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目的 放射治疗的技术进步使兼顾剂量递增和提升膀胱和直肠保留成为可能.然而,对于局限性前列腺癌的佳辐射剂量分割方案尚不清楚.实验室和临床证据表明,低分割可提高放疗的治疗率.在此报道我们医院采用中度低分割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和直肠内球囊对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治疗结局,重点关注患者的长期生化控制和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方法 从1997年1月到2004年4月,596例cT1–T3前列腺癌患者使用带直肠内球囊的中度低分割方案(76.70 Gy,2.19 Gy/次)进行IMRT.根据D'Amico分类低风险、中风险或高风险患者分别226(37.9％)例、264(44.3％)例和106(17.8％)例.大多数中、高风险患者接受雄激素剥夺治疗.使用2005年Phoenix标准评估无生化复发生存(biochemical relapse-free Survival,bRFS),并使用Kaplan-Meier法进行估算.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62个月.总的5年bRFS和10年bRFS率分别为92.7％和87.7％.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患者的5年bRFS率分别为96.9％、93.3％和82.0％,10年bRFS率分别为91.4％、89.3％和76.2％.前列腺特异性抗原、Gleason评分和T分期是bRFS的重要预测因子(均P<0.01).重度(≥3级)不良事件的5年发生率非常低:胃肠道不良事件和泌尿生殖系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1.2％和1.1％.结论 中度低分割IMRT后的长期结局令人鼓舞.中度低分割是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
作者：Bin S.Teh；Gary D.Lewis；Weiyuan Mai；Ramiro Pino；Hiromichi Ishiyama；Edward Brian Butler 刊期： 2018年第12期
背景与目的 肿瘤缺氧被认为是肿瘤转移和疾病复发的重要因素.Evofosfamide是一种缺氧激活前药,可选择性地靶向实体瘤的缺氧区域.由于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在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组织中高表达,本研究探讨了evofosfamide在鼻咽癌中的疗效.方法 我们评估了evofosfamide作为单药或联合顺铂(DDP)在NPC细胞系CNE-2、HONE-1和HNE-1以及裸鼠异种移植瘤模型中的疗效.结果 Evofosfamide在NPC细胞系中表现出缺氧选择性细胞毒性.在缺氧条件下,对CNE-2、HNE-1和HNE-1细胞的50％抑制浓度(50％inhibition concentration,IC50)分别为8.33±0.75、7.62±0.67和0.31±0.07μmol/L.与常氧对照组相比,在缺氧条件下其增敏率为9–300倍.通过联合指数值评估,evofosfamide联合DDP对NPC细胞的细胞毒性具有协同效应.在缺氧条件下用0.05μmol/L的evofosfamide处理后,细胞周期G2期被阻滞.在缺氧条件下用evofosfamide处理后,组蛋白H2AX磷酸化(Histone H2AX phosphorylation,γH2AX)(DNA损伤的标志之一)表达增强,而HIF-1α表达受到抑制.在HNE-1 NPC异种移植瘤模型中,evofosfamide作为单药或联合DDP显示出抗肿瘤活性.异种移植物组织缺氧区在evofosfamide单药治疗和联合DDP治疗后均明显减少.结论 我们的结果为evofosfamide作为单药或联合DDP可选择性靶向鼻咽癌缺氧部分提供了临床前证据,为evofosfamide治疗鼻咽癌的潜在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Yan Huang；Ying Tian；Yuanyuan Zhao；Cong Xue；Jianhua Zhan；Lin Liu；Xiaobo He；Li Zhang 刊期： 2018年第12期
背景与目的 由于缺乏证据证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切除术后的佳随访间隔,术后患者接受随访的平均时间间隔不同.我们的目的是比较长间隔随访和短间隔随访与生存和复发的相关性在不同风险分层肝癌患者中的差异.方法 我们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共有1227例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或B期的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根据小绝对收缩和选择操作算法为基础的预后因素分析,我们将患者分层为有低风险(n=865)或高风险(n=362)早期复发(切除术后2年内)的2组.根据切除术后2年内的随访情况,患者进一步分为长间隔(每4–6个月)随访和短期间隔(每2–4个月)随访的亚组(低风险,长期vs.短期:n=390 vs.n=475;高风险,长期vs.短期:n=149 vs.n=213).结果 不管在低风险[风险比(hazard ratio,HR)=1.152;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720–1.843]还是高风险(HR=1.213;95％CI:0.702–2.094)患者中,短间隔随访没有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401例患者出现早期复发.在高风险患者中,与长间隔随访组相比,短间隔组肝内复发肿瘤较小(2.6 cm vs.3.5 cm,P=0.045).但是,对于巴塞罗临床肝癌分期0/A期,长间隔与短间隔随访不管在低风险还是高风险患者中复发率(63.1％vs.68.2％,P=0.580;31.3％vs.41.5％,P=0.28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类似的,根治性切除术后,长间隔或短间隔随访分别在低风险和高风险患者中的复发率(34.5％vs.39.7％,P=0.430;14.6％vs.20.3％,P=0.388)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于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或B期的患者,在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后的前2年内,将随访时间从4–6月缩短为2–4个月并不能增加根治性切除术的成功率或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作者：Wei He；Yun Zheng；Ruhai Zou；Jingxian Shen；Junping Yang；Jiliang Qiu；Qiang Tao；Wenwu Liu；Zhiwen Yang；Yuanping Zhang；Binkui Li；Yunfei Yuan 刊期： 2018年第12期
背景与目的 阿奇霉素为大环内酯抗生素,曾被报道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然而,其潜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NF-related apoptosis inducing ligand,TRAIL)选择性地靶向肿瘤细胞而不损伤健康细胞.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阿奇霉素是否与TRAIL协同作用,如果有相互作用,进一步探究其在结肠癌中的潜在机制.方法 对HCT-116、SW480、SW620和DiFi细胞进行阿奇霉素给药处理,纯化TRAIL或它们的结合物.采用磺酰罗丹明B实验检测细胞存活.凋亡检测采用了annexin V-FITC/PI染色法,自噬则通过吖啶橙染色法检测.Western blot分析用于检测蛋白表达水平.在机制实验中,siRNA用于敲低死亡受体(DR4、DR5)和LC-3B.利用携带HCT-116异种移植瘤的BALB/c裸鼠进行了阿奇霉素和TRAIL联合抗癌作用的检测.结果 阿奇霉素剂量依赖性地抑制HCT-116和SW480细胞的增殖.阿奇霉素和TRAIL联合抑制肿瘤生长的行为不能通过叠加效应解释.阿奇霉素提高了DR4、DR5、p62和LC-3B蛋白的表达水平,增强了TRAIL诱导凋亡.siRNA敲低DR4和DR5后提高了细胞存活率,降低了阿奇霉素和TRAIL联合诱导的cleaved-PARP的表达.LC-3B siRNA和Chloroquine(CQ)增强了TRAIL单独的抗增殖活性,提高了DR4和DR5的表达.结论 阿奇霉素和TRAIL的协同抗肿瘤作用主要依赖于DR4和DR5的上调,而这是LC-3B相关自噬抑制的结果.
作者：Xinran Qiao；Xiaofei Wang；Yue Shang；Yi Li；Shu-zhen Chen 刊期： 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