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改编的自杀意图客观强度量表(OSSI)应用于自杀死亡和未遂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方法:纳入151例自杀死亡者(自杀组)和120例自杀未遂者(未遂组).两组每个案例的同吃住家属及另一位亲友分别接受独立访谈,自杀未遂者另接受独立访谈,通过访谈搜集一般资料并由调查员填写OSSI.分析量表的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不同信息来源[家属、亲友、本人(未遂组)]之间的一致性,并比较不同性别、不同自杀结局和不同自杀方式之间的OSSI评分.结果:无论何种信息来源,量表均是二因子结构(自杀环境因子和自杀准备因子).不同信息来源的量表总分及2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60～0.70,0.70～0.77,0.17～0.62.自杀组2个信息来源一致性组内相关系数(ICC)总分为0.36,2个因子为0.36、0.28;未遂组3个信息来源的ICC总分0.36,2个因子0.36、0.21.自杀组的量表总分及2个因子分均高于未遂组[(15.0±2.5)vs.(11.7±2.3),(9.4±1.8)vs.(7.2±1.9),(5.7±1.4) vs.(4.5±0.8),均P＜0.05].未遂组服用农药者的量表总分和自杀环境因子分均低于服用治疗药物者;自杀组服用农药者的量表总分和自杀环境因子分均低于使用刀枪绳者(均P＜0.05).结论:自杀意图客观强度量表的信效度可以接受,可以用于自杀相关研究.
作者：童永胜；吴承京；肖春玲；刘艳；岳琳琳；李献云；梁红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探讨公务员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方法:选取307名公务员(男191人,女116人;年龄24 ～58岁),采用幸福感指数(IWB)、生活事件量表(L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应对方式量表(CSS)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公务员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能预测主观幸福感(β=-0.15、0.14、0.21、-0.15,均P＜0.01).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12.5％;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为30.88％、9.2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同时考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中介作用时,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不再显著(β=-0.07,P＞0.05),生活事件通过社会支持预测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进一步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中介效应大小为50％.结论:公务员的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多重中介作用.
作者：吴国强；黄杰；鲍旭辉；李越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抑郁状态、生存质量与人格特质的关系,为保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帮助.方法:选取大学生2270人,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测量抑郁状态(将CES-D评分≥16分者归于抑郁组,＜16分者归于非抑郁组),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简表(WHOQOL-BREF)评价主观生活质量,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O-FFI)评价人格特质(神经质、外向性、开明性、随和性和责任心).以CES-D总评分、4个维度评分以及WHOQOL-BREF量表总评、4领域评分为因变量,五种人格特质为自变量做多重线性回归,探讨人格特质对受试者抑郁状态和主观生存质量的预测作用.结果:受试大学生CES-D平均分为(11.4±8.8),抑郁组(n =474)生存质量总评、健康总评及WHOQOL-BREF各领域评分均低于非抑郁组(n=1416) (均P＜0.001).同非抑郁组相比,抑郁组的神经质评分较高[(38.9±6.9)vs(28.9±6.3)],外向性、开明性、随和性和责任心评分均较低[(34.3±6.1) vs(41.2±6.2),(39.6±6.5) vs (40.6±5.5),(41.5±5.3) vs (45.3±4.6),(38.6±6.7) vs (43.7±6.3)],均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大五人格量表中,神经质评分与CES-D量表总评分和4个维度评分均正向关联(β=0.49、0.29、0.52、0.33、0.30),与WHOQOL-BREF总评分和4领域评分均为负向关联(β=-0.10、-0.08、-0.13、-0.18、-0.12、-0.10);结论:本研究提示大学生的情绪状态和主观生存质量与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存在相关性,神经质程度高的个体易产生负面情绪,主观生存质量评价降低.
作者：张文悦；郭天蔚；郭卓；马文昊；马学红；杨学琴；胡凌娟；陈捷；杨昕婧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探索父母婚恋价值取向与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关系.方法:选取9所高校712名大学生家庭,每个家庭中的大学生及其父亲、母亲同时参与研究.使用婚姻健康测验(MHT)调查大学生及其父母的婚恋价值取向,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每个家庭中父、母、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父、母的婚恋价值取向总分均与子女婚恋价值取向总分呈正相关(r =0.42、0.27,均P＜0.01).父母的婚恋价值取向可以预测子女的婚恋价值取向,通径系数在0.28～0.55之间(均P＜0.05);对不同性别的子女,父母的预测作用不存在差异.结论:婚恋价值取向存在代际传递效应.
作者：童辉杰；赵郝锐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考察大学生成人依恋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情绪智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457名大学生[男生205名,女生252名;来自城市231人,来自农村226人;年龄15～24岁,平均年龄(20±2)岁],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情绪智力量表(EIS)及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分别测量其成人依恋、情绪智力及孤独感的水平.结果:女生的EIS评估自我情绪和评估他人情绪维度得分均高于男生,农村大学生的UCLALS得分高于城市大学生(P＜0.05或P＜0.01).依恋焦虑既直接预测孤独感(β=0.38,P＜0.01),又通过情绪智力间接预测孤独感(β =0.33,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是12.3％;依恋回避既直接预测孤独感(β =0.45,P＜0.01),又通过情绪智力间接预测孤独感(β=0.39,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是13.2％.结论:大学生孤独感与成人依恋、情绪智力密切相关,情绪智力在成人依恋与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作者：冯传德；詹启生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比较5种临床常用的抑郁症状评定工具,以发现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状的佳选择.方法:在国内4家精神卫生机构入组101例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入组和抑郁症状评估由两位精神科医生分别独立完成.使用卡尔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中文版(CDSS-C)、汉密顿抑郁量表17项(HAMD-17)、蒙哥马利抑郁量表(MARDS)、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抑郁分量表(PANSS-D)及抑郁条目(PANSS-G6)评估抑郁症状,使用Barnes静坐不能量表(BAS)和锥体外系不良反应量表(SAS)评估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比较各工具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状的评定及诊断效度差异.结果:各抑郁症状评定工具相互之间相关性较高(r =0.62 ～0.84,均P＜0.05);HAMD-17、MARDS、PANSS-D、PANSS-G6的ROC曲线下面积均小于CDSS-C的ROC曲线下面积(0.881、0.828、0.897、0.932vs.0.954,均P＜0.05);CDSS-C得分与PANSS阴性症状、BAS、SAS得分的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均r=0.08 ～0.18,均P＞0.05).结论:卡尔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中文版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状的效果佳.
作者：刘浩；张鸿燕；肖卫东；刘琦；王刚；陈景旭；杨甫德；王高华；王晓萍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对比分析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对情绪面孔的定向遗忘效应,探究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偏差的原因是否与定向遗忘的能力有关.方法:选取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抑郁症状轻至中度的患者35例,选取年龄、受教育程度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对照33例.采用项目法定向遗忘范式,以情绪面孔(愉悦、平静、悲伤)作为刺激材料,比较两组在面孔再认成绩上的差异.要求记住项目(TBR)的再认成绩高于要求忘记项目(TBF)的再认成绩即出现了定向遗忘效应.结果:项目类型和组别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项目类型×情绪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对愉悦面孔的TBR和TBF再认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项目类型×组别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两组被试的定向遗忘效应不同,对照组对TBR的再认数高于TBF再认数[(10.1±2.3) vs.(8.7±2.2),P＜0.01],而抑郁组的TBR与TBF的再认成绩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0±2.7)vs.(7.7±2.9),P＞0.05].抑郁组对悲伤面孔的TBR再认反而低于TBF[(2.1±1.3) vs.(3.1±1.6),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总体上并未出现明显的定向遗忘效应,对悲伤面孔的再认出现了压抑后的反弹效应.不能及时有效的遗忘负性材料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存在负性认知的原因之一.
作者：郭冰心；王义强；朱春燕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探讨流动青少年的情绪行为与其分离经历的关系,为流动青少年家庭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选取珠江角地区五个地级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六至八年级的1602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与父母有分离经历达6个月及以上的学生纳入分离组(n=821),与父母无分离经历的纳入非分离组(n =781).采用自编问卷、安全感(SQ)、长处和困难问卷(SDQ)分别测量流动青少年的一般人口学情况、分离情况、安全感水平和情绪行为特点.结果:分离组的SDQ困难总分[(13.8±5.2)vs.(12.3±4.9),P＜0.001]和情绪症状、品行因子、多动因子得分(均P＜0.05)高于非分离组,同伴关系和亲社会行为因子得分与非分离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分离组的SQ总分[(53.1 ±11.8)vs.(55.9±11.4),P＜0.001]和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因子得分(均P＜0.05)低于非分离组.多重线性回归显示,有分离经历流动青少年的安全感(β=-0.25)、母亲监护(β=-2.42)对困难总分有负向预测作用,与父亲分离(β3 =2.38)对困难总分有正向预测作用;安全感(β=0.91)、女性(β=0.02)对亲社会行为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有与父母分离经历的流动青少年情绪行为和心理安全感发展较差.卫生措施制订应促进流动父母尽量与子女共同生活,有利于促进其子女心理健康发展.
作者：董江会；郭丽；卢婷；凌莉；龚家辉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研究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CCRT)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注意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注意障碍诊断标准的72～144个月的患者40例,分为盐酸哌甲酯缓释片+CCRT组(n=20)和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治疗组(n=20).从社区选取年龄、智商匹配的正常儿童20例.盐酸哌甲酯缓释片+CCRT组在接受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治疗[剂量(25.8±3.7) mg/d]的同时进行为期6个月的CCRT干预.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治疗组在研究期间只接受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治疗[剂量(26.5±3.3) mg/d].正常对照组在研究期间不接受任何干预.治疗前后所有儿童均用注意网络范式评估注意功能.结果:干预前,两组ADHD患者在警戒和执行控制子网络上反应时均长于正常对照组(P＜0.05).干预后,在警戒子网络上,盐酸哌甲酯缓释片+ CCRT组与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治疗组反应时均长于对照组(均P＜0.05);而在执行控制网络上,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治疗组反应时长于盐酸哌甲酯缓释片+CCRT组和对照组(均P＜0.05).干预前后组内比较表明,盐酸哌甲酯缓释片+CCRT组经过干预,在执行控制子网络上反应时小于干预前(P＜0.05).结论:盐酸哌甲酯缓释片联合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治疗可改善ADHD儿童的执行控制网络功能.
作者：章小彩；李琳；朱小英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疾病感知(illness perception)是患者利用以往的疾病知识经验来分析解释当前的症状(或疾病)的过程.近年来对于疾病感知的研究越来越普遍,其内容涉及脑卒中[1]、下肢动脉疾病[2]、心肌梗死[3]等,但有关乳腺癌疾病感知的相关研究少见.本研究对处于化疗期间的乳腺癌患者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作者：梅雅琪；杨娅娟；苏丹；马兰；张婷；窦婉君；李惠萍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研究家庭和非家庭社会关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对贡献.方法:选取700名老年人[平均年龄(69.0±6.6)岁;有配偶547人].采用自编社会关系调查表分别从接触频率、接受支持、提供支持和关系质量4方面,调查老年人的家庭关系(配偶和子女)和非家庭关系[朋友(含邻居和同事)和社区(含社团和政府)];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测查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情况.结果:老年人社会关系4方面的评分由高到低均为配偶、子女、朋友和社区.相关分析显示,配偶、子女、朋友和社区的社会关系得分均与SWLS得分呈正相关[有配偶:r=0.15、0.37、0.44、0.42;无配偶:r=0.34、0.35、0.30),均P＜ 0.01].回归分析表明,仅子女关系和非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有配偶:β=0.22、0.31,P＜0.001;无配偶:β=0.25、0.19,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相对于配偶关系,与子女的关系和非家庭关系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关系更为密切.
作者：詹奕；李海峰；陈天勇；韩布新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了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者抑郁情绪检出率,探讨居家照护者抑郁情绪的相关因素及照护负担与社会支持间的交互作用.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选取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居家老年人,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KatzADL)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失能老年人621名(年龄≥60岁,KatzADL得分≥17分),将其照护者按照纳入标准作为研究对象.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照护负担(ZBI)、社会支持量表(SSRS)评估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者的抑郁情绪、照护负担和社会支持状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居家照护者抑郁情绪的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结果: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者抑郁情绪检出率为3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有照护负担(OR=2.18)、每日照护时间≥8h(OR=2.35)、照护年限≥5年(OR=1.98)、自评健康状况差(OR=1.93)是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者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P＜0.05);高社会支持水平(OR =0.41)、家庭人均月收入＞ 1500元(OR=0.43)、照护老年人花费少(OR=0.45)是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者抑郁情绪的保护性因素(P＜0.05).照护负担与社会支持水平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相对超额危险度(RERI)为0.72,交互作用归因危险比(API)为34.1％,交互作用指数(S)为2.84.结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者的抑郁情绪检出率较低;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者抑郁情绪的相关因素主要来自于照护者方面.
作者：王美艳；王玉环；吴复琛；陈雪峰；王文婷 刊期： 2015年第08期
目的:对我国10地区30～79岁人群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了解GAD患者的治疗现状,为有效开展GAD防治工作提供参考根据.方法: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2004-2008年在10个地区以社区为基础的基线调查样本,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简版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CI-DI-SF)诊断12月内发生GAD的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与GAD之间的关联,采用x2检验和非参数方法比较不同人群GAD治疗情况的差异.结果:在512 891人有效样本中,共有677人(1.32‰)在过去12月内发生过GAD.农村、女性、未在婚状态、低教育程度以及低家庭收入等人群中GAD患病率较高.GAD患者出现的症状比例和个数无性别差异,除男性在“工作及学习方面”和“社会人际关系方面”高于女性(P＜0.05)外,其他焦虑内容无性别差异.有45.49％的GAD患者表示生活和日常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但接受抗焦虑药物的比率较低(13.15％).约1/3的GAD患者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结论:我国成人GAD现患率在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等社会人口学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GAD患者接受药物治疗和寻求心理社会帮助的比例较低.
作者：余灿清；吕筠；陈怡平；郭彧；SHERLIKER Paul；卞铮；周汇燕；谭云龙；陈君石 刊期： 2015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