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回顾性总结和分析应用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经验、不良反应及其应对措施,以期对未来用药提供借鉴.方法 102例ALL患儿入组.分析超敏反应对疗效的影响,总结凝血功能异常及暂时性高血糖(TH)的应对措施,对L-Asp相关胰腺炎(AAP)病例作简要总结.结果 (1) 34例(33.3％)出现超敏反应,多数程度较轻且发生于诱导期以后的治疗过程中.(2) PT延长16例(20.3％),APTT延长17例(21.5％),FIB不同程度降低,50例(63.3％)低于lg/L,4例(5.1％)低于0.5g/L.(3) 70例(68.6％)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糖升高,11例(10.8％)诊断TH,其中4例(36.4％)有高血糖家族史.(4)4例(3.9％)发生AAP,1例再次应用L-Asp后未出现AAP.结论 (1)超敏反应组和无超敏反应组的预计5年OS和EFS差异无显著性.(2) L-Asp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凝血功能改变原则上在无严重合并症时可不行预防性凝血因子的替代治疗.(3)高年龄组(≥6岁)及有糖尿病家族史者发生TH的可能性更大.(4) AAP发生后48 h内症状缓解、淀粉酶和脂肪酶低于正常值上限3倍以及影像学未提示假性囊肿或坏死者可尝试再次应用L-Asp化疗.
作者：李硕；卢新天；华瑛；赵卫红；孙青；谢瑶；吴鹏辉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 观察三氧化二砷(As2O3)、长春瑞滨(vinorelbine)、多西他赛(docetaxel)对神经母细胞瘤SK-N-SH细胞系的杀伤作用和细胞周期的影响,为临床寻找新的治疗手段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经过As2O3、vinorelbine或docetaxel作用后SK-N-SH细胞的凋亡率和细胞周期分布的变化,探讨它们对SK-N-SH细胞的杀伤作用和细胞周期的影响.结果 As2O3作用48h、72h、96h和120h时SK-N-SH细胞的凋亡率分别为(10.91 ±2.27)％、(23.85±5.52)％、(36.61±14.75)％、(52.93 ±2.47)％;As2O3可使SK-N-SH细胞周期阻滞在G2/M,作用48h时处于G2/M期阻滞的细胞比例高(26.54％±5.67％);Vinorelbine和docetaxel对SK-N-SH细胞具有杀伤作用,它们各自作用于SK-N-SH细胞的IC50分别为35nmol/L和90nmol/L;以不同浓度的vinorelbine或docetaxel作用于SK-N-SHI细胞48h,随着G2/M期阻滞的比例增高,SK-N-SH细胞的凋亡率随之升高.结论 As2O3对SK-N-SH细胞的杀伤作用具有时间依赖性,As2O3可使SK-N-SH细胞周期阻滞在G2/M期.Vinorelbine和docetaxel对SK-N-SH细胞的杀伤作用和G2/M期阻滞有关,属于G2/M期特异性杀伤药物.
作者：黎阳；亓凯；熊稀霖；张弛；黄科；方建培；郭海霞；翁文俊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 探讨婴儿型纤维肉瘤的临床病理特点、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 对我院2007年-2014年收集的15例婴儿型纤维肉瘤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男性13例,女性2例,年龄为12天～3岁,平均年龄9.3个月;肿瘤原发部位:发生于四肢9例、眼眶及周围3例、盆腔腹膜后2例及外阴1例.影像学检查(超声=10,CT=13,MRI=7)均提示软组织占位.7例行肿瘤切除,8例行肿瘤活检.所有病例经病理确诊后均辅以化疗.术中见肿瘤大径约2.5 ～ 10 cm,平均5.4 cm.镜下由致密的、幼稚的卵圆形和梭形瘤细胞所构成,瘤细胞呈“人字”形或“鲱鱼骨样”排列,胶原纤维较少.核分裂相较明显,间质血管较丰富,可见出血、坏死及灶状钙化.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无特异性,瘤细胞Vimentin呈阳性表达.随访5个月～7年,13例无事件生存,1例术后远处淋巴结转移;2例切除不净,术后肿瘤局部复发,均再次切除后继续化疗.结论本病主要见于2岁以下婴幼儿,尤其是新生儿.男性多见.肿瘤好发于四肢远端,广泛切除肿瘤虽是主要的治疗方法,但部分患儿化疗效果也较佳.应注意与婴幼儿纤维瘤病及横纹肌肉瘤等其它软组织肿瘤相鉴别.
作者：邹继珍；何偲；白云；蔡玲玲；肖萍；刘菁；张晓伦；李競贤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 利用流式细胞术探讨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患儿体内Th1和Th2细胞相关因子白细胞介素-2(IL-2)、白细胞介素-4(IL-4)、白细胞介素-10(IL-10)和干扰素-γ(IFN-γ)的变化特点.方法 2014年11月至2015年8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30例初诊重型再障患儿,同时选择正常体检儿童20名为对照组,采取其静脉血,分别用流式细胞术测定所取血样标本中IL-2、IL-4、IL-1O和IFN-γ的含量.并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两组儿童外周血中上述4种细胞因子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用ROC曲线评价上述4种细胞因子对于诊断重型再障的临床意义.结果 (1)重型再障患儿外周血中IL-2、IFN-γ浓度分别为7.56±5.93(pg/mL)、8.67 ±3.72(pg/mL),均高于对照组的4.45±2.94 (pg/mL)、4.89±2.86 (pg/mL),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IL-4、IL-10浓度分别为4.48 ±3.28 (pg/mL)、9.00±3.60 (pg/mL),均低于对照组的7.36 ±7.02(pg/mL)、10.93±5.13 (pg/mL),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2)重型再障患儿外周血中IL-2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46 (95％CI0.697 ～0.816),具有中度诊断价值;IL-4的AUC为0.662(95％CI 0.597～0.716),为低诊断价值;IL-10的AUC为0.616(95％ CI0.458 ～0.774),为低诊断价值;IFN-γ的AUC为0.817(95％CI0.697～0.978),具中度诊断价值.结论 IL-2、IFN-γ为负调控造血因子,参与再障发病机制,但是Th1和Th2细胞相关因子(IL-2、IFN-γ和IL4、IL-10)的表达水平高低,对于儿童获得性再障的诊断价值比较有限.
作者：丁婧；王叨；李白；赵彦婷；刘玉峰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 探讨伴骨髓转移的高危神经母细胞瘤(NB)患者治疗后骨髓缓解速度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收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从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收治的初诊时已有骨髓转移的Ⅳ期高危NB患者的临床资料.将≤2个疗程化疗后骨髓获得完全缓解(CR)定义为快速骨髓缓解组,＞2个程化疗后骨髓获得CR定义为缓慢骨髓缓解组.并对综合治疗后获得CR或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的73例患者的预后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纳入分析的73例患者,中位年龄4.0(1.6～9.8)岁,男52例、女21例.快速骨髓缓解组19例,缓慢骨髓缓解组54例.全组4年无事件生存率(EFS)和总生存率(OS)分别为(15.6±4.9)％和(28.9±6.4)％.快速骨髓缓解组与缓慢骨髓缓解组4年EFS分别为(25.9±12.3)％和(12.4±5.0)％(P=0.033),4年OS分别为(51.6±15.2)％和(22.6±6.6)％(P=0.05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骨髓缓慢缓解是影响骨髓转移的高危NB患儿EFS的不良因素(P＜0.05);无维持药物治疗、N-myc基因扩增是影响OS的不良因素(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示,N-MYC扩增、骨髓缓慢缓解为患者O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P＜0.05);仅骨髓缓慢缓解是EF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P＜0.05).年龄≤2岁NB患者骨髓快速缓解的比例高于年龄＞2岁患者(x2=5.608,spearman相关系数=0.277,P=0.018).结论 本研究显示骨髓转移的高危NB患者治疗后骨髓快速缓解者预后好于缓慢骨髓缓解者,有可能作为骨髓转移的高危NB患者的预后观察指标之一.
作者：廖茹；甄子俊；朱佳；王娟；路素英；孙斐斐；黄俊廷；郭晓芳；孙晓非 刊期： 2017年第01期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缓解后仍有约20％的患儿复发,复发后即使进行高强度化疗、免疫治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长期无病生存的结果仍不尽人意,仅30％ ～ 40％的患儿可被治愈[1].复发ALL患儿部分来自低危组和中危组,原因可能为目前已确定的预后不良因素不能对初诊ALL患儿进行精准的危险度分级,致使部分高危患儿纳入低危组或中危组,复发率升高[2].随着二代基因测序在儿童ALL中的开展,新近研究的分子遗传学因素逐渐为ALL患儿的预后提供新的依据,现对儿童ALL复发与分子遗传学的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作者：姬利云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细胞死亡是生物体内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和功能形态正常所必需的,细胞死亡根据形态特点和生化特征通常被分为以下几种:细胞凋亡、细胞坏死、自噬和有丝分裂障碍[1].细胞凋亡和细胞坏死代表了两种独特的细胞死亡方式.以前的观点认为:细胞凋亡(apoptosis)是为了维持内环境的稳定,由基因调控的细胞自主发生的程序性死亡;细胞坏死(necrosis)是被动的、不受调控的细胞死亡方式.然而,随着一种受基因调控的细胞坏死的细胞死亡形式的发现,这种传统观点已经改变.
作者：董语迪；李志杰 刊期： 2017年第01期
在一些血液系统肿瘤中,运用供者T淋巴细胞清除受者体内肿瘤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免疫疗法,例如,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后复发的白血病患者,予输注供者淋巴细胞可以帮助患者维持较持久的完全缓解状态[1].然而,限制这个免疫疗法广泛应用的原因是:分离出有功能的T淋巴细胞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生产足够多的活化T淋巴细胞也是难以做到的[2].因此,研究者们致力于研发新的免疫疗法,其中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CAR-T)疗法在肿瘤治疗领域中已展现出强大的潜能.本文就CAR-T在白血病、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等儿童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中的应用情况作一个综述.
作者：史沛杰；方建培 刊期： 2017年第01期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mmune thrombocytopenia,ITP)是较为常见的出血性疾病之一,儿童期多为原发性ITP(primary,ITP)[1-3].虽然ITP的原发病因尚未终明确,但目前对于ITP的免疫介导病理机制研究已有较大进展,尤其是在儿童ITP的诊断分型标准、临床治疗原则和疗效评价等方面,国际上已基本达成共识[1-5].本文通过复习近5年来的国内外文献报道,对儿童ITP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规范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作者：Basant Kumar Sah 刊期： 2017年第01期
肿瘤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趋化分子,作用于免疫调控点的程序性死亡分子1及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4 (CTLA-4)/B7等抑制性信号通路,调节肿瘤微环境、逃避宿主免疫监视,产生抗免疫反应,诱导免疫耐受,杀伤具有免疫活性的效应细胞[1],影响治疗效果.新研究发现,免疫调控点抑制剂可逆转肿瘤免疫微环境,增加特异性CD4 +/CD8+T细胞抗肿瘤反应,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为优化细胞免疫治疗提供新思路.但是如何适度调节免疫调控点表达强度,既能增强T淋巴细胞免疫反应杀伤肿瘤细胞,又不引起机体过度免疫反应产生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作者：刘玉峰 刊期： 2017年第01期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溶瘤病毒(oncolytic virus,OV)在肿瘤治疗中已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野生型或经改造的OV可通过在肿瘤细胞内大量复制增殖来溶破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无破坏作用.野生型呼肠孤病毒(reovirus)可选择性在肿瘤细胞内增殖,已证实其对多种来源的肿瘤细胞均可发挥溶瘤效应.作为OV研究及应用领域的领跑者,加拿大Oncolytics Biotech公司已使用reovirus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30余项临床试验,其中对头颈部麟状细胞癌的研究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1].近年来,将reovirus与其他抗肿瘤治疗手段有机整合的联合治疗策略已成为reovirus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多个联合治疗方案已进入临床试验研究[2-4].本文将围绕以reovirus为中心的联合治疗策略,特别是在儿童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进展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进行讨论.
作者：何志旭；赵星 刊期： 2017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