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鹏；王璇；周月琴
目的 探讨白藜芦醇对支气管哮喘小鼠肺功能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方法 将90只Balb/c小鼠随机分为3期(空白对照组、哮喘组、白藜芦醇组);建立哮喘小鼠模型,白藜芦醇组在后1周雾化前lh给予白藜芦醇5 mg/kg腹腔注射.肺功能仪器检测小鼠肺功能指标变化;HE染色观察各组小鼠肺组织中炎性细胞浸润程度;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小鼠肺泡灌洗液中不同炎性因子的水平.结果 哮喘组小鼠肺功能指标PEF(7.26±0.23)、FEV0.4/FVC(1.42±0.09)均高于对照组小鼠PEF(12.42±0.28)、FEV0.4/FV(2.25±0.12)(P＜0.05),白藜芦醇组指标PEF(9.54±0.26)、FEV0.4/FVC(1.92±0.11)则明显低于哮喘组指标PEF(7.26±0.23)、FEV0.4/FVC (1.42±0.09)(P＜0.05).哮喘组气道反应性RL(2.12±0.10)高于对照组气道反应性RL(1.64±0.09),白藜芦醇组哮气道反应性RL(1.18±0.09)低于哮喘组(2.12±0.10);哮喘组肺泡灌洗液中IL-4(65.28±3.76)及IL-5(87.98±4.83)在蛋白水平表达及血清中白细胞(59.87±27.76)、嗜酸性粒细胞总数(28.24±10.82)、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5.04±2.84)均明显高于对照组IL-4(39.62±2.84)及IL-5(62.74±3.96)在蛋白水平表达及血清中白细胞(26.83±2.14)、嗜酸性粒细胞总数(1.57±0.98)、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4.78±1.65) (P＜0.05),白藜芦醇组上述指标IL-4(47.19±3.13)及IL-5(72.16±3.42)在蛋白水平表达及血清中白细胞(35.16±17.23)、嗜酸性粒细胞总数(28.24±15.54)、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4.82±1.76)则明显低于哮喘组(P＜0.05);哮喘组肺泡灌洗液中IFN-γ(74.26±10.82)在蛋白水平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88.76±8.03) (P＜0.05),白藜芦醇组肺泡灌洗液中IFN-γ(82.15±9.32)在蛋白水平表达高于哮喘组(P＜0.05).结论 白藜芦醇能维持TH1/TH2炎症细胞因子的平衡,改善哮喘小鼠的肺功能.
作者：姜宁；张峰；郭鲁闽；张秀荣 刊期： 2018年第05期
微创一词已逐渐被广大患者所熟知,微创是现代胸腔镜外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代胸腔镜外科逐步成熟,外科手术进入了微创外科的时代.20世纪初,瑞典医生Jacobeus开创了传统胸腔镜手术[1],早期由于胸腔镜技术设备的局限性,胸腔镜只能用于简单的诊断和治疗.现代胸腔镜技术迅速发展,使胸腔镜手术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临床,不仅减少手术创伤和手术风险,而且使患者获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近年来,随着3D胸腔镜系统以及外科机器人系统的产生,并且在非气管插管麻醉和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指导下,胸腔镜手术朝着更加微创的方向发展.
作者：赵子聪；洪志鹏 刊期： 2018年第05期
老年人组织器官退化,呼吸道黏膜萎缩,机体储备能力减弱,容易引起肺部感染[1].老年肺部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发病率和病死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肺部感染是老年人健康的重大威胁.有报道,肺炎是老年卧床患者排在第一位的疾病[2].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在我科长期卧床80岁以上超高龄老年患者有5例并发肺部感染,针对此类人群我们开展了循证护理模式,经过防治感染、化痰排痰、营养支持等治疗措施全部治愈,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作者：金慧玉；王振华；何雪艳；董红雪 刊期： 2018年第05期
为满足结构化病案检索、临床路径、DGRs等不同层面对医疗信息标准化的需求,以新版电子病历结构化诊断功能为契机,通过对临床诊断与手术操作名称标准库的构架设计,构建内容、构建方法、录入系统的开发等方面研究,构建全新的标准的临床诊断字典库(方位库、诊断库、病理库、分期分型库、补充库)、手术操作名称字典库(方位库、手术操名称库).实现临床疾病诊断与手术操作名称的统一命名,规范临床医师对疾病诊断与手术操作的命名,提高疾病诊断与手术操作名称标准化水平,为医疗信息标准化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
作者：张萍；陈学涛；唐自云；周来新 刊期： 2018年第05期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在直接和间接原因触发下免疫系统与肺泡上皮毛细血管屏障相互作用,急性炎症反应引起肺泡上皮细胞及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导致肺蛋白通透性增加、弥漫性肺间质及肺泡水肿,进而造成难以纠正的急性低氧血症[1].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限于肺保护性策略即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治疗效果欠佳,死亡率仍高达40％ ～ 70％[2].
作者：程婷婷；宋元林 刊期： 2018年第05期
目的 分析全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的原因,探讨如何准确把握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的指征,掌握手术的主动性,减少胸腔镜下肺叶切除中转开胸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374例胸腔镜手术治疗肺癌患者的临床数据.根据术中是否中转开胸将所有患者分成两组,即全腔镜手术组(n=346)和中转开胸组(n=28).统计所有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总量、术后引流时间等各项临床数据,并对中转开胸的各项原因进行统计后分析.结果 术中中转开胸患者28例(7.49％).术中无死亡病例.其中血管损伤8例,淋巴结干扰11例,致密粘连4例,其他因素5例.全腔镜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总量、术后引流时间均明显低于中转开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全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原因常见的是血管损伤和淋巴结干扰.中转开胸患者术中出血量增加,术后引流总量、术后引流时间增加,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延长.
作者：林铭；王卫；洪志鹏 刊期： 2018年第05期
针对师资力量薄弱问题,发挥老教员帮带作用,提高医学院校教师授课能力,尽快成为教研室主力军是我教研室亟待解决的问题.熟悉医学院校教师在承担理论授课初期所表现出的主要问题,结合授课能力培训的主要方法以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规划地从助教培养和讲师培养两个阶段提高授课能力.通过培训后授课案例展示,教师授课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老教员成功完成理论授课交接.
作者：孙建；徐林；陈明生；许佳；宁旭；秦明新 刊期： 2018年第05期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其发病率、致残率和病死率高,社会经济负担重.预计到2030年,COPD将成为全球第3大死亡原因[1-2].一项针对我国7个地区20 245成年人群的调查表明,COPD患病率占40岁以上人群的8.2％,其患病率之高十分惊人[3].COPD病程可分为急性加重期与稳定期,影响COPD预后的首要因素是COPD急性加重(acute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ECOPD)
作者：张银；孙荣；丁薇；刘明；赵云峰；胡慧芳 刊期： 2018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囊腔类肺癌的多层螺旋计算机断层成像(MSCT)表现,提高对该病早期诊断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27例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孤立性囊腔类肺癌的临床资料及MSCT表现,并根据壁结节与囊腔关系对病灶进行分型;分型标准为:Ⅰ型:结节位于腔外;Ⅱ型:结节位于腔内;Ⅲ型:囊腔壁环状增厚;Ⅳ型:结节与多发含气腔隙混合.结果 27例患者中鳞癌4例,小细胞癌1例,腺癌22例.囊腔类肺癌病灶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包括分叶状9例、圆形/椭圆形15例和不规则形3例.囊腔平均大径为26.9 mm,距胸膜近平均距离18.8 mm.囊腔壁厚薄不均26例,平均厚度为2.5 mm,其中2例囊壁可见钙化灶.27例均可见壁结节影,壁结节大径平均为16.2 mm.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病例分别有16例、3例、6例和2例,囊壁平均厚度分别为1.73 mm、2.63 mm、3.17mm、2.13 mm.不同分型病灶的毛刺分布也存在差别,其中无毛刺Ⅰ型8例、Ⅱ型2例、Ⅲ型1例、Ⅳ型1例.毛刺局限在壁结节旁仅Ⅰ型6例,毛刺围绕整个病灶Ⅰ型2例、Ⅱ型1例、Ⅲ型5例、Ⅳ型1例.囊腔位于壁结节外侧11例,内侧9例,结节位于中间1例.16例囊腔内有分隔(59.2％),10例有血管穿行(37.0％).可观察血管集束征13例(48.1％),短毛刺15例(55.6％),胸膜凹陷征9例(33.3％),7例病灶周围可见磨玻璃影(25.9％).结论 囊腔类肺癌的MS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仔细分析囊腔特点及其周围表现,有助于提高早期诊断准确率.
作者：陈佳；文利；龚明福；戴书华 刊期： 2018年第05期
血液净化(blood purification,BP)在临床上已广泛应用,救治了大量急诊危重病患者,如急性肾功能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ARF)、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急性肝功能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ALF)、多重感染(multiple infections)、药物中毒(drug poisoning)、高钾血症(hyperkalemia)以及多种急症危重疾病.目前,BP技术在急症危重疾病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已成为急症及ICU治疗危重疾病患者的一项重要技术[1-6].因此,大力培养BP专科护士,提高专业知识、技能操作、临床经验至关重要,现将我们对BP专科护士核心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报道如下.
作者：梁莉；罗纪聪；郭佳；刘大双；邓笠；梁艳 刊期： 2018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克唑替尼治疗肺癌中肝毒性的发生与CYP3A5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5年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采用克唑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84例,以血清转氨酶或胆红素升高为肝毒性表现,分为肝毒性组32例,无肝毒性组52例.检测患者CYP3A5基因型,肝功能损伤情况,经非条件性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肝毒性的发生与CYP3A5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结果 治疗后发生肝毒性的患者与未发生肝毒性的患者比较,两组的年龄、性别、身高及体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毒性组发生1级肝功能损伤的有16例,发生2级肝功能损伤的有8例,发生3级肝功能损伤的有8例,没有患者发生4级肝功能损伤.其中有4例肝功损伤3级患者发生了INR值的轻度升高.肝毒性发生的中位时间为41 d(15～ 162 d).Logistic回归分析未发现CYP3A5基因型与克唑替尼治疗肺癌所致的肝毒性有显著性关联.发生2级和3级肝毒性的16例患者均再次服用小剂量克唑替尼(250 mg/d),其中6例为同时使用了CYP3A4抑制剂的患者:氨氯地平片(3例)、硝苯地平(2例)、地尔硫(1例)个.具有*3/*3的5例患者再次发生了克唑替尼导致的肝毒性,另外1例具有*1/*3的患者没有再发生肝毒性.结论 CYP3A5活性降低不能直接预示克唑替尼肝毒性的发生,但也存在一定相关性.当CYP3A4活性被抑制时,CYP3A5活性降低可能是克唑替尼致肝毒性的原因之一.
作者：顾鹏；王璇；周月琴 刊期： 2018年第05期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较快,是威胁人群健康和生命大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大部分患者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目前常用的是以手术辅助放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模式.放射治疗(简称放疗),在通过射线杀死癌细胞的同时,还会使照野内的正常组织受到损伤而引起炎症.放射性肺炎(radiation pneumonitis,RP)是肺癌患者放疗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1],其发生率约为5％～36％[2].放射性肺炎的临床表现轻重不一,主要表现为低热,一般在38℃左右、刺激性干咳、呼吸困难和紫绀、咳少量白色黏稠痰液、胸闷、肺部可闻及湿哕音,偶可闻及胸膜摩擦音,胸片、CT或MRI检查可见肺部炎症和纤维化表现,将对病患的肺功能及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3].通过对28例放射性肺炎进行分析,探讨放射性肺炎发生的相关因素,为提高疗效和减少放射性肺炎的发病率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作者：胡晓灵；尚敏红；黄彩英 刊期： 2018年第05期
肺癌是目前严重威胁世界人民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新发病例数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原发性肺癌的70％ ～ 80％,易发生远处转移,常见的转移部位为肝脏(43.5％)、骨(30％～55％)及脑转移等,甲状腺转移的病例报道较少[1-3].
作者：王锋；田小丽；马诗静；谢丛华 刊期： 2018年第05期
SCI综述写作是研究生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生创新教育的重要突破口.然而目前不少研究生在SCI综述写作中,仍然存在选题不准、逻辑条理不强、内容空洞、科学性不严谨等问题.本文针对研究生SCI综述写作中的上述问题,从具体写作实例出发,提出了SCI综述写作的一般步骤、一般方法,并总结了写作中的具体注意事项,以期为研究生SCI综述的写作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胡长江；节梦梦；李新哲；常杏；刘诚；彭瑞琨；魏逸鸣；倪振洪；杨仕明 刊期： 2018年第05期
近年来临床统计发现,我国肺周围病灶患者的检出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在B超和CT引导下对患者实施肺穿刺活组织检查是临床上较常见的肺部相关病症的检查处理手段[1].B超引导具有花费低、设备简单、操作方便以及无放射性等优点[1-2].而CT引导具备较高准确度及分辨率,同时能够实现对患者病灶的精准定位,操作过程中安全性更佳,常被应用于肺部良、恶性病变的诊治[3-5].但是在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是一种有创检查方式,会出现气胸、肺出血、咯血等并发症,严重时危及患者生命.目前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型医院采用一次性自动活检针同轴法穿刺,可达到一次穿刺多次取材、成功率高、并发症少的效果[6].
作者：黄志兵；李冬春 刊期： 2018年第05期
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是指由于血栓、脂肪、羊水、空气等多种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导致肺动脉系统栓塞,而引发的肺部循环功能与呼吸功能障碍,临床上常表现为多种症状的综合征[1].研究显示,APE已经与冠心病、肿瘤一起成为临床急诊患者中死亡原因的前三位[2].由于APE具有病情危急、病因复杂的特征,在临床诊治中存在比较高的误诊率和错诊率,严重影响到患者诊治措施的有效开展[3].为探究血浆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肌钙蛋白Ⅰ(troponin Ⅰ,cTn Ⅰ)联合D-二聚体检测对APE的诊断和病情评估作用,并为APE的诊治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对63例APE确诊患者进行分组对照研究,现报道如下.
作者：韩颖明 刊期： 2018年第05期
目的 探讨食管癌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14年12月到2016年12月在我院进行食管癌根治术的患者213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术后患者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纳入可能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Logistics回归统计方法,分析食管癌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37例患者食管癌术后发生肺部并发症,占比17.37％,较为常见的并发症有肺炎、胸腔积液和呼吸衰竭;与食管癌术后肺部并发症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有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分级(ASA分级)、糖尿病史、肺结核病史、术后其他并发症、单肺通气、长期大量吸烟、FEV1(％)pred.结论 食管癌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分级(ASA分级)、糖尿病史、肺结核病史、术后其他并发症、单肺通气、长期大量吸烟、FEV1(％)pred.对患者要加强围术期护理,尤其是同时具有多个独立危险因素的患者,积极指导患者改善器官功能和肺功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作者：张义兵；洪志鹏 刊期： 2018年第05期
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常规化疗的疗效已达瓶颈,且复发转移难以避免,故化疗增效和维持治疗措施的探讨已成为临床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所提倡的抗血管生成药贝伐珠单抗、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与化疗联合应用主要以增敏为主[1-2],和贝伐珠单抗、西妥昔单抗、培美曲塞(非鳞癌者)、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厄洛替尼等维持治疗可以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1-4],但由于价格昂贵和/或副作用,使大多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难以承受.为了探索较为实用的化疗增效和维持治疗措施,我们以口服具有肿瘤新生血管抑制作用的中成药参一胶囊(Rg3)和以环氧合酶-2(COX-2)为特异靶点的抑制剂塞来昔布与化疗同步以增效,并长期服用参一胶囊维持治疗,用于18例晚期NSCLC患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PFS之效果,现报道如下.
作者：何续逊；李云红；杨荣；董正宇；焦爱民；严文跃 刊期： 2018年第05期
正确的气管插管是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的第一步,由于气管插管是一项有创操作,插管过程不可避免会发生一系列并发症[1-2].ICU患者由于严重的病理生理紊乱及危重疾病状态,与手术室插管相比,插管的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对医师的要求也更高[3].据统计约40％的气管插管患者出现并发症,如严重低氧、低血压、气道损伤、误入食管、左右支气管等,严重时甚至导致心脏骤停[4].其中插管误入左、右支气管是导致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原因之一,ICU气管插管后及时确认和纠正插管位置十分重要[5-6].
作者：李正功；凌云；瞿嵘 刊期： 2018年第05期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是Epstein和Barr于1964年在非洲儿童Burkitt淋巴瘤细胞中发现的人类疱疹病毒.成人感染EBV后临床表现和转归多种多样,可有原发急性感染、慢性活动性感染、淋巴增殖性疾病、肿瘤等[1].无论宿主的免疫功能如何,EBV肺炎是罕见的[2],我们通过血清抗体和肺组织病理诊断1例EB病毒间质性肺炎,现报道如下.
作者：安东善；邸军；周洪江；朱龙有 刊期： 2018年第05期
中华肺部疾病（电子版）杂志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中华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