制有关[3],本文旨在探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前后HPA轴功能活性的改变及与疗效的关系.
作者：许志平；唐立岩；宋志文；邓良华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目的:评价阿坎酸治疗酒依赖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本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研究对象是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酒依赖诊断标准的门诊或者住院患者.共入组230例,一组(n=116)用阿坎酸(体质量＜60kg,1332 mg/d;≥60kg,1998 mg/d)治疗,另一组(n =114)接受安慰剂治疗,连续治疗12周.以累计戒酒天数(CAD)与校正累积戒酒持续时间(CCAD)、每次访视的复饮率、首次复饮时间作为评价疗效的主要指标.以饮酒次数、饮酒量、可视渴求量表评分、血γ-谷氨酰转移酶水平为评价疗效的次要指标.根据生命体征、实验室及心电图检查、不良事件报告评价安全性.结果:阿坎酸组与安慰剂组在累计戒酒天数[(43.7±34.7)d vs.(38.9±35.8)d]、校正累积戒酒持续时间[(52.0±41.3)％vs.(46.3±42.6)％]、每次访视的复饮率以及首次复饮时间分布等主要疗效评价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 ＞0.05).但在治疗12周后,阿坎酸组患者饮酒量的等级为戒除和小于5标准杯/d的比例(88.1％ vs.78.7％)高于安慰剂组,可视渴求量表分[(2.6±2.3)vs.(3.3±2.9)]低于安慰剂组(均P ＜0.05).阿坎酸组和安慰剂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2.6％ vs.19.3％,P＞0.05).阿坎酸组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腹泻和皮疹,与安慰剂组相比腹泻发生率(4.9％vs.3.2％)和皮疹发生率(3.9％vs.2.1％)无统计学差异(均P ＞0.05).结论:阿坎酸对减少酒依赖患者饮酒量、降低渴求等方面的疗效优于安慰剂,并且安全性良好.
作者：孙伟；许秀峰；黄继忠；谭庆荣；邓河晃；栗克清；高俊钰；邱宇甲；李冰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Mini-MentalState Examination,MMSE)是国际上具影响力的认知缺损筛查工具,现已被广泛应用痴呆临床及流行病学研究[1-3].但由于地域差别、人文及社会背景不同,MMSE被采用的筛查痴呆界定值标准尚不统一,文化及语言差异也对评估效度有所影响[4-7],从而造成临床痴呆筛查诊断存在很大差异.本研究将中文版MMSE[8]翻译、修订为哈萨克文版MMSE,并在哈萨克族老年人中检验其信效度,为该量表在我国哈萨克族老年人群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作者：孟新玲；么冬爱；刘婷；沙拉；雍雨喧；刘远新；沙迪克 刊期： 2012年第12期
会诊-联络精神医学(consultation-liasion psychiatry,CLP)是精神医学的一个分支,Lipowski 将其定义为在综合医院里提供精神科的临床服务、教学以及进行研究[1].临床服务包括为非精神科医师提供精神科会诊以及进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教育和互动,其中联络就是强调这种互动[2].CLP在我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多数地区仅局限于请精神科会诊,但在近年来,逐渐有CLP医师与其他科室展开合作,针对特殊处理或疾病中的心理问题进行研究[3].
作者：叶尘宇；庄亚敏；陈昊；陈华；刘文娟；季建林 刊期： 2012年第12期
抑郁障碍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尤其是在综合医院的临床各科患者中并不少见.在过去的20余年里,国内许多同行根据其自身的工作背景,开展了内外妇儿各科患者的患病率调查和相应的治疗干预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4].简单而言,欧洲资料显示,综合医院门诊患者中约54％～58％的抑郁患者被识别,但给予疾病诊断(抑郁障碍)的只有15％ ～ 26％;即使给予抑郁障碍诊断的患者中也只有43％接受抗抑郁药治疗[5].而国内的资料显示则更低,诊断率和治疗率在10％～20％,甚至更低[6].
作者：季建林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目的:比较认知干预和技巧干预对脑外伤患者的心理推理能力和社会功能缺陷的疗效.方法:选取外伤后6个月以上的稳定期脑外伤患者90名,随机分成认知干预组(n=30)、技巧干预组(n=30)和对照组(n=30).认知干预组采用针对患者现实生活表现的认知取向的生活事件讨论、情境扮演、家庭作业的方法进行康复训练,技巧干预组采用针对测试技巧的心理推理能力故事理解、图片理解的方法进行康复训练,对照组进行一般的门诊随诊服务.三组干预均为每周1次,共12周.干预前、干预后、干预结束后3个月采用心理推理能力经典任务、脑外伤患者心理推理能力他评量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定三组患者的心理推理能力和社会功能.结果:干预前,三组患者各项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认知干预组与技巧干预组的心理推理能力经典任务总分[(14.7±1.3),(15.2±1.7) vs.(12.5±1.6)]、脑外伤患者心理推理能力他评量表得分[(128.7±17.8),(126.8±17.9) vs.(109.5±16.5)]高于对照组(均P＜0.05),SDSS得分低于对照组[(9.4±1.1), (10.0±1.0) vs.(12.1±1.3),P＜0.05],认知干预组和技巧干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结束后3个月,认知干预组与技巧干预组的心理推理能力经典任务总分[(16.5±1.4),(15.9±1.2)vs.(13.3±1.5)]、脑外伤患者心理推理能力他评量表得分[(146.6±15.7),(134.5±14.6) vs.(115.8±21.2)]高于对照组(均P＜0.05),SDSS得分低于对照组[(7.1±1.2),(8.0±0.9)vs.(11.4±0.8),P＜0.05],认知干预组的他评量表得分高于技巧干预组[(146.6±15.7) vs.(134.5±14.6),P＜0.05],SDSS得分低于技巧干预组[(7.1±1.2) vs.(8.0±0.9),P＜0.05].结论:认知干预和技巧干预均能提高脑外伤患者的心理推理能力,并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认知干预方法的疗效可能优于技巧干预.
作者：张登科；徐水琴；苏巧荣；潘一楠；沈雪艳；陈三妹；葛建荣；单兴尧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目的:调查武汉地区肢体残疾(肢残)人群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武汉地区残疾人注册系统的1467位肢残者,用自编问卷调查社会人口学特征,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D)评估抑郁症状,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评估人格特征.结果:根据CES-D评分,样本中有、肯定有和有严重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36.9％、29.2％和14.0％.肢残者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为目前无工作(OR=1.34),有宗教信仰(0R=1.66),自评家庭收入低(OR=1.87),肢残等级为一级和二级(OR=1.48),EPQ-RSC精神质因子分＞3分(OR=1.33)和神经质因子分＞5分(OR=4.13)；保护因素为女性(OR =0.73)和外向因子分＞7分(OR=0.40).结论:武汉地区肢残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无业、有宗教信仰、经济条件差、肢残等级重和内倾、情绪不稳、精神质分高的人格特征可能增加了肢残者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
作者：李文学；钟宝亮；刘修军；黄先娥；张慧实 刊期： 2012年第12期
目的:了解中国精神卫生机构和床位资源分布情况,为制定全国性精神卫生服务资源配置规划提供参考.方法:数据来源于卫生部“2010年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和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公室“2010年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调查”,对其中的精神卫生机构主办单位、管理归属、床位资源等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2010年全国共有1650家精神卫生机构,精神科开放床位数228100张.精神科床位主要分布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中,占总床位数的86.4％；主办单位包括政府部门、企业、个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以政府部门主办为主,占总床位数的88.4％.精神科床位密度全国平均为1.71张/万人,上海和北京高,西藏自治区精神科床位数为0.全国精神病专科医院床位使用率为92.4％,平均住院日中位数为45 d.结论:全国精神卫生机构主办部门众多,精神卫生床位资源数量不足,地域分布不合理.
作者：马宁；严俊；马弘；于欣；郭岩 刊期： 201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