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琦；刘黎明；刘中砚；孙建军；经巍；李新平
我国结直肠肛门外科相较于欧美国家，专科化起步较晚，而且至今尚无一个规范化培训体系和专家准入制度。本文介绍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结直肠肛门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制度，旨在为我国结直肠肛门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笔者认为，建立我国结直肠肛门外科医师的培训、准入及认证体系已势在必行。首先，需制定全国统一的结直肠外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认定标准，由行业协（学）会据此标准认定结直肠肛门外科培训基地；其次，培训对象必须是从正规医学院校毕业且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者；第三，设置科学的培训课程，以结直肠外科专业的临床实践能力培训为主，培训年限可设为2～4年；第四，重视对结直肠肛门外科专科医师的考核和评估，将其作为从事结直肠外科专科工作的重要条件。
作者：汪建平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探讨应用改良网塞行腹膜前间隙腹股沟疝修补术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前瞻性选取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疝外科收治的220例单侧原发性成人腹股沟疝男性患者，按信封法随机分为网塞补片组和疝修补装置组，各110例。网塞补片组采用改良的北京天助畅运善释轻量型疝修补装置，疝修补装置组则采用美国强生公司的疝修补装置。比较两组围手术期及随访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疼痛、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网塞补片组的住院费用明显低于疝修补装置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695．2±967．4）元比（9013．7±1043．6）元，P ＜0．01]。随访24个月，随访率为98．6％（217／220）；网塞补片组近、远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8％（3／109）和3．7％（4／109），疝修补装置组分别为4．6％（5／108）和1．8％（2／10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在随访期内均无复发、迟发感染、性功能障碍、睾丸萎缩或不育，患者整体舒适度良好。结论改良的网塞行腹膜前间隙修补术能够达到与疝修补装置相同的疗效，且价格低廉，易于向基层医院推广。
作者：陈新创；唐黎明；孙一峰；马玉亮；王国华；蒋国强 刊期： 2017年第01期
所谓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这种素养往往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目前严峻的医疗环境下，医疗纠纷不断增多，涉及外科的纠纷尤甚，被纠缠其中的不乏手术技术、业务水平高超的外科医师。因此，外科医师应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并将其上升为自觉的法律意识，形成依法行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除医疗技术水平的精益求精之外，法律素养不可或缺。
作者：李惠娟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探讨OTSC吻合夹在消化道瘘治疗中的应用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间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采用OTSC金属夹系统治疗的12例消化道瘘患者的临床资料，全组患者均在充分引流脓液，控制瘘口周围感染后，采用1枚OTSC吻合夹夹闭瘘口。结果全组患者其中男性6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0．1±12．6）岁。均成功实施OTSC治疗，技术成功率达到100％，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未发生出血及梗阻等并发症。根据引流液内无消化液、未再出现腹腔感染或者消化道造影无造影剂外溢、CT 检查无腹腔脓肿等综合评估，12例中有11例（91．7％）获临床治愈；平均随诊3月时间，未见消化道瘘复发。另1例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后胃瘘患者使用OTSC吻合夹关闭瘘口后1周复发，经手术治愈。结论 OTSC吻合夹是消化道瘘的有效治疗手段，在瘘口周围脓腔充分引流、感染控制后实施OTSC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作者：王革非；汪志明；吴秀文；刁艳青；赵允召；任建安；黎介寿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短肠综合征（short bowel syndrome， SBS）的治疗包括肠外／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改善症状与促进肠道适应的药物治疗、增加肠道有效吸收面积和针对SBS并发症的手术治疗、以及出现严重肠外营养支持（parenteral nutrition， PN）并发症时的小肠移植。面对个体差异巨大的SBS患者，临床医师对于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往往存在很多困惑。为了使每个SBS患者得到规范的诊断与治疗，2015年11月27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短肠综合征治疗协作组，依据国内外SBS治疗进展，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短肠综合征治疗中心撰写中国短肠综合征诊疗共识，经中国短肠综合征治疗协作组全体成员共同审阅、讨论、修改。同时建议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增加儿童SBS诊疗相关部分，供广大临床医师决策时参考。
作者：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建立胃癌腹膜转移评估模型并评价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通外科收治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排除18例出现非腹膜转移的远处部位转移患者后，终710例患者被纳入研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的方法分析影响胃癌腹膜转移的相关因素，将多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影响因素作为指标，通过R软件的“rms”包构建列线图（nomogram），构建胃癌腹膜转移的危险评估模型，并得到各项指标的评分。将每个患者的各项指标对应的分数相加，得到模型的总分；总分越高，对应的胃癌腹膜转移风险越高。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风险评估所建模型预测胃癌腹膜转移的准确性，用Delong． Delong． Clarke-Pearson检验比较AUC的差异，当ROC曲线下面积（AUC）大时，对应的风险阈值使模型具有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710例患者中，腹膜转移者47例（6．6％），其中男性30例（30／506，5．9％），女性17例（17／204，8．3％）；≥60岁者31例（31／429，7．2％）；肿瘤≥3 cm者38例（38／461，8．2％）。Lauren分型为肠型者2例（2／245，0．8％），混合型者8例（8／208，3．8％），弥漫型者11例（11／142，7．7％），其余不详；糖类抗原（CA）19-9≥37 kU／L者13例（13／61，21．3％）；CA125≥35 kU／L者11例（11／36，30．6％）；CA72-4≥10 kU／L者11例（11／39，28．2％）；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NLR）≥2．37者26例（26／231，11．3％）。多因素分析显示，Lauren分型（HR ＝8．95，95％CI：1．32～60．59， P＝0．025）、CA125（HR＝17．45，95％CI：5．54～54．89，P＝0．001）、CA72-4（HR＝20．06，95％CI：5．05～79．68，P＝0．001）、NLR（HR＝4．16，95％CI：1．17～14．75，P＝0．032）是胃癌腹膜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列线图分析建立的腹膜转移风险评估模型总分为241分，包括弥漫型或混合型（54分）、CA125≥35 kU／L （66分）、CA72-4≥10 kU／L （100分）和 NLR≥2．37（21分），其腹膜转移风险＞90％。列线图模型的AUC为0．912，高于Lauren分型、CA125、CA72-4和NLR等单个预测因素模型（Lauren分型AUC：0．678，CA125 AUC：0．720，CA72-4 AUC：0．792及NLR AUC：0．613，与列线图模型的AUC比较均P ＜0．05）。随着TNM分期进展，胃癌患者列线图总分逐渐增高，其中腹膜转移患者的总分高于其他分期患者（F ＝49．1，P ＝0．000）。取列线图模型的佳阈值140分时，其预测腹膜转移的敏感性为0．79，特异性为0．87。在列线图分值≥140分和＜140分的患者中，腹膜转移患者比例分别为58％和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9．1，P ＝0．000）。结论由Lauren分型、CA125、CA72-4和NLR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胃癌患者腹膜转移风险，为胃癌术前更准确的分期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作者：赵骏杰；周荣健；张启；束平；李豪杰；汪学非；沈振斌；刘凤林；陈伟东；秦净；孙益红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结直肠癌是全身性疾病，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结直肠外科医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结直肠癌患者的诊疗效果。多学科团队的诊疗模式有利于培养外科医师的循证医学能力，提升本专科素质，了解其他专科的知识，增强医患沟通能力，提高科研水平，从而全面提高结直肠外科医师综合素质。
作者：秦新裕；许剑民；冯青阳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探讨无腹部辅助切口的腹腔镜下改良Parks术治疗超低位直肠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3月至2014年10月间在广东省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接受无腹部辅助切口的腹腔镜下改良Parks手术的44例超低位直肠癌（肿瘤下缘距肛缘2．5～5．0 cm）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全组4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1．4％（5／44），其中吻合口瘘2例，吻合口狭窄2例，炎性肠梗阻1例，均经保守治疗后好转。术后随访12～73（平均20）月，期间局部复发2例（4．5％），肝转移1例（2．3％）。与术前1周相比，术后1月患者的控粪能力明显下降（P ＜0．01）；至术后6月时，患者排粪控制可恢复至术前1周水平（P ＞0．05）。结论无腹部辅助切口的腹腔镜下改良Parks术治疗超低位直肠癌安全可行，符合肿瘤根治和肛门功能并重的治疗理念。
作者：黄勇波；张成雷；洪新凯；王和鑫；谢虹桥；陈土明；吴超群；罗毅；何梓源；邓小细 刊期： 2017年第01期
2017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NCCN ）结直肠癌指南更新了数点内容，其中4个方面的内容是有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1）早期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建议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作为“癌症二级预防”措施。（2）可切除肝／肺转移瘤的新辅助化疗方案中删除靶向药物。这也许是由于西妥昔单抗和贝伐珠单抗在该领域的阳性研究数据的缺乏所致，但对于NCCN的这次更新，应该谨慎对待，要从技术难度和预后信息两个角度权衡治疗策略，对于预后不好的可切除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新辅助治疗中也不应该排除靶向药物。（3）RAS野生型mCRC的一线靶向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单抗仅限于左侧结肠癌患者。原发瘤部位是 mCRC 靶向治疗的疗效预测标志物， EGFR单抗在右侧mCRC中的获益很小，但在左侧mCRC， EGFR单抗的获益则显著大于单纯化疗或血管内皮生存因子受体（VEGF）靶向治疗。（4）首次推荐错配修复缺陷（dMMR）／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的mCRC在标准治疗失败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治疗。具有dMMR／MSI-H表型的mCRC，由于MMR基因突变，产生大量新抗原而成为高免疫源性肿瘤，从而对免疫治疗变得敏感。
作者：陈功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探讨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ω-3（二十碳五烯酸）和ω-6（花生四烯酸）及其代谢产物前列腺素（PG）E2和PGE3对胃癌新生血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分别采用细胞增殖实验、侵袭实验和体外胃癌新生血管实验检测ω-3和ω-6对人胎儿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HUVEC）增殖、侵袭以及血管新生的影响。所有实验均设置未添加ω-3或ω-6的组别作为对照组。结果当ω-6浓度从1μmol／L增加到10μmol／L，HUVEC增殖能力增加，侵袭细胞数从（28．2±3．0）个增加到（32．8±2．1）个，高于对照组（21．2±3．2）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而当ω-3浓度从1μmol／L增加到10μmol／L，HUVEC细胞增殖能力则受到抑制，侵袭细胞数从（15．8±2．0）个下降到（11．0±2．1）个，低于对照组（22．1±3．0）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与对照组新生血管标准量（43721±4654）相比，ω-6对新生血管具有促进作用（1μmol／L组：63238±4795；10μmol／L组：78166±6123），而ω-3对新生血管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μmol／L组：30129±3102；10μmol／L组：20012±154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当ω-6中间代谢产物PGE2的浓度从1μg／ml增加到10μg／ml，HUVEC的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均显著增加（均P＜0．05）；而当ω-3中间代谢产物PGE3的浓度从1μg／ml增加到10μg／ml时，HUVEC的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则均明显受抑（均P＜0．05）。用罗非昔布（rofecoxib）抑制COX-2表达后，PGE2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该抑制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在表达COX-2的培养系统中，加入ω-6能促进胃癌新生血管生成（P＜0．01），加入ω-3则明显抑制胃癌新生血管生成（P＜0．01）；而在不表达COX-2的培养系统中，加入ω-6对胃癌新生血管无明显作用，加入ω-3能抑制胃癌新生血管（P＜0．05）。结论ω-6PUFA可以通过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而促进肿瘤的新血管生成，COX-2和PGE2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而ω-3 PUFA可以通过积累中间代谢产物PGE3，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侵袭，从而抑制肿瘤新血管生成，这可为预防和抑制胃癌的转移提供新方向。
作者：马家驰；马云涛；郭天康；陈泉；李一平；苏河；陈晓昌；赵晓丹；郭庆金；亓建波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总结枣核导致成人肠穿孔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验。方法对2000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17例枣核异物导致肠穿孔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研究期间因枣核导致穿孔的患者有17例，在同期引发肠穿孔的食源性异物中占比达58．6％（17／29），70．6％（12／17）患者为60岁以上老年人；十二指肠和乙状结肠穿孔各1例（5．9％），小肠穿孔15例（88．2％），其中末段回肠穿孔9例（52．9％）；腹部CT检查12例（70．6％），发现消化道异物10例（58．8％）。本组17例患者中，内镜治疗1例（5．9％），开腹手术7例（41．1％），腹腔镜手术9例（52．9％）。术后发生早期炎性肠梗阻、肺部感染、伤口感染和脑梗死各1例（5．9％），其中1例患者因术后3d突发大面积脑梗死死亡。结论枣核是消化道异物致肠穿孔的重要原因之一，好发于老年人群，容易误诊；穿孔部位以小肠为主，尤其是末段回肠，螺旋CT对枣核致肠穿孔诊断具重要价值；腹腔镜手术具有一定优势。
作者：黄琦；刘黎明；刘中砚；孙建军；经巍；李新平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初步制定危重患者急性胃肠损伤分级数字化预测模型。方法采用双通路胃肠音监测系统对2015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连续收治的60例危重患者（排除既往有慢性消化道疾病史或胃肠道手术者）的胃肠音进行采集和分析，同时采用急性胃肠损伤（AGI）分级标准进行评估，胃肠音与AGI分级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之后将显著相关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排在前3的主成分进行归一化后通过反向传播神经网络进行BP神经网络训练，构建神经网络模型，从而建立危重患者急性胃肠损伤分级的初步预测模型。结果共采集到60例患者1132次胃肠音和333次AGI分级的数据。其中胃部测得的胃肠音波数量（P ＝0．0005）、胃肠音波时间百分比（P＝0．0004）、胃肠音波大时间（P＝0．0088）、胃肠音波平均频率（P＝0．0101）及胃肠音波大频率（P＝0．0025）与AGI分级呈负相关；而肠部测得的胃肠音各指标均AGI分级无显著相关性（均P ＞0.05）。将这5个与AGI分级相关性较强的胃肠音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筛选出3个主成分进入BP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了包含9个隐含中间层的AGI初步神经网络模型，模型拟合度为0.98164。应用该模型预测患者的AGI分级准确率为70.83%。结论根据胃肠音指标构建的AGI分级初步预测模型，可为医护人员进行危重患者AGI分级的初步预测判断提供参考。
作者：王艳；王建荣；柳伟伟；张光亮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探讨菌群移植治疗肠道疾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肠道微生态治疗中心于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接受菌群移植治疗的40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便秘276例，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RCDI）61例，溃疡性结肠炎44例，肠易激综合征15例，克罗恩病10例。供体采用一致非亲属健康成年供体，要求为18～50岁非孕期健康成年人，具有健康生活方式及良好饮食习惯，3个月内无服用抗生素、益生菌及其他微生态制剂史。菌群移植治疗途径包括胃镜下放置鼻肠管后接受6 d的经鼻肠管（入空肠）注射粪菌液移植治疗（319例）、连续6 d空腹接受口服粪菌胶囊治疗（46例）以及通过结肠镜一次性将600 ml处理后的粪菌液输入患者结肠至末端回肠（41例）3种方法。结果接受菌群移植治疗的406例患者临床治愈率和改善率依次为：RCDI分别为85．2％（52／61）和95．1％（58／61），便秘40．2％（111／276）和67．4％（186／276），溃疡性结肠炎34．1％（15／44）和68．2％（30／44），肠易激综合征46．7％（7／15）和73．3％（11／15），克罗恩病30．0％（3／10）和60．0％（6／10）；RCDI疗效显著优于其他疾病（P ＜0．01）。不同移植途径的临床治愈率和改善率分别为鼻肠管移植43．3％（138／319）和58．6％（187／319），结肠镜移植41．5％（17／41）和61．0％（25／41），口服胶囊37．0％（17／46）和63．0％（29／46），3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6，P＝0．829）。随访期间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鼻肠管移植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呼吸不适（27．3％，87／319）和排气增多（51．7％，165／319）；结肠镜移植以腹泻为主（36．6％，15／41）；口服胶囊则以排气增多（50．0％，23／46）和恶心（34．8％，16／46）为主；症状均于鼻肠管拔除、或治疗结束、或住院观察1～3d内消失。结论菌群移植技术治疗多种肠道疾病有效，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但具体机制应进一步探讨。
作者：李宁；田宏亮；马春联；丁超；葛晓龙；顾立立；张薛磊；杨波；花月；朱轶凡；周妍 刊期： 2017年第01期
近年来，随着质子泵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十二指肠溃疡发病机制学说的引进及抗幽门螺杆菌药物的应用，十二指肠溃疡复发率呈现下降趋势［1］。实践证明，有效地清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并联合应用抑酸药物会加速溃疡的愈合并减少其复发，使因十二指肠溃疡而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例明显减少［1］。但对非手术治疗无效的顽固性溃疡以及胃穿孔、出血、幽门梗阻等病症，仍然需要外科手术治疗。宁波市第一医院胃肠外科于2016年1月采用完全腹腔镜下十二指肠溃疡旷置术（Bancroft术）治疗了2例患者，分别为十二指肠溃疡伴出血和十二指肠溃疡伴幽门梗阻，经随访观察疗效良好。
作者：杨斌；施益九；严志龙 刊期： 2017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7年第01期
原发性小肠肿瘤作为罕见的消化道肿瘤，因其早期症状不典型，病理类型复杂（包括腺癌、类癌、恶性淋巴瘤和恶性间质瘤等），致使其早期诊断困难，误诊率高，缺乏规范化的治疗方法和手段，终导致该类患者预后较差。而近年来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在X线、CT、MRI、血管造影、超声及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等原有常规的检查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包括电子小肠镜、胶囊内镜、多层螺旋CT小肠造影等在内的一系列检查手段，进而提升了对该疾病的诊断的准确率。在治疗方面，手术仍然是根治小肠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方法，具体的手术方式需要根据肿瘤的位置、大小、以及与周围脏器的关系进行判定；腹腔镜小肠肿瘤切除手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另外，相关研究还发现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及内分泌治疗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特定类型的小肠肿瘤的预后。本文就原发性小肠肿瘤在病因、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作者：赵志勋；关旭；陈瑛罡；王锡山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八版癌症分期系统将于2018年1月1日在全球启用，其中结直肠癌分期系统重要更新在于，增加了基于组织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非解剖学”预后和预测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预后评估体系。AJCC第八版结直肠癌分期系统对获得Ⅰ～Ⅱ级证据支持的8个预后和（或）预测因素进行了推荐，包括血清CEA水平、肿瘤退缩评分、环周切缘、淋巴管血管侵犯、神经周围侵犯、微卫星不稳定、KRAS／NRAS基因突变及BRAF基因突变。在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的背景下，“解剖学”分期和“非解剖学”分类体系的联合使用，将有利于对结直肠癌进一步分期和分类诊治，有助于个体化评估结直肠癌患者预后风险并预测治疗疗效，推动结直肠癌临床实践从传统“群体化”诊治到精准“个体化”医疗的转变。
作者：姚宏伟；吴鸿伟；刘荫华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根治术后5年内骨转移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肛肠外科收治的1749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50例（2．8％）术后出现骨转移。分别采用字2检验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模型，对性别、年龄、肿瘤位置、术前血清癌胚抗原水平、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是否伴肺转移和伴肝转移等可能影响术后骨转移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50例出现骨转移的患者中，男29例，女21例；≥60岁者28例。肿瘤位于直肠36例，结肠14例；腺癌43例，黏液腺癌7例；42例患者的肿瘤浸润深度为T3～4期，30例有淋巴结转移，14例伴肺转移，5例伴肝转移。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位置（字2＝4．932， P＝0．026）、术前血清CA199水平（字2＝4．266， P ＝0．039）、淋巴结转移（字2＝13．054，P ＝0．000）和伴有肺转移（字2＝35．524，P ＝0．000）是影响结直肠癌根治术后5年内骨转移的相关因素。直肠癌的术后5年骨转移率为3．6％（36／991），明显高于结肠癌1．8％（14／758）；术前血清CA199水平≥37 kU／L结直肠癌者发生骨转移率为4．9％（12／245），明显高于CA199水平＜37 kU／L者的2．5％（38／1504）；有淋巴结转移和伴肺转移的患者发生术后5年骨转移率分别为4．8％（30／627）和11．6％（14／121），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1．8％（20／1122）和无肺转移2．2％（36／1628）的结直肠癌患者。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位于直肠（OR：0．508，95％CI：0．268～0．963， P＝0．038）、淋巴结转移（OR：2．291，95％CI：1．273～4．122， P＝0．006）以及伴有肺转移（OR：4．796，95％CI：2．473～9．301， P ＝0．000）是影响结直肠癌根治术后5年内发生骨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肿瘤位于直肠、有淋巴结转移以及伴有肺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5年内更容易发生骨转移。
作者：李昂；谭震；傅传刚；王颢；袁捷 刊期： 2017年第01期
目的：探讨周围神经侵犯（PNI）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行根治性手术治疗的372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术后标本。病理标本经苏木精-伊红染色后，将肿瘤细胞侵犯神经鞘任意一层或肿瘤细胞沿神经生长包绕超过神经周径1／3定为PNI阳性。采用字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PNI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对PNI阳性与阴性患者的3年生存率进行比较。结果全组372例结直肠癌患者共133例（35．8％）存在PNI阳性。其中PNI阳性患者中男性63例，女性70例；年龄＞60岁者76例，≤60岁者57例；肿瘤位于回盲部6例，升结肠33例，横结肠7例，降结肠8例，乙状结肠22例，直肠57例；肿瘤直径＞4 cm者83例，≤4 cm者50例；中高分化者48例，低分化者85例；肿瘤浸润深度T1期者2例，T2期者7例，T3期者93例，T4期者31例；淋巴结转移N0期者56例，N1期者41例，N2期者36例；肿瘤分期Ⅰ期者2例，Ⅱ期者40例，Ⅲ期者75例，Ⅳ期者16例。PNI阳性与肿瘤位置（字2＝11．20，P ＝0．048）、肿瘤大小（字2＝21．80，P ＝0．000）、分化程度（字2＝60．90，P ＝0．000）、浸润深度（字2＝19．00，P＝0．000）、淋巴结转移（字2＝19．70，P＝0．000）及肿瘤分期（字2＝70．80， P＝0．000）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与患者性别、年龄及脉管侵犯情况无关（均P＞0．05）。全组中位随访时间48（8～62）月，PNI阳性患者的3年生存率为52．6％，明显低于PNI阴性患者的78．3％（P＝0．000）。进一步对Ⅱ期和Ⅲ期结直肠癌患者进行亚组分析显示，Ⅱ期和Ⅲ期PNI阳性患者的3年生存率分别为62．3％和43．5％，均明显低于Ⅱ期和Ⅲ期PNI阴性患者的91．7％和79．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结论 PNI阳性可能提示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不良。Ⅱ期和Ⅲ期结直肠癌患者PNI状态的检测对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
作者：韩冬；魏颖；王曦迪；王庚；陈瑛罡 刊期： 2017年第01期
对于无法根治的肿瘤晚期患者，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外科干预，外科医师在肿瘤姑息治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肿瘤姑息治疗的主力军。但在现有的医学教育制度当中，外科医师的培训内容较少涉及肿瘤姑息治疗的内容。事实上，在肿瘤的姑息治疗中，外科医师肩负着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疼痛、维护患者尊严及缓解晚期患者诸多症状的重任。外科医师应重视与晚期肿瘤患者的沟通，充分发挥临床多学科团队的作用，采用合理的外科干预方法。对外科医师姑息治疗的教育，还应包含医学人文的关怀，了解纯粹的外科技术以外的医学人文、伦理、尊严和宗教等的诸多社会因素对肿瘤患者康复的影响。
作者：顾晋 刊期： 2017年第01期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主管: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中华医学会，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