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荣;李书纲
癫痫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疗效欠佳.近期研究发现,表观遗传学机制与癫痫关系密切,成为癫痫研究的热点.在癫痫发病过程中存在表观遗传修饰异常,主要包括DNA甲基化、染色质重组、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调控等.另外,应用DNA甲基转移酶抑制物、组蛋白乙酰化抑制剂对癫痫具有治疗作用.
作者:孟妍妍;黄志凌;肖波 刊期: 2015年第27期
射频消融(RFA)技术已广泛应用肝细胞癌(HCC)的微创治疗,特别是肝储备功能差不能耐受手术切除或肿瘤直径<3 cm的HCC患者,该技术作为一种根治性的治疗手段,为更多患者的生存带来希望.虽然外科手术切除仍然被认为是HCC治疗的首选方法,但是,经过近20年的临床应用,RFA对HCC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疗效[1],直径<3 cm的HCC可以达到与外科手术切除相媲美的结果[2].
作者:姜凯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目的 探讨席汉综合征患者救治过程中发生精神症状的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2002年1月至2014年11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内分泌科确诊为席汉综合征的119例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席汉综合征患者救治中出现精神症状的危险因素.结果 1 19例席汉综合征患者中,64例并发垂体危象(54%);而在席汉综合征救治中,42例发生精神症状(35%).与无精神症状发生患者比较,119例席汉综合征患者救治中发生精神症状患者的血红蛋白[(96±16) g/L比(104 ±22) g/L,P<0.05]、血钠[(117±12) mmol/L比(127±12) mmol/L,P<0.01]、血游离T3(FT3)[(1.4±1.0)pmol/L比(2.1±1.3)pmol/L,P<0.01]、血游离T4 (FT4)[(4.1±2.8) pmol/L比(6.5±4.9)pmol/L,P<0.05]均低,而第1~3天氢化可的松的日用量均高(P<0.05).精神症状出现时,患者氢化可的松的前3d日均用量为165 mg,垂体危象患者出现精神症状的氢化可的松前3d日均用量208 mg.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钠水平(P<0.05,OR<1)及第1天氢化可的松的日用量(P <0.01,OR>1)终进入回归方程式,说明血钠水平(OR=0.950)是发生精神症状的保护因素,而第1天氢化可的松用量(OR=1.008)是发生精神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 垂体前叶功能受累严重,特别是并发垂体危象的患者容易在救治过程中发生精神症状.糖皮质激素的用量,特别是第1天的用量是精神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
作者:曹卫娟;刘石平 刊期: 2015年第27期
异位妊娠的发病率约2%[1-3],因输卯管破裂所致的死亡病例占全部孕早期死亡病例的6%,美国近的数据显示6%的孕产妇死亡与异位妊娠相关[4-6].因其早期有多种不典型的症状与体征,难以快速诊断,在妇科急诊就诊时往往与先兆流产、难免流产或者黄体破裂等相混淆,也可能由于患者忽略妊娠就诊于内外科而延误救治.
作者:严琦;赵文霞;朱宇;王玉东 刊期: 2015年第27期
临床研究证明微创局部消融治疗多种实体恶性肿瘤均可取得满意疗效和较少并发症,目前广泛用于治疗局灶性肝细胞癌(HCC)以及继发性肝肿瘤.其适用范围广,可治疗非外科手术适应证患者和门诊病例,治疗后即刻并发症和病死率低,治疗费用少[1-3].
作者:杨薇 刊期: 2015年第27期
全球原发性肝癌发病率逐年攀升,其中肝细胞癌占70% ~85%.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统计,每年原发性肝癌新发病例748 300人,死亡病例695 900人,而中国由于乙型肝炎流行,肝癌的新发和死亡病例数量高达全球一半[1-2].转移癌是肝脏的另一常见恶性肿瘤,胃肠、肺、乳腺、卵巢癌等均是容易发生肝转移的原发肿瘤,据报道14.5%~23.0%的结直肠癌患者在发现原发肿瘤同时合并了肝转移,76.8%的患者终会发展成肝转移癌[3].
作者:梁萍;于杰;于晓玲;韩治宇;程志刚;刘方义 刊期: 2015年第27期
在对肝癌行热消融前,应进行详细的影像学检查,一方面需明确肝脏有无真正的病变、病变是否是恶性肿瘤;另一方面要明确肝脏肿瘤的部位、数目、大小、血供特点、生长方式和毗邻关系,以及其他部位有无转移,从而确定能否行热消融治疗,进而选择适合的消融治疗极(射频消融电极、微波天线或冷冻探针)、引导方式和穿刺路径.
作者:李晓光;金征宇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经皮肝癌射频消融治疗的影像引导方法包括超声、CT、MRI、DSA等[1].超声引导是为常用的方法.DSA透视下引导方法用于已经接受经动脉碘化油栓塞的肿瘤,尤其是那些具有旋转扫描再成像功能的DSA机.MRI引导因其特殊的设备要求在我国很少使用.
作者:佟小强;吕天石;宋莉;邹英华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目的 探讨痛风间歇期患者的依从性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对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于深圳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218例痛风患者进行电话随访,调查痛风间歇期患者规律就诊、监测尿酸、改善生活方式、降尿酸治疗的依从性以及疾病的认知情况,通过病例对照分析及直线相关与回归分析探讨痛风患者依从性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有效问卷136份.疾病情况调查显示52.9%(72例)的患者至今发作≥20次,过去1年中痛风无发作仅15.4%(21例).依从性平均得分3.93 ±1.78(总分8分),不依从者高达69.9%(95例).认知平均得分65.63±18.63(总分100分),其中未认知37例(27.2%),部分认知54例(39.7%),认知45例(33.1%).仅50.7%(69例)患者认为应坚持降尿酸,19.9% (27/136)知道血尿酸达标值,仍有29.4%(40/136)的患者没有信心认为该病是可控制的.病例对照分析提示,不依从组患者未认知比例高于依从组,部分认知和认知比例均低于依从组(P>0.05).此外,依从组患者医疗保障优于不依从组(P>0.05).直线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痛风患者的依从性得分与认知得分之间有直线关系(t=6.83,P<0.01).结论 认知较高、医疗保障更好的痛风患者其依从性更好,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及医疗保障为目前改善痛风患者依从性及疾病预后的主要努力方向.
作者:高辉;陈丽君;许荐军;阳芳;王小琪;刘冬舟 刊期: 2015年第27期
肝癌的治疗模式已由过去的单一外科转变为以外科切除为主的多手段、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而在多种治疗方法中,以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ablation,RFA)为代表的局部消融治疗已发展成为继手术切除、肝动脉栓塞化疗之后又一常用的肝癌治疗方法.
作者:陈敏山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目前,对于无手术切除机会的巨大肝癌(直径>50 mm)的治疗比较棘手,非手术治疗的主要方法是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近射频消融治疗(RFA)也被用于治疗大肝癌,但无论是单一TACE还是RFA,对彻底灭活巨大病灶、尤其是富血供性病灶均存在一定的限度[1-3],因此需要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如联合微波、放疗、高强度超声聚焦等.
作者:王茂强;段峰;阎洁羽;王志军 刊期: 2015年第27期
近年来影像指导下局部消融技术在肝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尤以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为代表的局部消融治疗因创伤小、易操作、疗效显著等优点,可有效局部凝固灭活肿瘤,使肝癌治疗效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RFA在临床被广泛应用,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已得到临床医生的认可.
作者:陈敏华 刊期: 2015年第27期
判断肝肿瘤消融疗效通常应用碘增强CT和钆增强MR影像学方法,其价值得到众多专家肯定,是评价消融疗效、有无残存活性及复发的主要影像依据.常规超声评价疗效尚有一定局限性,超声造影与增强CT诊断价值相似,已成为评价消融治疗肝肿瘤效果的有效方法之一.
作者:严昆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生长棒技术虽然有着保守治疗和融合手术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其应用过程中也不断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在生长棒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和争议,尤其是并发症以及撑开时机的选择等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一、生长棒技术在早发型脊柱侧凸治疗中的应用脊柱侧凸多发于青少年时期,5岁之前出现脊柱侧凸会对后期心肺功能产生较大的影响,需积极治疗.对此,大部分患者早期会尝试非手术疗法,包括体育锻炼、脊柱按摩、电刺激以及支具治疗.
作者:许德荣;李书纲 刊期: 2015年第27期
原发性肝癌中90%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后者大多发生在慢性肝脏疾病及其所导致肝硬化基础之上.因此,HCC的预后不仅取决于肿瘤学因素如病变分化程度、大小、数目、部位、门静脉癌栓与远处转移,还与肝脏原发疾病(如乙肝、病毒复制病毒水平、是否戒酒)、肝功能储备状态及全身状况有关,而且后者也是影响治疗方案选择的重要因素.
作者:王宇;贾继东 刊期: 2015年第27期
影像学检查是肝脏消融后疗效评价的主要方法,可为临床提供重要的疗效相关信息.可用于消融后疗效评价的影像学检查包括CT、MR、US、PET、DSA等.其中CT因其普及率高、操作简单、患者依从性好、检查覆盖范围大、评价形态、血供等信息完全等优势已成为评价疗效的首选.MR因其多参数成像、功能成像优势,在早期发现残余病灶、鉴别术后改变与残余与复发灶等方面的价值也逐渐得到肯定[1].
作者:崔湧;张晓鹏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目的 探讨神经营养因子-3(NT-3)基因修饰的嗅鞘细胞(OECs)对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大鼠神经修复及运动功能恢复的促进作用.方法 构建Lewis大鼠EAE模型,采用完全随机化法分为对照组、OECs组及OECs-NT-3组,每组20只,分别将生理盐水、OECs、OECs-NT-3移植入大鼠侧脑室内,每日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评估大鼠肢体功能恢复情况,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及辣根过氧化物酶(HRP)逆行示踪技术对EAE神经纤维修复进行形态学观察.结果 细胞移植后,OECs-NT-3组大鼠神经功能评分明显低于OEC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28天,大鼠体内OECs-NT-3存活数量较多,可向病灶远端扩散、迁徙;OECs-NT-3组单位面积内的神经纤维数目[第28天,(38.8±3.4)个]明显高于OECs组[第28天,(32.5±2.8)个](P<0.05);OECs-NT-3组HRP标记的神经元数目多于OEC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NT-3基因修饰的OECs可在EAE大鼠体内存活、迁移,并可促进神经纤维再生,减轻皮质神经元的逆行性损伤,改善EAE大鼠的运动功能.
作者:郭守刚;汪春娟;董泗芹;丛琳;刘光云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目的 探讨床旁实时浓度监测氦气稀释法(RHe法)检测功能残气量的准确性、精度及重复性.方法 选择18例健康比格犬,利用静脉注射油酸制作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动物模型,在制作动物模型前后采用床旁RHe法及胸部CT扫描法检测功能残气量,实验过程中,实时监测实验动物呼吸、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选用Bland-Altman分析法及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对于造模前健康肺,CT扫描法检测功能残气量(FRCCT)与床旁RHe法检测功能残气量(FRCRHe)呈线性相关,回归方程为FRCRHe=0.959×FRCcT+ 23.3(R2=0.89,P<0.000 1).RHe法与CT法的偏倚为(6.3±27.6)ml(1.5%±7.1%),95%可信区间为-47.7 ~60.3 ml;对于造模后ARDS肺,直线回归方程为FRCRHe=0.693×FRCcT+ 66.4(R2=0.507,P<0.001).RHe法与CT法的偏倚为(7.9±27.1)ml(4.5%±13.6%),95%可信区间为-45.3 ~61.1 ml.两次FRCRHe之间的差别在健康肺和ARDS肺分别为(-0.1%±5.8%)和(0.2%±9%).结论 床旁RHe法用于检测健康及ARDS模型肺功能残气量均具有良好的准确性、精度及重复性.
作者:刘奇;陈荣昌;贾留群;王欢;李雯;曾庆思;程哲 刊期: 2015年第27期
目的 分析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PA)周围神经病变(PN)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2008年1月至2014年1月83例MPA中37例(44.6%)出现PN者的临床特点、治疗转归及危险因素.结果 (1)37例中男15例,女22例,年龄(64±9)岁,起病至确诊时间平均24.5个月.(2)PN表现:感觉异常或疼痛94.6%;肌无力或足下垂40.5%.同时累及上、下肢为56.7%,仅下肢受累为40.5%.多发性单神经病56.8%,多神经病43.2%,无颅神经受累病例.(3)单因素分析显示,MPA伴发PN者肌痛发生率高(56.8%比32.6%,P<0.05),外周血血小板计数较高[(×109/L),329±109比245±117,P<0.01],红细胞沉降率较快[(mm/1 h),92±29比75±28,P<0.01],血清白蛋白水平较低[(g/L),29 ±5比31 ±6,P<0.05].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发热、皮疹、关节炎、肺间质病变、肾脏受累、消化道受累、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五因子评分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多因素分析显示,外周血血小板计数升高可能是MPA发生PN的危险因素(OR=1.005,P<0.05).结论 MPA的PN常见,多为感觉与运动混合型,下肢受累、多发性单神经病多见.外周血小板计数升高可能是MPA发生PN的危险因素,PN在MPA患者可能不提示不良预后.
作者:王立;丽晶;钱敏;郑文洁;吴庆军;张文;田新平;张奉春 刊期: 2015年第27期
2011年的《中国肝癌分期与治疗指南》明确推荐,中晚期的原发性肝癌患者需要放疗,这是基于肝细胞癌治疗的系列报道,包括放疗与非放疗效果的比较.放射治疗作为原发性肝癌综合治疗的手段之一,从事肝癌治疗的医生都应了解其适应证、疗效以及相应的概念.
作者:曾昭冲 刊期: 2015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