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9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9期
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是产科危重症之一，容易在剖宫产术中和术后出现难治性出血；尤其是术中大出血问题，一方面因循环不足危及生命，另一方面出血会明显增加手术的难度。为此，目前有许多方法力求止血和减少术中大出血，其中腹主动脉阻断术是近年来开展的方法之一，很多的研究已证实其减少出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起到了挽救产妇生命的作用。
作者：陈倩 刊期： 2016年第09期
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患者逐年增多且呈年轻化趋势，对于CIN的管理及积极干预是阻断子宫颈浸润癌发生的重要环节。2013年，美国阴道镜检查与子宫颈病理学会（ASCCP）发布的子宫颈癌筛查和癌前病变管理指南[1]，对CIN的处理方式重新进行了规范，推荐CIN的保守性治疗方法包括物理治疗和手术切除局部病变，后者包括子宫颈环形电极切除术（LEEP）及其他方式的子宫颈锥切术[如冷刀锥切（CKC）、激光锥切（CLC）]等。随着CIN初次治疗时间的提前和CIN治疗后再生育人群的增加，CIN手术本身对患者生育能力及随后妊娠不良结局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几项荟萃分析认为，既往子宫颈锥切术史与早产风险增加相关[2-3]，而美国、中国发布的早产相关的指南中已明确妊娠中期子宫颈管长度对早产的预测作用[4-5]。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子宫颈锥切术史、妊娠中期子宫颈管长度与早产之间的相关性，并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以期对有生育要求的CIN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及其治疗后妊娠的孕期管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作者：陈璐；温弘；钱越；贺晶 刊期： 2016年第09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9期
从1860年德国病理学家首次描述子宫腺肌病的病理表现开始到今天，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医学科学家从子宫腺肌病的发病机理、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尽管努力不懈，但我们对子宫腺肌病的认识还很不够。子宫腺肌病已是1种发病率不断升高的“现代病”；且严重影响妇女的健康及生命质量，也是1种“难治之症”。
作者：王智彪；郎景和 刊期： 2016年第09期
血浆D-二聚体是凝血过程中纤溶系统产生的交联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血浆D-二聚体是继发性纤溶特有的代谢物，是目前鉴别原发性和继发性纤溶酶溶解以及监测纤溶酶溶解治疗等方面的重要指标。血浆D-二聚体水平已经成为临床凝血检查的常规检验项目，因检测方法具有高敏感度及高阴性预测能力，使其在静脉血栓形成、DIC、恶性肿瘤等疾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监测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妊娠生理阶段的特殊性、监测过程中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确定和监测时机的选择等问题一直未能有明确且统一的标准，于是检查结果的判读常常让临床医师在“依从”“困惑”“信任”和“否定”中无所适从。因此，我们期待如下问题的科学解答：（1）妊娠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正常水平范围？（2）妊娠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venous thromboembolic disease,VTE）的相关性？（3）妊娠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临床价值几何？
作者：王少为 刊期： 2016年第09期
阴道镜是介于肉眼和低倍显微镜之间的放大内窥镜，利用强光源照明并放大后检查子宫颈与下生殖道病变，以便定位活检并指导治疗与随访。阴道镜检查是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和子宫颈癌早期诊断的重要检查手段之一，近年，其在下生殖道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长期以来，阴道镜检查用以识别子宫颈病变重的区域并引导在该区域进行活检。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病理诊断只是提示患者是否需要治疗，而真正的临床决策，如具体如何治疗则有赖于阴道镜图像、转化区类型等来协助决定。阴道镜术语就是在阴道镜检查中对所观察到的重要解剖部位或组织（上皮、血管）区域的阴道镜图像进行命名，以达到诊疗过程中所用术语标准化的目的。国际子宫颈病理与阴道镜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Cervical Pathology and Colposcopy，IFCPC）成立于1972年，由代表全球不同国家、机构的子宫颈病理学专家和阴道镜专家组成，致力于形成和推广国际统一的阴道镜术语和规范，是目前子宫颈病理与阴道镜的权威性国际组织。
作者：隋龙；李燕云 刊期： 2016年第09期
子痫前期（pre-eclampsia, PE）是严重威胁孕产妇和胎儿健康的产科疾病，其发病机制至今未明。研究表明，PE孕妇胎盘组织中Rho相关蛋白激酶（rho associated protein kinase，ROCK）表达水平显著上调[1]，提示ROCK蛋白可能参与子痫前期的发病过程，ROCK蛋白属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家族成员，是Rho蛋白的下游靶效应分子。ROCK蛋白具有两种亚型，即ROCKⅠ和ROCKⅡ，两种亚型的序列同源性达到64％，在激酶活性区域达到89％，两种亚型在正常及PE孕妇的胎盘组织中均有表达[2]。ROCK蛋白主要调节细胞形状以及运动、分泌、增殖、分化、凋亡等细胞功能[3]。近年来研究认为，PE发病与胎盘缺氧有关，缺氧是PE发病的关键因素，但是低氧状态下ROCK蛋白的变化及其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观察低氧状态下正常孕妇胎盘组织ROCK蛋白表达的变化，进一步明确低氧对胎盘组织中ROCK蛋白表达的影响。
作者：杨博萍；韩健；周玮；李力 刊期： 2016年第09期
目的：探讨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胎盘组织和血浆中内皮蛋白C受体（EPCR）的表达及意义。方法选择2014年3月至2016年2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妇幼保健院分娩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60例，其中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孕妇30例（早发型组，发病孕周<34周），晚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孕妇30例（晚发型组，发病孕周≥34周）；选择同期健康晚孕期妇女30例作为对照组（孕周≥34周）。应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3组孕妇胎盘组织中EPCR蛋白的表达情况，逆转录（RT）-PCR技术检测3组孕妇胎盘组织中EPCR mRNA的表达水平，ELISA法检测3组孕妇血浆中游离型EPCR （sEPCR）的含量。结果免疫组化SP法检测显示，EPCR蛋白主要表达于胎盘合体滋养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质以及部分细胞核，呈棕黄色染色，其中早发型组的染色强度明显弱于晚发型组，而晚发型组与对照组的染色强度相似。早发型组、晚发型组、对照组胎盘组织中EPCR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7%（17/30）、93%（28/30）、97%（29/30），早发型组明显低于晚发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165，P=0.001）；而晚发型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40，P=0.910）。RT-PCR技术检测显示，早发型组胎盘组织中EPCR mRNA的表达水平（0.40±0.07）明显低于晚发型组（0.91±0.06；t=-30.044，P=0.001）；而晚发型组与对照组（0.92±0.0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31，P=0.538）。ELISA法检测显示，早发型组、晚发型组及对照组血浆中sEPCR含量分别为（231±11）、（124±6）、（121±4）μg/L，早发型组明显高于晚发型组（t=48.080，P=0.001）；而晚发型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534，P=0.100）。结论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和晚发型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可能不同，胎盘组织中EPCR表达的减少可能与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有关。
作者：朱锦明；何苗；黄蕾；苏玉丽；李蕾；李敏 刊期： 2016年第09期
子宫内膜、输卵管上皮及卵巢具有相同的胚胎发育起源，对其充分了解有助于确定妇科恶性肿瘤起源的真正部位，为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诊治提供新的帮助。子宫内膜癌除直接浸润子宫肌层及淋巴结转移以外，其脱落细胞也可能通过输卵管管腔到达盆腹腔造成子宫外的播散。子宫内膜浆液性腺癌（endometrial serous carcinoma，ESC）的发病机制存在输卵管起源的可能性[1]。而目前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起源于输卵管的学说已得到广泛认可，即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源自输卵管上皮的分泌性细胞，其起源的演进过程为：输卵管分泌性细胞过度增殖并出现p53印迹（p53蛋白呈强阳性表达），进一步发展成为输卵管上皮内癌（serous tubal intraepithelial carcinoma，STIC），终导致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的发生[2]。伴随对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起源于输卵管学说的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到输卵管与子宫内膜癌及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的发生、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认为，输卵管结扎因阻断了子宫腔与腹腔之间的通道可能对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的发生、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者：李明霞；魏丽惠 刊期： 2016年第09期
目的：在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分析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LNG-IUS）治疗症状性子宫腺肌病患者的过程中月经模式的改变和不良反应。方法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从2006年12月至2014年12月对通过超声检查诊断为子宫腺肌病的重度痛经和（或）经量过多患者共1100例给予LNG-IUS治疗，在放置LNG-IUS前后不同随访时间点评估患者的LNG-IUS带器情况、痛经症状、疼痛评分、出血评分、生化指标、体格参数、月经模式以及不良反应，分析月经模式改变和不良反应相关的影响因素及对治疗效果的影响。结果1100例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6岁（范围20~44岁），中位随访时间35个月（范围1~108个月）。随随访时间延长，月经模式改变的比例显著增加，闭经和经期缩短是月经模式改变的主要部分；在放置后3、6、12、24、36、48和60个月，闭经发生率分别为0、5.8%（43/744）、6.9%（47/682）、10.1%（60/595）、17.3%（87/502）、27.2%（104/383）和29.6%（82/277），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期缩短的发生率分别为3.5%（28/801）、5.1%（38/744）、6.6%（45/682）、8.9%（53/595）、10.2%（51/502）、19.1%（73/383）和29.2%（81/277），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和不同类型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P<0.01）；在放置12个月内，常见的不良反应为下腹痛，在放置12个月及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为体质量增加≥5 kg/年。月经模式改变、总体不良反应、各种类型的不良反应与放置前患者的一般情况、治疗模式以及治疗效果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也不能预测LNG-IUS的放置状态（P>0.05）。LNG-IUS取出或脱落后大部分的月经模式改变和不良反应消失。结论症状性子宫腺肌病患者放置LNG-IUS后随时间延长月经模式改变的比例增加，闭经和经期缩短是主要的表现；不良反应发生率则显著下降。月经模式改变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既没有高危因素，也与治疗效果无关。
作者：李雷；冷金花；张俊吉；贾双征；李晓燕；史精华；戴毅；张加韧；李婷；徐晓璇；刘真真；游姗姗；常晓燕；郎景和 刊期： 2016年第09期
编者按盆底支持结构精细复杂，因盆底支持结构薄弱引发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FD）常累及多个器官。在影像学诊断上，与超声和CT检查相比较，MRI检查无辐射、有良好的软组织对比度，可提供多参数成像，可以获得盆底的肌肉、筋膜和器官的解剖结构方面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利用MRI薄层二维影像进行三维重建，通过旋转并赋以伪彩得到直观的信息，用于测量盆底肌肉的体积、厚度，并帮助制定手术计划和评估预后。所以，MRI目前已经应用于精确诊断盆底组织结构，描绘解剖异常、确定损伤性质，包括盆底肌肉连续性的破坏及相关的支持系统疾病。MRI检查应用于PFD应该有先期的科学研究，尤其是为临床服务的研究。但，盆腔器官脱垂等PFD有简单、无创的方法来评价其位置移动状态，通过外在测量的盆腔器官脱垂定量（POP-Q）分度也可描述其疾病程度和评价治疗结局。如非复杂和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临床基础研究的病例，这类疾病在临床诊疗中并非均需要MRI检查辅助诊断。希望同道们在PFD的诊疗中应有价值医学的理念！
作者：唐连；刘萍；陈春林 刊期： 2016年第09期
目的：探讨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在中央型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产妇剖宫产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行剖宫产分娩的48例中央型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产妇的临床资料，其中24例产妇选择剖宫产术前预防性应用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球囊阻断术组），另外24例仅行剖宫产术（对照组）。分析比较两组产妇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手术前后血红蛋白水平变化、子宫切除率及相关并发症；同时比较两组产妇术后住院时间、术后24 h凝血功能指标（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再灌注损伤指标（包括磷酸肌酸激酶、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乳酸脱氢酶）以及衡量肾功能的指标（血肌酐）。结果球囊阻断术组和对照组产妇的术中出血量[分别为750 ml（400～2000 ml），2000 ml（1500～2375 ml）]、术中输血量[分别为200 ml（0～800 ml），800 ml（0～1200 ml）]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214，P=0.001；Z=－2.173，P=0.030）；球囊阻断术组手术前后血红蛋白水平变化（12.8±13.4）g/L，低于对照组（22.9±20.1）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41，P=0.047）。球囊阻断术组中释放球囊恢复血流后13例产妇仍有出血，其中5例产妇行子宫动脉栓塞术，5例产妇行子宫动脉结扎术，3例产妇行宫腔填塞术；1例发生右下肢静脉血栓。球囊阻断术组中无产妇切除子宫，对照组有2例（8%，2/24）产妇切除子宫，两组的子宫切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89）。结论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可以明显减少中央性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产妇的剖宫产术中出血量及术中输血量，但释放球囊后仍有继续出血的风险，必要时需加用其他止血方法。
作者：崔世红；职云晓；张凯；张林东；申琳娜；高亚南 刊期： 2016年第09期
目的：探讨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消融技术联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及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LNG-IUS）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4月至2015年1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予HIFU消融治疗的有痛经症状的子宫腺肌病患者477例的临床及随访资料，比较仅行HIFU消融治疗（H组）、HIFU联合GnRH-a治疗（H+G组）、HIFU联合LNG-IUS治疗（H+M组）、HIFU联合GnRH-a及LNG-IUS治疗（H+G+M组）的疗效，并分析HIFU消融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疗效的影响因素。结果所有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随时间延长而下降，治疗后3个月有效率为89.4%（345/386），12个月为84.0%（221/263），24个月为74.2%（98/132）；总复发率为12.9%（39/303）。4组患者治疗后3个月的有效率分别为：H组83.7%（170/203）、H+M组95.0%（95/100）、H+G组100.0%（43/43）、H+G+M组96.8%（30/31），12个月的有效率分别为：H组79.4%（123/155）、H+M组93.2%（69/74）、H+G组11/12、H+G+M组15/17，24个月的有效率分别为：H组68.0%（51/75）、H+M组96.4%（27/28）、H+G组6/12、H+G+M组15/15，复发率分别为：H组19.0%（29/153）、H+M组3.3%（3/90）、H+G组19.4%（6/31）、H+G+M组4.5%（1/22），以上指标4组间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治疗后3个月时H组的有效率显著低于H+M组、H+G组（P=0.003、P=0.005），治疗后12个月时H组显著低于H+M组（P=0.006），治疗后24个月时H组显著低于H+G+M组（P=0.005），且24个月时H+G组显著低于H+G+M组（P=0.001）；同时，H组的复发率显著高于H+M组（P<0.008）。H组患者中，HIFU消融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疗效与子宫体积有关，子宫体积大者的疗效高于子宫体积小者（P=0.017，OR＝2.739，95%CI为1.200~6.251）；且随患者年龄增加，痛经疗效有增高趋势（P<0.05）。结论联合GnRH-a和（或）LNG-IUS能提高HIFU消融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的疗效、降低复发率，可根据患者的病情个体化选择HIFU消融治疗后的辅助治疗方案。
作者：叶明珠；邓新粮；朱小刚；薛敏 刊期： 2016年第09期
目的：探讨子宫动脉栓塞术（UAE）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疗效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并验证疗效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1999年6月至2009年12月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就诊、有痛经症状的子宫腺肌病患者127例的临床资料，以痛经的改善情况作为疗效评价标准，分析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结合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构建UAE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疗效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模型的预测效能并计算佳效能截断点；选择2010年1月至2014年11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就诊的子宫腺肌病患者68例，对构建的疗效预测模型进行验证。结果（1）UAE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的有效率为77.2%（98/127）。（2）年龄是UAE治疗子宫腺肌病有效的保护性因素（HR=1.129，P=0.026），在本研究范围内年龄越大，UAE治疗的有效率越高。（3）子宫动脉卵巢支显影情况是UAE治疗有效的危险因素（HR=0.460，P=0.020），双侧子宫动脉卵巢支均不显影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89.7%（35/39），单侧子宫动脉卵巢支显影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84.1%（37/44），双侧子宫动脉卵巢支均显影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59.1%（26/44）。（4）子宫腺肌病血液供应（血供）类型是UAE治疗有效的危险因素（HR=0.313，P=0.001），双侧子宫动脉供血为主型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93.5%（43/46），双侧子宫动脉供血均衡型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78.0%（39/50），单侧子宫动脉供血为主型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51.6%（16/31）。（5）成功构建了UAE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疗效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08，佳效能截断点为0.66913，预测模型的实际验证中，敏感度为96.5%，特异度为81.8%，阳性预测值为96.5%，阴性预测值为81.8%，总准确率为94.1%。结论（1）年龄、子宫动脉卵巢支显影情况以及子宫腺肌病血供类型是UAE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2）本研究构建的UAE治疗子宫腺肌病痛经疗效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具有满意的真实性以及预测准确率。
作者：霍智锋；陈春林；刘萍；马奔；段慧；蒋冰阳；唐怡欣；徐玉静；祝江红 刊期： 2016年第09期
虽然子宫腺肌病（adenomyosis, AM）从发生、发展、命名、分类等均有诸多不解之惑和未明之争，但人们愈加倾向于 AM 与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 EM）应属于同一种病，只由于“异位病变”之部位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较多的研究表明，EM与AM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是基本相同的。
作者：郎景和 刊期： 2016年第09期
患者27岁，因“宫内妊娠20周+3，阴道间断水样白带1个月”于2015年5月30日收入院。患者妊娠15周余时自觉阴道间断少量排液，当地医院疑为胎膜早破，本次就诊于本院行进一步检查。妇科检查：外阴无异常，阴道畅，有少量水样白带，阴道穹隆可及，子宫颈外口可见外生型菜花样肿物，4.0 cm×3.5 cm大小，向阴道方向延伸，质地糟脆，有接触性出血，宫旁组织质软；产科情况无异常。阴道镜下子宫颈活检后病理检查，诊断为子宫颈鳞癌Ⅰb2期。患者孕2产1，要求保留胎儿，鉴于子宫颈肿瘤呈外生型生长，决定行局部肿瘤切除术联合化疗，根据治疗情况再决定终止妊娠的时间。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于妊娠20周+5行子宫颈肿瘤局部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子宫颈鳞癌，中分化，浸润间质，局灶可见微小脉管内癌栓。免疫组化法检测：p16、CD31、淋巴管标志物D2-40阳性（+），细胞角蛋白（CK）7局灶(+)，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Ki-67）90%(+)，CK20阴性(-)。
作者：李明珠；赵昀；李明霞；王建六；李小平；张晓红；魏丽惠 刊期： 2016年第09期
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IUD）是我国育龄期妇女避孕时常用的措施之一，IUD异位的发生率不高，但却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并发症。本文报道1例罕见的IUD胃异位，并结合文献复习，探讨IUD异位的发生原因及诊治情况。
作者：韩肖燕；林青 刊期： 2016年第09期
目的：探讨孕期及产褥早期（产后3d内）妇女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变化趋势。方法选取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足月分娩的健康单胎孕妇8367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孕妇孕期及产褥早期各时间点检测的血浆D-二聚体水平，共完成血浆D-二聚体水平检测21065例次，按检测时间点不同分为5组：早孕组（≤12周）、中孕组（>12～28周）、晚孕组（>28周）、产后1组（产后48 h内）、产后2组（产后48～72 h）。比较5组孕妇的血浆D-二聚体水平，计算各组孕妇的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95%CI。比较不同分娩方式孕妇产后血浆D-二聚体水平；分析发生血栓栓塞性疾病孕妇血浆D-二聚体水平。正常人群血浆D-二聚体水平为≤0.5 mg/L。结果（1）早孕组、中孕组、晚孕组、产后1组、产后2组5组孕妇血浆D-二聚体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水平（P<0.01）；但早孕组与晚孕组孕妇血浆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20）；产后1组孕妇血浆D-二聚体水平均明显高于早孕组及晚孕组（P<0.01）；产后2组血浆D-二聚体水平明显低于早孕组、晚孕组及产后1组（P<0.01）。（2）孕妇孕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95%CI分别为：早孕组为0.58～8.28 mg/L、晚孕组为0.47～11.52 mg/L。（3）剖宫产分娩孕妇血浆D-二聚体水平均显著高于阴道分娩孕妇（P<0.01）。阴道分娩者产后48 h内D-二聚体水平95%CI为1.04～9.59 mg/L、48～72 h为0.87～5.22 mg/L；剖宫产者产后48 h内95%CI为1.07～11.58 mg/L、48～72 h为1.00～6.23 mg/L。（4）8367例孕妇中，6例发生血栓栓塞性疾病，其产后48 h内的血浆D-二聚体水平为6.89～19.89 mg/L，平均为13.66 mg/L，均高于正常人群水平（P<0.01）。4例下肢静脉血栓孕妇中，3例产后48 h内血浆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9.77、8.65、6.89 mg/L，均为剖宫产分娩，均在剖宫产人群95%CI（1.04~9.59）内。结论目前推荐用于筛查正常女性静脉血栓形成的血浆D-二聚体水平参考范围（≤0.5 mg/L）并不适用于孕期妇女。孕期及产褥早期妇女血浆D-二聚体水平均高于正常人群水平，产褥早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较孕晚期显著升高，并随产后时间延长呈下降趋势。对于无高危因素且孕期及产褥早期无血栓栓塞性疾病临床表现的妇女，不推荐常规筛查D-二聚体水平。
作者：徐冬；蔡淑萍；徐静薇；梁琤；贺晶 刊期： 2016年第09期
中华妇产科杂志
主管: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中华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