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不同年龄阶段人群中,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对加工速度、工作记忆及推理能力的作用.方法:在全国6大行政区分年龄段并匹配性别进行取样,选取健康受试1754人[年龄16 ～ 86岁;男833人,女921人;受教育年限(10.4±3.2)年],将年龄分为16～ 24、25 ～ 34、35 ～ 44、45 ～ 54、55～64、65 ～ 69、70 ～ 86岁7个年龄段,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3个受教育程度].采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WAIS-Ⅳ)中文版的译码、背数、矩阵推理分量表分别评估加工速度、工作记忆广度及工作记忆、推理能力4项认知功能.采用多项式曲线拟合的方法对各认知成分随年龄的下降趋势进行拟合;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多重比较法或Kruskal-Wallis H两两比较进行组间比较;使用通径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年龄阶段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各认知成分的影响.结果:多项式曲线拟合结果发现,除工作记忆外,加工速度、工作记忆广度和推理能力得分随年龄的下降趋势均为非直线性趋势(R2=99.7％、98.5％、98.9％),且下降速度总体上逐渐放缓.受教育程度越高,各项认知成分的水平越高,且在加工速度和推理能力得分上随年龄下降的坡度越大.对不同年龄段各认知成分受教育程度组间的差异分析发现,在65 ～ 69岁、70～86岁上推理能力得分受教育程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他年龄段受教育程度高者各认知得分均要高(均P＜0.01).通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使用不同的认知随年龄下降模型进行模型拟合时均拟合良好(x2 /df＜3,各拟合优度指数均＞0.9,残差均＜0.05).结论:加工速度和推理能力随年龄的下降呈非直线性下降趋势;不同的年龄阶段年龄与各认知成分的关系不同,50岁后主要通过加工速度中介;受教育程度在不同的认知成分随年龄的下降中表现不同.
作者：范宏振；王健；崔界峰；谭淑平；陈楠；姚晶；段京辉；邹义壮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修订韦克斯勒记忆量表第四版(WMS-Ⅳ)中文版(成人版),并考察其效度和信度.方法:将全国16岁以上人口作为取样总体,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为主要变量按比例分层取样,选取16 ～ 69岁有效样本1561人,应用WMS-Ⅳ中文版(成人版)对样本进行个别记忆测验.该量表包括5个基本分量表(逻辑记忆、词语配对、图形重置、视觉再现、空间叠加),用于导出5个指数分;还包含1个简明认知状况测验的可选分量表.同时施测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WAIS-Ⅳ)中文版来检验效标效度.选取样本中95名被试间隔22天后重测WMS-Ⅳ中文版(成人版).结果: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量表的二因素结构拟合较好(x2/df=14.77/4,RMSEA=0.04,NFI=0.99,NNFI=0.99,RFI =0.99,AGH=0.99,SRMR=0.02);各指数分与WAIS-Ⅳ中文版工作记忆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50 ～ 0.64,各指数分及总记忆商与总智商的相关系数为0.61 ～0.73(均P＜0.05).各分量表得分、过程分、指数分及总记忆商的平均信度系数分别为0.79 ～0.93、0.67 ～0.86、0.93～ 0.97;分量表得分、指数分及总记忆商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40 ～0.69、0.68 ～0.76、0.78;各再认分量表分类判定的一致性系数均＞0.90;评分者一致性＞0.95.结论:WMS-Ⅳ中文版(成人版)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可以在中国成人群体中进行应用.
作者：王健；邹义壮；崔界峰；范宏振；陈娆；陈楠；姚晶；段京辉；晏丽娟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运用meta分析来了解不同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积极和消极指标的关系以及文化背景(东方、西方)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通过系统检索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检索系统、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Google学术和读秀等中英文数据库,收集有关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相关联的东西方研究.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的点估计及其95％ CI分析不同幽默风格包括自强型、嘲讽型、自贬型和亲和型4种类型与心理健康积极和消极指标的关系.结果:共纳入34项相关研究,时间跨度为2003-2013年,样本量为12573人,涉及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的研究16项,涉及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的研究24项.自强型、嘲讽型、自贬型、亲和型风格与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的相关系数(95％ CI)分别为0.32 (0.35～0.28)、0.03(0.05～-0.12)、0.19(-0.12～-0.27)和0.21 (0.24 ～0.16),与消极指标的相关系数(95％ CI)分别为0.23 (0.24～0.31)、0.12 (0.18～0.07)、0.24 (0.27～0.19)和0.27(-0.22～-0.31).文化背景对幽默风格与积极指标无调节作用,但对嘲讽型幽默与消极指标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Q=9.55,P＜0.001).结论:本研究提示不同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积极、消极指标存在关联,文化背景能影响嘲讽型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之间的关系.
作者：吴莉娟；王佳宁；齐晓栋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湖北省某高校大一至大三学生1477名集体施测,采用手机依赖评定量表(MPm)测得手机依赖程度、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测量被试的父母教养方式以及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测量幸福感水平.结果:大学生MPAI平均得分(36.7±11.5),女生得分高于男生[(37.8±11.2) vs.(35.8±11.6),P＜0.01].MPAI得分与父亲拒绝、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母亲过度保护得分呈正相关(r=0.14～0.21,均P＜0.01),与父亲温暖、母亲温暖及SWB得分呈负相关(r=-0.17、-0.16、-0.49,均P＜0.01).通径分析表明,主观幸福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73.8％和43.5％.结论: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密切,父母教养方式能够通过主观幸福感影响手机依赖.
作者：邓兆杰；黄海；桂娅菲；牛露颖；周春燕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分析精神分裂症成年住院患者入院后抗精神病药联合使用的比例、具体联用的抗精神病药及其合理性.方法:2012年6月-2013年3月对2009年至2011年入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成年患者171例,记录其人口学资料、所服抗精神病药、服用时间及出院情况.通过检索PubMed,对抗精神病药的合理联用(有证据支持者)和通过查询Micromedex@2.0数据库,确定为重度违反该数据库(Micromedex@2.0为美国Thomson Healthcare按临床应用的需求制作的综述型事实数据库)的联用(可以致死和/或需要医疗干预的抗精神病药联用)对抗精神病药风险联用进行界定.而抗精神病药的不合理联用则是所有抗精神病药联用去除合理联用和风险联用者.结果:本组病例住院后接受抗精神病药联合治疗者占49.7％ (85/171),其中合理联合使用占12.9％ (11/85),不合理联合使用占68.2％ (58/85),风险联用为18.8％ (16/85).结论:精神分裂症成年患者住院治疗期间抗精神病药联合使用常见,联用风险值得关注.
作者：梁军；张向阳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青少年焦虑症状的干预效果.方法:使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儿童自我报告版筛查出焦虑症状评分高的中学生(得分≥25分)59名,随机分配进入干预组(n=29)或对照组(n=30).对干预组使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案进行10周(每周1.5h)的干预,在此期间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对照组在干预组10次干预结束后接受与干预组同样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使用S pence's儿童焦虑量表-儿童版(SCAS-C)和儿童自动思维量表(CATS)对两组进行基线和10周干预后2次测量.结果:对SCAS-C评分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时间与分组处理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1,57) =8.12,P＜0.05].对CATS评分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时间与分组处理的交互作用接近有统计学意义[F(1,57) =3.88,P=0.054].干预组SCAS-C及CATS的10周干预后得分均低于基线得分[(28.2±11.3)vs.(35.4±15.8),(37.8±30.7) vs.(48.8±27.0);均P＜0.05],而对照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的焦虑症状.
作者：闫煜蕾；王珊珊；唐淼；王建平；谢秋媛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探讨超重/肥胖青少年的负性情绪与进食障碍倾向的关系.方法:根据“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筛查出超重/肥胖青少年(非临床病例)138名,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测量被试负性情绪体验水平,用进食障碍量表(EDI-1)测量其进食障碍倾向.依据情绪变量进行聚类分析,对聚类组的进食障碍倾向水平进行比较.采用偏相关、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负性情绪(情绪变量平均Z分)与进食障碍倾向的关系.结果:K-聚类分析将样本分类成为1个高负性情绪组和1个低负性情绪组,分别占样本人数的48％、52％.高负性情绪组在CES-D、PANAS的负性情绪因子及STAI的两个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低负性情绪组[如,CES-D:(26.3±7.6) vs.(12.1±6.5),P＜0.001],在PANAS的正性情绪因子上的得分低于低负性情绪组[(28.8±7.6) vs.(32.7±7.3),P＜0.001].高负性情绪组在除完美主义、恐怖成熟两个因子外的其他EDI-1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低负性情绪组[如,瘦身倾向:(7.8±5.3)vs.(5.8±4.6),P＜0.05].控制人口学因素后,负性情绪得分与EDI-1各因子分(除完美主义因子分外)均呈正相关(r =0.21～0.45,均P＜0.01).进食障碍倾向中的无效感和人际不信任能正向预测负性情绪(β=0.31、0.21,均P＜0.05).结论:超重、肥胖青少年的负性情绪体验与进食障碍倾向关系密切,提示对超重/肥胖者进行干预和治疗时,特别是在高负性情绪体验超重/肥胖者中,应把降低负性情绪作为重要策略包括其中.
作者：陈贵；郭桂平；肖水源；蔡太生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的时间知觉特征及其可能相关的原因.方法:选取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中ADHD的诊断标准,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和Conners教师评定量表中的多动指数Z≥1.5的儿童55例及正常对照儿童55例,以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手册(C-WISC)评定总体智商,以时间辨别任务测试(TDTT)、Coirs积木测验(CBT)、儿童持续注意反应测试(C-SART)分别评定100 ms和1000 ms的时间知觉差别阈限值、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持续性注意的遗漏性错误次数和执行错误次数.结果:ADHD儿童总体智商得分低于正常组儿童[(97.4±11.2) vs.(110.3±12.1),P＜0.01)],C-SART中的遗漏性错误次数高于正常儿童[(25.5±2.4)vs.(14.6±2.1),P＜0.01].100 ms条件下,ADHD儿童与正常儿童的时间知觉差别阈限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000 ms条件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时间知觉差别阈限值高于正常儿童(P＜0.01).在控制总体智商之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加工1000 ms时的差别阈限值与其CBT得分呈负相关(r=-0.54 P＜0.01),与其C-SART中的遗漏错误和执行错误次数呈正相关(r=0.47、0.44,均P＜0.01).结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相比正常儿童存在时间知觉缺陷,这一缺陷可能与其持续性注意和工作记忆的受损有关.
作者：尹华站；孙祖迪；李丹；施建农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探讨艾滋病影响儿童主观幸福感与公正世界信念、希望间的关系,为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选取符合相应标准的艾滋病影响儿童251例,其中男生113例,女生138例;小学生189例,初中生62例.分别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JWS)和儿童希望量表(CHS)对其主观幸福感、公正世界信念和希望进行评估.结果:女生BJWS总分[(3.9±0.5)vs.(3.6±0.6),P＜0.001]和教师公正、社会环境公正、同辈群体公正分量表得分高于男生,而男生的CHS得分高于女生[(4.6±1.0)vs.(4.3±0.9),P＜0.05].小学生的IWB总分[(11.8±2.4)vs.(10.4±2.3),P ＜0.001]和总体情感指数[(5.5±1.1)vs.(4.9±1.0),P＜0.001]、总体生活满意度[(5.8±1.4)vs.(5.0±1.5),P＜0.001]分量表得分以及BJWS教师公正、社会环境公正分量表得分高于初中生.采用强制进入的方法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显示BJWS得分能正向预测IWB得分(β=0.35,P＜0.001),CHS得分在BJWS得分与IWB得分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为0.1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5.2％.结论:公正世界信念可通过希望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预测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作者：孟庆飞；钟云辉；田艳辉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调查留守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状况和特点,为留守学生的心理教育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调查设计,对重庆市25个区县13035名中小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938份.其中非留守学生3057人,留守学生9881人(父母均在外工作的7728人,仅父亲在外的1622人,仅母亲在外的531人).用自编调查表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和父母外出情况,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调查样本的生活事件发生水平.结果:父母均在外和仅母亲在外的留守学生的ASLEC总分和各因子分均高于仅父亲在外的留守学生和非留守学生(均P＜0.05);留守女生在人际关系[(10.4±5.3)vs.(9.7±5.0)]和学习压力[(10.4±5.3) vs.(9.6±5.1)]两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留守男生(均P ＜0.001),在受处罚[(11.0±8.2)vs.(11.5±7.8),P＜0.01]和其他[(4.9±4.4)vs.(5.9±4.5),P＜0.001]两个因子上的得分低于留守男生;父母离婚的留守学生的ASLEC总分[(49.1±25.6) vs.(47.4±25.4),P＜0.05]和受处罚[(11.9±7.9) vs.(11.1±8.0),P＜0.001]、健康与适应问题[(7.0±4.4) vs.(6.7±4.3),P＜0.05]、其他[(5.8±4.6)vs.(5.4±4.6),P＜0.01]三个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父母未离婚的留守学生.留守初中生和留守高中生的ASLEC总分和各因子分均比留守小学生高(P＜0.05);每三天以内和父母交流一次的留守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得分要低于其他交流频率的留守学生(P＜0.05).结论:双亲在外、母亲在外、父母离婚、与父母沟通少的留守学生生活事件发生水平更高,尤其是留守中学生.留守女生面临着更多的人际关系和学习压力生活事件和更少的受处罚和其他类型的生活事件.
作者：张睿；冯正直；陈蓉；王立菲；戴琴；刘可愚；光裕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探讨青少年创伤后成长与生命意义感、经验性回避的关系.方法:选取四川某职业高中一年级全部新生共1808名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530份.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生命意义量表(MLQ)、接纳与行动问卷(AAQ-Ⅱ)进行调查.结果: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得分与PTGI得分正相关(r=0.47、0.30,P＜0.01).回归分析显示,存在生命意义感(β=0.48)、寻找生命意义感(β =0.16)得分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均P＜0.001;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经验性回避三阶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3=-0.09,P＜0.001).其中,经验性回避低分组,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在对创伤后成长预测中二阶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o.10,P＜0.05),经验性回避中等组和高分组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与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关系密切,提示增强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可增强创伤后成长的程度,同时经验性回避程度调节着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
作者：熊朋迪；杨乐；祝卓宏 刊期： 2015年第01期
目的:调查媒体报道的中国官员自杀事件的特点,为官员自杀的预防提供一定依据.方法:在互联网上搜索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所有官员自杀事件的报道,对这些报道提及的自杀官员的人口学资料、自杀地点及归因等信息进行分析.结果:共检索到114例符合条件的官员自杀事件报道.报道的自杀官员93.9％为男性,46 ～ 55岁年龄组占49.1％,正职官员与副职官员比例为69:45.45.6％的自杀发生在办公地点,27.2％为居住地点.60.5％的自杀方式为高空坠落,14.0％为自缢.自杀归因中提及精神疾病占30.7％,提及工作生活压力者占20.2％,接受涉嫌违纪调查占18.4％,身体健康原因17.5％.结论:媒体报道的自杀官员中男性、中年、正职官员居多.提高官员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加强廉政建设,加强日常工作生活地点的防护,或有助于预防官员自杀.
作者：方亮；肖水源 刊期： 2015年第01期
心理治疗和佛教有相同之处,即,都致力于改变人的心理以缓解痛苦.正因为如此,佛教的观点、方法可以视为心理治疗的一个参考.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大家研究,本文只是一块砖头而已.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二者的不同.佛教是一种宗教,而所有宗教都有排他性,通俗地说,这就是,只有我的信仰绝对正确、完美无缺,能济世救人,其他一切信仰都不对、不好,没有用.佛教之致力于改变人心,所有办法都与此信仰直接相关,不可不察.心理治疗是一种社会的或学科的分工,有分工便有合作,因此,心理治疗不但不拒绝与其他任何专业之间的合作,而且必然会汲取其他专业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成果.
作者：许又新 刊期： 2015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