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斌；许蜂蜂；程远；桑勇勇；王华翔；孔雨薇；杨芳；蔡秋程；刘建勇；江艺
儿童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malignant primary pediatric hepatic tumors,MPPHT)很少见,约占全部儿童恶性肿瘤的1％[1-2],主要包括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和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两种组织类型.HB是儿童常见的原发性肝脏肿瘤,5岁以下的儿童中, HB约占肝原发恶性肿瘤的70％[3],其发病率为1.5/100万[4].第2位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为肝细胞癌,发病率为0.5/100万,占儿童肝脏恶性肿瘤的25％[5],但在青少年肝脏肿瘤中占87％[6].未分化的胚胎细胞肉瘤(embryonal cell sarcomas, ECS)、横纹肌肉瘤和生殖细胞肿瘤更为罕见[7-8],此外还有肝血管内皮瘤(hemangioendothelioma,HEH).
作者：孙超；郑虹 刊期： 2019年第01期
目的 探讨救治1例ABO血型不合儿童肝移植术后出现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的成功经验.方法ABO血型不合儿童肝移植1例,患者行亲体肝移植术后1个月内出现肝功能异常,先后行2次肝穿活检,并检测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抗体.结果肝穿结果均显示急性排斥反应,先后2次静脉甲泼尼龙冲击治疗无效.后依据C4d阳性、HLA-Ⅱ类抗体强阳性,确诊为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导致的AMR.在接受血浆置换与静脉用人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lobulin,IVIG)交替治疗1周后,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1次,在治疗初期加用吗替麦考酚酸酯治疗.治疗4周后,DSA强度逐步下降,肝功能恢复至正常.随访2年余,肝功能正常.结论ABO血型不合的儿童肝移植可引起术后发生AMR,后果严重,在明确诊断后,保守治疗可治愈AMR,恢复移植肝功能正常.
作者：王凯；王政禄；孙超；高伟 刊期： 2019年第01期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肝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肝移植受者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达70％[1-2].目前,肝脏常发的原发性恶性肿瘤——肝细胞癌已成为肝移植常见适应疾病,防控移植术后肿瘤复发成为了改善疗效的关键.近年,移植学与肿瘤学的交融性整合形成移植肿瘤学概念,而肝移植治疗难治性肝脏肿瘤的系列实践性探索恰是移植肿瘤学确立的生动写照,故此,本文以典型非肝细胞癌性难治性肝脏肿瘤为线索,述评移植肿瘤学的相关发展现状,以助改进恶性肿瘤肝移植的临床决策与移植后肿瘤复发的防控策略.
作者：宋卓伦；郑虹 刊期： 2019年第01期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肝癌病例的80％以上,恶性度高、易复发,且易发生耐药,通常在疾病晚期才被诊断出来.因此,早期诊断和更好地理解促成HCC进展的分子机制在临床上是亟待解决的.代谢改变可清楚地表征HCC肿瘤.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9年第01期
肝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RI)是指因肝脏失去血液供应,导致器官缺氧引起的一种病理生理过程,通常分为热缺血损伤和冷缺血损伤.热缺血损伤通常发生于供肝切除术中过长时间阻断血流供应、休克、创伤及心衰等情况下肝血流量减少引起,冷缺血损伤发生于移植供肝冷保存[1-2].供肝缺血时间、供肝手术时间过长及术后的全身炎症反应会导致移植肝功能不全、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急性肾损伤、肠道损伤[3]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4]等的发生,极大地增加了围术期患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5].随着肝移植技术的成熟,等待和完成肝移植手术的人数正逐年上升,但IRI仍旧威胁着移植患者的生命.因此,为解决IRI带来的问题,在手术灌注方式上,人们进行了多样的尝试,存在先开放动脉、先开放门静脉及先开下腔静脉等多种术式.肝脏保存方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静态低温灌注液保存法到低温机械灌注法及亚常温、常温机械灌注法,以及研究抗氧化生物酶在IRI的应用.
作者：蓝海斌；许蜂蜂；程远；桑勇勇；王华翔；孔雨薇；杨芳；蔡秋程；刘建勇；江艺 刊期： 2019年第01期
肝脏是各种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主要靶器官,肝癌易复发和转移,预后效果差[1].对于转移性肝癌,手术切除、化疗、放疗、介入栓塞治疗、局部治疗、靶向药物等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对于不可切除的转移性肝癌,常规治疗方法往往效果不佳.而肝移植提供了彻底治愈的可能,但由于早期实践过程中适应证把控不严,一些转移性肝癌病例行肝移植效果不理想,导致转移性肝癌一度成为肝移植的绝对或相对禁忌证.近年来,随着各种转移性肝癌治疗方案的优化,尤其是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的推动,肝移植在部分类型的转移性肝癌治疗中的作用重新得到认可或重视,目前主要集中在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s,NEN)和结直肠癌两方面,其他来源的转移性肝癌肝移植仅见个案报道.
作者：袁航；滕飞；丁国善 刊期： 2019年第01期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肝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肝移植受者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达70％.目前,肝细胞癌已成为肝移植常见适应疾病之一,防控移植术后肿瘤复发是改善肝移植疗效的关键.近年,移植学与肿瘤学的交融性整合催生了移植肿瘤学概念的形成,肝移植治疗一系列难治性肝脏肿瘤的实践探索恰是移植肿瘤学确立的生动写照,本讲座以典型非肝细胞癌性难治性肝脏肿瘤为线索,介绍肝脏移植肿瘤学的相关发展概况,旨在改进恶性肿瘤肝移植的临床决策与移植后肿瘤复发的防控策略.移植肿瘤学新概念的问世,将促进其知识体系的形成以及学科任务与内涵的确立,并将引领临床实体器官移植迈入新境界.
作者：郑虹 刊期： 2019年第01期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是中国60 岁以下成年男性中发病率与病死率高的癌症.1963 年Starzl 施行了全球首例肝移植手术,伴随移植外科技术的发展,现今肝移植已成为肝癌有效的根治性手段[1-4],也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治疗肝癌及其基础肝脏疾病的方法.但由于肝移植发展早期未对受者进行严格筛选,导致肝癌复发转移率高,术后5 年生存率仅30％ ～ 40％[5-7].自1996 年米兰(Milan)标准提出以来,受者预后得到明显改善,但米兰标准的局限性也日益突出.20 余年来,世界多家移植中心不断探索和拓展肝癌肝移植受者选择标准,并逐渐突破了肿瘤形态学的束缚.
作者：林祖源；吴逸超；徐骁 刊期： 2019年第01期
PD-1抗体在晚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中的显著临床活性提示了PD-1 / PD-L1介导的免疫逃逸作为HCC治疗靶点的重要性.然而,HCC患者中PD-Ls基因改变的频率及其对预后的意义仍然未知.我国学者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方法确定PD-Ls基因改变,结合qPCR数据与免疫荧光测量PD-Ls的mRNA和蛋白质水平.
作者：郑卫萍 刊期： 2019年第01期
1 病例资料患者,男,2004年10月因胰岛细胞癌行胰体尾切除术+脾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胰岛细胞癌,术后规律随访.2008年3月因肿瘤复发肝转移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进行术前评估,未发现肝外转移证据,并行肝移植手术,术后恢复顺利.术后规律随访,肝移植术后4年半发现肝脏左叶占位,考虑肿瘤复发,并于2012年10月行肝左外叶切除术,术后恢复顺利.2014年1月发现肿瘤纵膈转移并行肿物切除手术,术后病理证实为原发病复发.2016年复查发现纵隔肿瘤再次复发并切除.自2017年10月患者因肿瘤多次行放化疗治疗,并于2018年2月行PD-1治疗3个月,效果不佳,并出现肝功能衰竭表现.入我院评估,为挽救患者生命,于2018年6月行再次肝移植手术,术后肝脏功能恢复不良,表现为酶学、胆红素上涨,胆汁量少性状可.术后CT显示肝脏大面积低灌注区域,部分肝坏死.考虑供肝灌注不良导致肝脏部分坏死.经过改善微循环以及移植术后常规治疗,患者术后5周后复查CT提示肝脏低灌注区域消失,同时肝功能恢复正常,随访存活至今.
作者：马楠；高伟；邓永林；董冲；王振；郑虹 刊期： 2019年第01期
肝门胆管癌(hilar cholangiocarcinomas,HC)指胆囊管开口以上的肝总管和其分义部以上左右肝管的胆管癌.它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的中位生存期为12～24个月[1].由于其紧邻肝门区门静脉、肝动脉,容易导致局部血管侵犯,且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及沿肝管向肝内侵犯[2],故外科手术切除率极低.HC早期通常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一旦出现黄疸,往往大多数患者已经丧失了手术根治的机会.以往这些患者只能选择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等姑息性治疗手段,但Bismuth等[3]提出对没有肝外转移的此类患者可以考虑行原位肝移植手术(针对HC的肝移植包括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及原位肝移植,由于前者开展的中心少、完成例数少,所以本文中的肝移植均指的是原位肝移植).理论上原位肝移植是一种理想的治疗手段,因为病肝切除移除了肝门区肿瘤,受累的血管和胆道也可以通过供肝的植入而得到解决,理论上达到了R0切除,但由于移植术后胆管癌容易复发等因素,早期临床预后并不理想,故一度作为肝移植的禁忌证[4-6].但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术前评估和新辅助治疗,HC肝移植治疗通常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本文就此进行综述.
作者：吕国悦；孙晓东；陈玉国；樊钟琦；蒋超；王传磊；周建鹏；邱伟 刊期： 2019年第01期
目的 探讨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移植患者术后远期复发的诊治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2001年4月～2018年9月施行的1308例肝癌肝移植患者临床资料,术后给予密切的实验室以及影像学随访.结果 有2例患者在移植术后10年复发,通过综合治疗后病情稳定,1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结论 肝移植是治疗肝癌的根治性手段之一,但术后肿瘤复发转移已成为影响其疗效的重要因素.合理选择病例、筛选预测肝癌肝移植预后的敏感指标、对高复发风险的受体进行积极干预以及复发转移后的个体化治疗将不断提高肝癌肝移植的疗效.
作者：贺轶锋；黄晓武；周俭；樊嘉 刊期： 2019年第01期
随着肝脏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以及肝移植术后受者管理的进步,肝移植已成为终末期肝病有效的治疗措施[1-2].但随着等待肝移植患者数目的增加,每年因患者自身疾病的进展和供肝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正逐年增加.自90年代初,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的推广有效地扩大了供肝来源,虽然应用DCD供肝已经被证明可能增加移植后肝功能衰竭、肝动脉栓塞以及胆道并发症等相关并发症发生的风险,但是等待移植期间的高病死率迫使患者在死亡或非理想供肝肝移植之间做出选择[3].供体年龄、脂肪变性、冷-热缺血及再灌注损伤、高钠血症、病毒感染和肿瘤等均可对供肝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筛选高质量的供肝对移植术后肝功能的恢复、降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有积极作用.
作者：许蜂蜂；蓝海斌；王华翔；杨芳；蔡秋程；刘建勇；江艺 刊期： 2019年第01期
目的 探讨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二次气管插管生存率的危险因素,为提高患者生存率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5年1月—2012年12月在武警总医院实施原位肝移植治疗并于术后早期接受二次气管插管患者的病例资料,统计术后3个月内患者生存情况,按照术后3个月时的生存情况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中及供肝等重要参数情况,将生存率作为因变量,对纳入的变量先后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出对生存率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结果 本组55例二次插管患者术后3个月时生存率为30.9％(17/55).死亡组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 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U=52.00,P<0.001)、国际标准化比值(U=167.50,P<0.001)、血清总胆红素值(U=191.00,P=0.016)、肺部感染合并症发生率(χ2=5.30,P=0.001)及腹水合并症发生率(χ2=5.33,P=0.001)均显著高于生存组.年龄、术前血肌酐水平、门静脉血栓发生率、胸水发生率、肝移植手术时长和无肝期时长、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供肝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等在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肺部感染合并症与MELD评分(OR=6.157,P=0.042;OR=1.312,P<0.001)是影响二次插管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对于肝移植受者,术前MELD评分及肺部感染合并症是影响术后早期二次气管插管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积极控制肺部感染并努力降低MELD评分有助于提高生存率.
作者：窦古枫；王乐天；王颖；朱雄伟；李自强；范铁艳；肖桦；王维伟；邹卫龙；牛玉坚 刊期： 2019年第01期
器官移植是世界医学发展的伟大创造之一,随着现代外科技术、器官保存技术、围术期处理以及移植免疫学的飞跃进步,肝脏移植技术日趋成熟,肝移植已成为当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的治疗手段[1-4].但部分终末期肝病患者同时伴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 IDDM)或者由于肝、胆及胰腺恶性肿瘤伴有邻近脏器转移时,单纯的肝移植已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5-7].肝胰联合移植是治疗此类疾病目前好的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上腹部多器官功能衰竭或恶性肿瘤[8].亚洲首例肝胰联合移植于2003年在我国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成功完成[9].近20年,肝脏和胰腺联合移植病例数明显增加,且肝胰联合移植术后患者的5年生存率越来越高[10].本文结合相关文献,针对肝胰联合移植的适应证、手术方法、并发症、免疫反应和预后等进行综述.
作者：杜晨阳；宋虎；王星星；王振；张建军 刊期： 2019年第01期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是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的恶性肿瘤,患者的5年总体生存率不足10％.肝移植是目前治疗肝癌的有效手段,根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CLTR)数据,近5年我国肝癌肝移植占移植总例数比例高达37.1％.肝移植后的高复发转移率严重影响受者预后.肿瘤生物学特性、供肝分子特征及受者综合治疗模式在肝移植后复发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危荣沥；徐骁 刊期： 2019年第01期
结直肠癌是男性第三大常见癌症,女性第二大常见癌症,是癌症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的主要原因[1].超过50％的患者发生远处转移,常见的部位是肝脏.结直肠癌同时肝转移率约为20％～25％,约30％的病例于晚期发生肝转移[2].肝切除是可能治愈结直肠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CRLM)的唯一治疗选择,基于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选择进行统计,5年总生存率为20％～58％[3-4].
作者：王洪海；郑虹 刊期： 2019年第01期
目的 探讨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建立多因素的肝癌肝移植复发预测模型,为评估肝癌肝移植患者预后和筛选合适的肝癌肝移植患者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173例行肝移植术的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将筛选出的危险因素通过Logistic回归建立回归模型.结果 经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术前纤维蛋白原浓度、血管受侵、肿瘤总体积>115 cm3以及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400 ng/ml是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Logistic回归建立复发预测模型:Y=-3.047+0.699×纤维蛋白原+1.568×肿瘤总体积>115 cm3(0=否,1=是)+0.317×血管受侵(0=无,1=有)+1.6×AFP>400 ng/ml(0=否,1=是).研究建立的模型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预测有较高的敏感度(86.6％)、特异性(65.8％),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为0.800,高于米兰标准(0.687)、杭州标准(0.703).符合Y≤-0.79的患者5年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 free survival,RFS)显著高于Y>-0.79的患者(92.3％比34.1％,P<0.001).符合米兰标准、杭州标准的患者中,Y≤-0.79和Y>-0.79的患者5年RFS仍存在显著差异(94.9％比40.9％,P<0.001;93.6％比45.7％,P<0.001).结论术前纤维蛋白原、血管受侵、肿瘤总体积>115 cm3以及AFP>400 ng/ml是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建立的基于纤维蛋白原浓度的预测模型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预测有较高的敏感度及特异性,能够将可能受益的患者筛选出来.
作者：曾凯宁；汪国营；杨卿；姚嘉；李洋；张剑文；张英才；李华；易述红；汪根树；张剑；杨扬；陈规划 刊期： 2019年第01期
肝移植是治疗肝癌及终末期肝病的重要手段,为了获得佳的治疗效果,除了供受者的临床指标外,人们也在寻找新的预测性生物标记物,以期不断完善肝移植围术期的管理.MicroRNA(miRNA)是一类小(长度约20个核苷酸)分子非编码的单链RNA,由前体单链RNA剪切而成.MiRNA能够通过其序列的特异性抑制或靶向结合靶基因信使RNA,负调控基因表达,参与细胞的发育、增殖、分化和凋亡等多种重要的细胞信号途径和生理病理过程.MiRNA在肝脏不同病理阶段表现出的稳定性和浓度变化使其成为肝脏相关疾病的有效生物标记物,miRNA在肝移植领域的研究也备受关注.
作者：肖永胜；周俭 刊期： 2019年第01期
目的 研究肝移植治疗非肝细胞肝癌的肝脏恶性肿瘤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进行的40例成人非肝细胞肝癌接受肝移植的患者资料.其中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23例,肝母细胞瘤患者2例,纤维板层肝细胞癌1例,恶性血管内皮细胞瘤1例,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2例,肝脏血管肉瘤1例,肝脏多发低分化软组织血管肉瘤1例,转移性腺癌4例,结直肠癌转移3例,膀胱癌转移1例,神经内分泌肿瘤转移2例,胃肠道间质瘤肝转移2例,小细胞淋巴瘤肝脏受累1例.结果23例胆管细胞癌患者中,1例患者因围术期肝内严重感染死亡.12例患者出现复发.肝母细胞瘤患者2例,1例因复发死亡;另1例无瘤存活.纤维板层肝细胞癌1例,因肿瘤复发死亡.恶性血管内皮细胞瘤1例,术后复发死亡.上皮样血管内皮瘤2例,1例围术期死亡,1例无瘤存活.肝肉瘤2例,复发死亡.结直肠癌肝转移3例,1例无瘤存活.膀胱癌肝转移1例,复发死亡.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2例,均存活.胃肠道间质瘤肝脏转移2例,1例围术期死亡,1例存活.结论 部分胆管细胞癌、肝母细胞瘤、上皮样血管内皮瘤以及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胃肠道间质瘤肝转移患者,肝移植术后能取得良好效果.但部分胆管细胞癌、部分肝母细胞瘤、肝肉瘤则预后较差.
作者：李俊杰；汪笑冬；马明；郑虹 刊期： 2019年第01期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主办：人民卫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