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高、中、低心理韧性水平高中生的日常情绪状态及情绪自我调节方式.方法:选取202名高中生,施测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正负情绪情感量表(PANAS)和情绪调节方式问卷(ERQ).依据RSCA得分分为高(n=87)、中(n=61)、低心理韧性组(n=54),比较不同心理韧性组日常情绪状态及积极、消极情绪的调节方式差异.结果:高心理韧性组PANAS积极情绪情感得分高于中、低心理韧性组[(33.3±6.2)vs.(30.8±5.2),(29.4±6.9)；P＜0.001],低心理韧性组PANAS消极情绪情感得分高于高、中心理韧性组[(27.5±7.7)vs.(22.3±6.0),(24.0±7.3)；P＜0.001].在积极情绪调节方式上,高心理韧性组ERQ重视得分高于低心理韧性组[(3.4±0.6)vs.(3.0±0.8)；P＜0.05],宣泄得分高于中、低心理韧性组[(3.2±0.7)vs.(3.0±0.6),(2.8±0.9)；P＜0.01],而抑制得分低于中、低心理韧性组[(1.4±0.5)vs.(1.6±0.5),(1.8±0.8)；P＜0.01]；在消极情绪调节方式上,高心理韧性组抑制得分低于中、低心理韧性组[(2.2±0.7)vs.(2.5±0.6),(2.6±0.8)；P＜0.05],而低心理韧性组重视得分高于高、中心理韧性组[(2.1±0.7)vs.(1.8±0.5),(1.9±0.5)；P＜0.001)].结论:不同心理韧性高中生日常情绪状态存在差异,高心理韧性高中生倾向于对积极情绪采用更多的重视、宣泄和更少的减弱调节,对消极情绪则采用更少的重视和抑制调节.
作者：席居哲；左志宏；WU Wei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探索有人际关系困扰(ID)问题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内隐心理活动特点,为ID者的心理辅导与干预治疗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选取329名大学生,使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RIDQ)将其分成ID组(IRIDQ得分为15～28分,n=43)、普通组(IRIDQ得分为9～ 12.11分,n=50)和无困扰组(IRIDQ得分为0～3.76分,n=50).采用GNAT (the Go/No-go Association Task)内隐联想范式和情绪STROOP范式测试三组在人际关系上的内隐认知、内隐情绪、内隐社交意向的反应时、击中率与虚报率(用于计算信号辨别率指数d’).结果:方差分析显示,在内隐认知、内隐情绪、内隐行为意向的平均反应时上,组别主效应均显著(均P ＜0.001),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ID组积极内隐认知反应时长于普通组和无困扰组[(594.2±17.0) ms vs.(533.4±15.5) ms vs.(503.3±13.9) ms;均P＜0.01],而消极内隐认知反应时则短于普通组和无困扰组[(554.5±18.5) ms vs.(600.6±28.8) ms vs.(610.4±19.8)ms；均P＜0.01]；ID组内隐情绪反应时长于普通组和无困扰组[积极情绪词(442.1±18.5) ms vs.(415.6±17.5) msvs.(395.7±12.9) ms；消极情绪词(434.3±17.5) ms vs.(390.1±13.1) ms vs.(389.8±15.5) ms;均P＜0.01]; ID组内隐社交意向反应时长于普通组和无困扰组[(593.6±10.7) ms vs.(395.6±12.0) ms vs.(381.2±8.1) ms;均P＜0.01],而社交情境d'短[(0.8±0.6)vs.(1.8±0.8)vs.(2.2±0.6)；均P ＜0.05)].结论:人际关系有困扰者存在消极的自我内隐认知和情绪干扰,人际交往行为有退缩意向.
作者：张奇勇；卢家楣；闫志英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研究不同压力水平下大学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压力与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选取726名大学生,用大学生压力量表(CSS)、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PANA)以及大学生心理弹性量表(CRS)施测,按CSS平均值将受试者分为高压力组(CSS≥29.9分,n=325)和低压力组(CSS＜ 29.9分,n=401).结果:本组大学生CSS平均得分为(29.9±10.1)分.高压力组积极情绪得分与消极情绪得分呈负相关(r=-0.34,P＜0.001),低压力组两者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r=-0.06,P＞0.05).心理弹性在压力和积极情绪间起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16),在压力和消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09).结论:本研究提示,保持适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水平有助于压力适应；增进心理弹性可能提升大学生压力下的积极情绪,也可能缓解消极情绪.
作者：史光远；崔丽霞；雷雳；郑日昌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考察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WAIS-Ⅳ)中文版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方法: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主要变量按比例分层取样,全国16岁以上人口中的实际有效样本1757人,应用WAIS-Ⅳ中文版对样本进行个体智力测验,其中84名被试间隔22d后接受WAIS-Ⅳ中文版的重测.结果:WAIS-Ⅳ中文版的平均信度系数在分测验、过程分数、合成分数上分别为0.82 ～0.94、0.79 ～ 0.83,0.90 ～0.98.重测信度在分测验上为0.68～0.86,过程分数为0.61 ～0.72,合成分数上是0.78 ～0.91.内部相关性研究在言语理解各分测验间为0.65 ～0.71,知觉推理各分测验为0.49～0.57,工作记忆各分测验为0.61,加工速度各分测验为0.61.4个指数分数与全量表智商分数的相关为0.76～0.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四因素结构拟合较好(RMSEA=0.05,NFI、NNFI、CFI、IFI、RFI、GFI、AGFI均＞0.90,SRMR=0.024).结论: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
作者：王健；邹义壮；崔界峰；范宏振；陈楠；姚晶；段京辉；陈娆；晏丽娟 刊期： 2013年第09期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性骚扰作为一种负面的职场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Ilies等对86000多个被试的调查发现,24％的被试经历过职场的性骚扰行为[1].国内调查显示,32％的被试报告曾经遭受过多种形式的性骚扰[2].职场性骚扰(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不仅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工作绩效,降低其身心健康水平,而且会给受害者所在的群体和组织带来有形与隐形的损失.
作者：李永鑫；祝庆；张玉洁 刊期： 2013年第09期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指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建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1],它作为反复回想的一种思维过程[2],是个体体验到愤怒情绪时的一种情绪调节策略.根据与实际情况的比较方向[3],反事实思维可以分为:①上行反事实思维,个体设想比实际结果更好的情况;②下行反事实思维,个体设想比实际结果更糟糕的情况.研究表明,反复回想与个体的特质愤怒存在正相关[4],而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会产生不同的反事实思维[5-6],正性情绪下个体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而负性情绪下个体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本研究通过操控个体感受到的激惹水平,考察不同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在对激惹事件的反事实思维上的差异.
作者：陈慧菁；陈瑞云；杨寅；钱铭怡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通过对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进行meta分析,比较药物联合认知行为治疗(CBT)与单纯药物或CBT治疗对强迫症的疗效,为临床实践提供选择依据.方法:检索PubMed、Embase和Central数据库,收集比较药物联合CBT与单纯药物或CBT治疗强迫症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选取联合治疗组与单纯治疗组的耶鲁-布朗强迫量表测量数据并采用均差作为效应量,应用RevMan5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7项符合标准的研究,合计样本量468人.排除可能引起异质性的1组数据后,3组数据比较了药物联合CBT与单纯药物治疗的疗效且无异质性(Q=0.48,P＞0.1),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对强迫症状的改善优于单纯药物组(MD =6.46,Z=5.03,P≤0.05)；7组数据比较了药物治疗联合CBT与单纯CBT的疗效且无异质性(Q=9.08,P＞0.1),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与单纯CBT组对强迫症状的改善没有差别(MD =0.87,Z=1.22,P＞0.05).结论:鉴于目前结果,推测对于强迫症状的改善,药物治疗联合CBT优于单纯药物治疗而与单纯CBT相当,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作者：黄芳芳；李占江；韩海英；熊红芳；马云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房树人测验主要用于评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探查其人格特质、人际关系、认同感及其情感状态.本研究探索房树人测验在中学生自杀调查中的应用情况,为中学生自杀问题评估提供新思路.方法:从长沙市4所中学选取1044名在校中学生(初中508名,高中536名),进行自杀问题评定(以是否认真想过结束生命来评定有无自杀意念,以是否不仅想过自杀,并做了具体计划来评定有无自杀计划)和房树人测验.结果:近1月内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发生率分别为24.0％和5.7％.自杀意念中学生绘画特征中更易出现枯树、月亮、动物、水,不易出现太阳,画面描绘不够细致,窗子也相对较小(OR=2.34、4.39、1.59、1.88、0.60、0.50、1.67).自杀计划中学生绘画特征中更易出现多栋房屋、月亮和画面尖锐部分,不易出现人物张口和太阳,窗子也相对较小(OR=2.70、4.02、1.87、0.19、0.44、3.93).结论:本研究中房树人测验的一些绘画特征的表现形式对中学生自杀问题评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严虎；杨怡；伍海姗；陈晋东 刊期： 2013年第09期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影响一亿五千四百万人[1].美国男性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5％～12％,女性更高达10％～25％[2].抑郁症已成为人们丧失社会功能的主要原因并在全球疾病负担中位列第3[3].尽管抑郁症发病率高并且花费昂贵,但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方面,90％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足够的治疗[2].
作者：宋倩；苏朝霞；王学义 刊期： 2013年第09期
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对患者的社会功能存在持续不良影响,需要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进行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综合性治疗.本文总结了针对成人ADHD不同种类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正念冥想、训练治疗、婚姻家庭治疗,并对不同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比较和总结.目前,中枢兴奋剂联合针对症状的心理治疗是多部治疗指南推荐的成人ADHD治疗方法,而在多种心理治疗方法中,认知行为治疗被证明对ADHD核心症状及与焦虑、抑郁相关的合并症状为有效.后本文分析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希望有助于成人ADHD的相关研究和临床治疗.
作者：黄芳；钱秋谨；王玉凤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探讨中学生的应对倾向在成就目标与考试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12～20岁中学生508人(女生301人,男生206人,1人信息缺失；初中生269人,高中生239人),于期末考前1周完成考试焦虑量表(TAS)、成就目标量表(AGS)与特质应对量表(TCSQ),评定中学生的考前焦虑、成就目标倾向和应对倾向的程度(TAS得分＞20分为重度考试焦虑).采用LISREL8.80统计分析中介效应ab的估计值及显著性检验.结果:TAS平均分为(16.8±5.4),重度考试焦虑检出率为30.9％.重度组女生得分高于男生[(24.3±3.1)vs.(23.2±2.0),P＜0.05],重度组初中生与高中生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4.0±3.1) vs.(23.8±2.4),P＞0.05].TAS分与成就目标、应对倾向因子分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r =0.09～0.41,P＜0.05).消极应对分别中介了掌握回避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中介效应为0.05,P＜0.05；占总效应12％)、成绩回避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中介效应为0.06,P＜0.01).消极应对分别与掌握回避、成绩回避共同解释考试焦虑方差的5.3％与3.9％.结论:中学生对考试的担忧可能源自回避式成就目标；应对倾向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
作者：张婉莉；陈青萍；刘如平 刊期： 2013年第09期
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成为当代积极心理学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发现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稳定的关系[1-4].自我和谐是Rogers人格理论中重要的概念,是心理健康的标志,有研究认为自我和谐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变量[5],人格又对自我和谐具有一定的预测力[6].本研究探讨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与人格特质、自我和谐之间的关系.
作者：刘锦涛；张海钟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探讨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的视觉-运动整合能力特点,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早期干预方案提供依据.方法:采用1∶1病例对照的设计,选取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 ADHD诊断标准的4～6岁儿童(混合型37例、注意缺陷为主型28例、多动/冲动为主型14例)及正常对照各79例.采用视觉-运动整合发育测验(VMI)来评定视觉-运动整合情况.结果:ADHD儿童VMI测验异常检出率高于对照组(32.9％ vs.7.6％,P＜0.01)；ADHD各亚型VMI测验异常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混合型、注意缺陷为主型、多动/冲动为主型,各亚型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5.9％ vs.25.0％ vs.14.3％,均P＜0.05)；ADHD儿童的VMI测验得分低于正常对照组[(90.2±19.4) vs.(100.5±10.7),P＜0.05],混合型ADHD儿童的VMI测验得分低于注意缺陷为主型和多动/冲动为主型[(84.5±23.1) vs.(93.7±15.2),(97.9±11.5)；均P＜0.05].结论:学龄前ADHD儿童可能存在视觉-运动整合能力方面的缺陷,对学龄前ADHD儿童视觉-运动整合能力的评估有助于早期识别和早期预防学习和行为问题.
作者：解雅春；张敏；刘晓；徐亚琴；梁沂；洪琴；窦淑娟；何彦璐；郭锡熔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探讨孤独症儿童母亲在养育和照料患儿过程中亲职压力的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方法:选取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孤独症诊断标准的78名儿童及其母亲(n=78),研究基线时使用0～6儿童神经心理发育量表、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ABC)评估儿童的发育商、适应行为、疾病严重程度、行为问题；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焦虑自评量表(SAS)、亲职压力指标简表(PSI-SF)评估孤独症儿童母亲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及亲职压力水平.分别在研究3个月和研究6个月时再次使用亲职压力指标简表(PSI-SF)对母亲亲职压力进行评估.结果:3个月与6个月时,母亲的亲职压力指标简表中亲职压力总分[(101.9±17.9),(99.9±17.6) vs.(103.1±18.6)]、亲职愁苦得分[(35.3±9.4),(33.7±8.5)vs.(36.9±8.3)]均低于基线(P＜0.05)；3个月时困难儿童得分高于6个月时得分[(34.6±8.1)vs.(32.5±7.2),P＜0.05],但与研究基线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显示,6个月中母亲亲职压力指标简表得分呈下降趋势(P＜0.001),与基线相比,3个月、6个月时母亲亲职压力指标简表的得分每隔3个月分值降低1.19.基线时,孤独症儿童的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得分与母亲的PSI-SF得分呈负相关(β=-0.20,P＜0.01),儿童的CARS(β=0.92,P＜0.01)及母亲的CES-D(β=0.69,P＜0.01)、SAS (β=0.89,P＜0.01)均与母亲的PSI-SF得分呈正相关.儿童的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得分(β=-0.02,P＜0.05)及母亲的SAS得分(β=0.1,P＜0.01)与6个月时的母亲亲职压力指标简表得分仍然相关.结论:孤独症儿童母亲存在较高的亲职压力,母亲焦虑程度越高、儿童适应行为能力越低时母亲亲职压力可能越高.
作者：王吉；胡艳杰；王媛；陈彦平；王涵；孙彩虹；夏薇；武丽杰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探讨摩梭女性和汉族女性更年期的躯体和心理症状、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的不同特点及相关因素.方法:在云南省选取40～60岁的摩梭女性51人、汉族女性47人.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改良Kupperman评分法(KMI)[评估更年期症状(其中含一项评估抑郁情绪的条目)]及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自评问卷(SSICHSB)进行调查.结果:摩梭女性抑郁情绪检出率低于汉族女性(52.9％ vs.62.2％,P＜0.05),改良KMI和SSICHSB的“求医方式与行为”因子分也低于汉族女性[(13.3±7.0) vs.(16.6±8.5),(10.9±2.4)vs.(12.1±2.1)；均P＜0.05].相关分析显示,摩梭女性的改良KMI分与家庭收入呈负相关(r=-0.32),而汉族女性的改良KMI分与“成年时期对疾病与健康的观念和态度”得分呈正相关(r=0.36).多元线性回归提示,汉族(β=0.24,P＜0.05),教育程度越低(β=-0.24,P＜0.05),则改良KMI得分越高(R2 =0.083).结论:本研究提示,摩梭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较轻,抑郁情绪较少,更倾向于相信疾病的产生与康复和自身努力关系不大.
作者：张颖；王继堃；赵蕴晗；赵旭东 刊期： 2013年第09期
目的:了解郑州市居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现状及相关因素,为精神卫生知识宣教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郑州市15岁及以上居民38101人,采用卫生部2010年《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神卫生工作指标调查评估方案的通知》中的精神卫生知识知晓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居民精神卫生知识回答正确率为52.4％；居民在精神疾病的病因预防、长期服药以及重大精神卫生纪念日方面回答正确率为26.5％；精神卫生知识得分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高[(11.2±3.3)vs.(9.8±3.0),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越大(β=0.01)、受教育程度越高(β=0.49)、家庭收入越高(β=0.16),以及居住在城市(β=1.18),职业为工人、行政管理人员及离退休人员(β=0.09)的居民精神卫生知识得分越高.结论:郑州市居民对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较低,对精神疾病及其病因认识不足,这种情况在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表现较为突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加强.
作者：姚明解；阎秀芳；常战军；刘军；阎琳；高强；吕全军 刊期： 2013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