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
“值守制度”和“差派制度”可说是清代太医院医官开展诊疗活动的“前奏”.“值守制度”可分为“特简供奉”、“内直供奉”和“外直供奉”3种,主要为宫廷提供诊疗服务.除为宫廷提供诊疗服务外,太医院还具有为京城内的其他皇室成员、文武大臣、军队、平民百姓、文武会试以及监狱等提供医疗保障的职能,因而形成了“差派制度”.“差派制度”又分为“特派差务”、“奏派差务”和“咨派差务”3种.
作者：翟文浩；段晓华；沈艺；张其成 刊期： 2014年第01期
由《寻乐堂日录》、《甲初日记》、《庚复日记》、《李文清公日记》等几种日记可知,清代身处不同地域的士人由于医疗资源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就医行为”.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从医人员数量多,医疗资源易于获取,所以病患倾向于有病即刻求医,甚至频繁更换医者,期望获得佳诊疗效果,医患双方的关系也相对简单.县域中由于医者数量较少,医疗资源获取不易,所以病患就医往往费时费事,有可能迁延很久,因而不得不自我诊疗,而一旦选定医生,医患双方会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密切联系.由于整体医疗水平的限制,不同地域的不同士人在无助时也往往寻求于外在的神秘力量.
作者：张博 刊期： 2014年第01期
秦伯未《妇科学讲义》为民国时期上海中国医学院的妇科学教材,全书分上下2编,上编为妇科概论,总论女性生理病理特点、妇科病辨治原则;下编为妇科分论,详述病因病机、理法方药.全书以中医为主,融会西医知识,运用近代西医妇科学理论对中医妇科学知识进行研究,互相佐证,结构简明,条理清晰,特点彰显,为民国时期较为系统、精要的一部中医妇科学教材,体现了秦伯未的个人学术思想,对后来的中医妇科学教育及教材编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叶笑；朱建平 刊期： 2014年第01期
清代道光十年(1830)纂修的《武强县新志》卷10《杂稽志》下《附急救方》中,用大量篇幅收录了中医急救方法,共计13 000余字,分列14个条目.在每个条目下,先抄录宋代《洗冤集录》中的急救内容,接着补充了很多具体急救方法.这些方法总结了宋代以来的中医急救技术和经验,集清代中国北方地区急救疗法之大成,代表了当时中医急救医学的真实水平.在一部县志中全篇收录中医急救方法实属罕见,对《洗冤集录》的版本沿革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孔令青 刊期： 2014年第01期
南宋官员陈哗,字日华,福州长乐人,约生于宋绍兴年间,卒于端平年间,历任将仕郎、临汀知州、广东提刑、四川总领、删定、书林等职,亦曾于通州、沅州等地任职,著有《古灵先生年谱》1卷、《谈谐》1卷、《诗话》1卷、《金渊利术》8卷、《夷坚志类编》3卷、《(增广)琐碎录》、《家藏经验方》5卷,主持编撰《鄞江志》8卷,刊行方导《家藏集要方》2卷,另有诗词散文等.《家藏经验方》为陈晔所编撰的一部方书.此书已佚,《妇人大全良方》、《寿亲养老书》、《普济方》、《永乐大典》中有其佚文74条.
作者：张雪丹；张如青；陈德兴 刊期： 2014年第01期
蓄蛊是指以毒虫配制毒物毒害他人的神秘巫术.蛊毒为害其来久远,宋代南方民间仍有蓄蛊之风,蓄蛊者每以挟嫌报复或侵占财产为目的配制蛊毒害人.政府对民间蓄蛊之风采取了严厉的抵制态度,制定禁蛊法令,鼓励民众举报,严惩蓄蛊之人,同时颁方赐药以治蛊毒,对改良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作者：李玉清 刊期： 2014年第01期
原产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西洋参,在清代传入中国并很快被广泛应用和传播,与当时的中外交流、药业发展、人参资源匮乏、普及性本草著作的刊行密切相关:中外交流成就了西洋参引进的文化背景;药业发展为西洋参的传播创造了商业机会;人参资源的匮乏使西洋参引进成为迫切需求;普及性本草著作刊行加快了西洋参传播速度.
作者：赵宝林 刊期： 2014年第01期
明代,边镇事务的中心是城墙、军备、粮饷,因而边镇的医疗资源比较缺乏,管理机构缺失,医生及药品时常短缺,军队及王府亦是如此.虽然中央不时向各边镇拨发药品,派遣医生,但均属临时性举措.由于医疗资源不足,边镇不得不从内地抽调医生,或是培养本地医生,或是从军队中选取通医者充当医生.
作者：李建武 刊期： 2014年第01期
在现行中医基础理论类教材中,“肝主疏泄”涉及到对人体整体生理功能、消化功能、精神情志活动、血液循环、水液代谢、生殖功能多方面的功能调节.从此类教材来看,学术界对“肝主疏泄”理论的建构,可分为3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教材中基本未提及“肝主疏泄”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中期,各版本教材中关于“肝主疏泄”的论述并不统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至今,教材中对“肝主疏泄”的论述理论基本趋于统一.
作者：靳宇智；马燕冬 刊期： 2014年第01期
《针灸逢源》一书是清代中期一部综合性针灸著作.该书著者李学川的许多基本信息长期湮没无闻,目前学界对其的了解仅限于字号、籍贯,兹胪列相关文献如下:《中医人名辞典·李学川》载:“李学川字三源,号邓尉山人.清代江苏吴县人.”[1]290《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针灸逢源》载:“(清)李学川(三源、邓尉山人)编撰.”[2]《贩书偶记续编·针灸逢源》:“清吴县李学川辑嘉庆丁丑刊.”[3].《中国医籍大辞典·针灸逢源》载:“清?李学川(字三源、号邓尉山人)编.”[4]1150《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针灸逢源》载:“(清)李学川(三源、邓尉山人)编.”[5]133《中医图书联合目录·针灸逢源》载:“(清)李学川(三源、邓尉山人)编[吴县].”[6]464《吴中名医录·李学川》载:“李学川,号邓尉山人,清吴县人.”
作者：孙洋；邹鹏；任玉兰；梁繁荣 刊期： 2014年第01期
麻风是人类古老的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之一.在中国有2 000多年的流行史,长期被人们视为“不治之症”.公众对麻风的强烈恐惧和歧视,使这一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疾病一直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1886年4月,英国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英文缩写C.M.S,历史上中文译名“大英传教会”[1])派遣柯达医生(Dr.Edward George Horder)来华创建北海普仁医院和麻风分院.北海普仁麻风院是中国首家西医麻风病专科医院[2],医院所进行的一系列医学救助活动开启了中国麻风救治事业,也为中国和西方医学的交流谱写了浓重的篇章.
作者：刘喜松 刊期： 2014年第01期
19世纪前,中俄两国贸易中涉及到中药材的进出口往来.由中国输入俄国的中药材以植物性来源为主,其中以大黄为重要的贸易品种,其次为药食两用的辛香料如八角茴香、桂皮、胡椒、姜,还有特殊的药用品种如当归、奎宁.而由俄国输入中国的药材则以动物性来源为主,其中尤以贵重的动物性中药麝香在1854年的大量输入特别引入注目,曾一次性输入7万个麝香囊,其他品种如鹿茸、羚羊角的贸易也典型体现了俄方的地域与物产特点.
作者：丁兆平；王振国 刊期： 2014年第01期
人类发现的早的尿路结石,可追溯至公元前4 900年,当时埃及的僧侣使用催吐、泻下、利尿、发汗等方法治疗疾病,偶尔会将结石排出体外.公元前2 700年埃及纸草文中有关于尿路结石的明确记载,并试图用吸吮的方法将结石取出.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亚历山大里亚提出将膀胱结石粉碎后更易排出.此时古希腊人还认识到了肾结石的存在,并描述了肾结石的临床表现.公元前6世纪,印度御医Sushruta在《妙文集》记载了用夹板通过尿道取石,并记载了尿路结石的并发症.Sushruta还推荐了会阴切开取石,但很多患者死于这种手术.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的医生更为详细地描述了会阴切开取石术,并记载了一些用于治疗尿路结石的药草.10世纪时,阿拉伯人阿布卡西斯早采用了尿道内粉碎结石的方法,并设计了用手结石手术的器械.中世纪以前,会阴切开取石术一直是治疗尿路结石的主要方法,但缺乏解剖知识,没有无菌观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尿路结石的治疗.
作者：吕建林；吴锐 刊期： 2014年第01期
《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早期主要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等留传下来,其英文版早由医史学家路德维希·埃德尔斯坦(Ludwig Edelstein,1902-1965)于1943年翻译[1].1948年,世界医学协会日内瓦会议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基础修订通过了《日内瓦宣言》,该宣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成为现代社会医生职业准则.埃德尔斯坦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英文翻译无疑为这种传统在现代世界的继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国内学者对其了解甚少.现存公开发表的西方学者关于埃德尔斯坦的文献中,也只有简短的个人描述,主要见于其去世后几位生前挚友和同事1966年发表的回忆性文章.埃德尔斯坦个人生活记载的缺失和少有研究的原因,除了犹太背景所导致的颠沛流离之外,还有个人因素:他坚持认为工作和生活分开,没写过任何自传或自述性文献,包括日记,生前交代他人除了即将付梓的文稿外,去世后要销毁一切个人手中尚未发表的文字资料.
作者：张艳荣 刊期： 2014年第01期
中华医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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