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华；冯欣
药物诱导性肝损伤（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和草药诱导性肝损伤（herb induced liver injury ，HILI）病情复杂，临床特点多样，诊断和处理颇具挑战性［1］。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肝损伤病例的调查和处理，包括病例定义和表型的标准化等［2］。而基因组关联研究已发现，遗传易感因素是发生DILI和HILI的相对危险因素［3］，特别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 ，HLA ）基因型，和／或经由细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CYP）的生物活化途径（I相代谢）、解毒反应（II相代谢）及排泌和运输（III相代谢）过程中相关功能分子的基因多态性。其他危险因素包括预先存在的基础肝病、同时服用多种药物、药物的亲脂性及较高的日剂量等［4］。
作者：于乐成；陈成伟 刊期： 2016年第06期
乙型肝炎（乙肝）在我国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估计有9000万例慢性乙肝病毒（HBV ）感染者，占全球25％［1］。需要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约2800万例，其中740万例需要优先治疗。但是，目前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仅约350万例，占12．5％。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如按目前我国慢性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率12．5％推算，今后30～40年内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人数将继续升高。如果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治疗的可及性，将慢性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率提高至50％，5年内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人数将显著下降［2］。因此，提高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可及性至关重要。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平阳霉素碘油乳剂肝动脉栓塞治疗不同体积肝血管瘤的临床疗效。方法将30例肝血管瘤患者分为3组，分别为A组病灶＜5cm者6例、B组病灶为5～8cm者15例、C组病灶＞8cm者9例。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对经肝动脉平阳霉素碘油栓塞治疗12～24个月后的疗效进行分析。结果介入栓塞治疗后A组血管瘤平均缩小率82．7％，栓塞有效率为100％（6／6）。B组血管瘤平均缩小率70．5％，栓塞有效率为86．7％（13／15）。C组平均缩小率63．5％，栓塞有效率为77．8％（7／9）。A组血管瘤平均缩小率及总有效率显著优于B、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血管瘤平均缩小率及总有效率高于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介入栓塞的疗效与肝血管瘤体积呈负相关。
作者：李旭彤；吴宝音；李伟男；王浩；张涛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及C反应蛋白（CPR）在肝硬化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意义。方法选取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共276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性169例，女性107例，同时选择204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根据肝功能Child‐Pugh分级标准将观察组患者分为A级（92例）、B级（107例）和C级（77例），采集所有研究对象的血清标本，通过OLUMPUS 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并比较研究对象的ACE活性及CRP浓度。以ACE活性＞65 U／L为标准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高ACE组（294例）和低ACE组（186例），比较两组的肝硬化患病率；以CPR浓度＞10 mg／L为标准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高CRP组（314例）和低CPR组（166例），比较两组的肝硬化患病率。结果观察组A级、B级、C级患者的ACE活性及CRP浓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A级、B级、C级的ACE活性和CRP浓度均呈递增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7．98、4848，P均＜0．001）。高ACE组（74．73％）和高CRP组（89．16％）的患病率均明显高于低ACE组（46．60％）及低CRP组（40．76％）。结论肝硬化患者的血清ACE活性及CRP浓度的升高与肝细胞损伤有直接关系，且随着肝脏损伤的加重，ACE活性及CRP浓度升高得越显著。因此，临床监测肝硬化患者的血清ACE活性及CRP浓度，可为肝脏疾病的临床诊断以及肝硬化患者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有利于肝细胞损伤程度的判断以及肝硬化患者病情监测、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
作者：缪小勇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观察替诺福韦酯（TDF）对慢性乙型肝炎（CHB）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TDF治疗34例CHB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患者48周的临床资料，其中原发治疗失败患者18例、抗病毒耐药患者16例。分析第12、24、48周时 HBV DNA阴转率、ALT复常率和48周的HBeAg血清转换率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第12、24、48周的 HBV DNA阴转率分别为35．3％、67．6％和94．1％。治疗前及治疗第12、24、48周的ALT分别为（63．9±18．9）、（49．8±11．9）、（42．7±7．3）和（35．1±3．9）U／L，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6．3，P＜0．05），48周时 ALT 复常率为91．1％。第48周时 HBeAg阴转率为25％，HBeAg血清转换率为20％。治疗期间，随访各时间点病毒学突破率为0，肌酸激酶（CK）超过正常上限（ULN）2倍发生率0。血肌酐（Scr）治疗前为（75．1±11．1）μmol／L ，治疗48周时为（76．8±10．8）μmol／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78，P＝0．565）。Scr超过ULN发生率0。骨密度变化发生率0，血磷低于ULN发生率0。结论对于核苷（酸）类药物应答不佳和耐药的CHB患者，TDF单药治疗能有效抑制病毒，且ALT复常率高，不良事件发生率低。
作者：屈莉红；刘璐；郑洁芳；赵慧；王怡菲；程婕；邵建国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早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就描述了以胆汁淤积为主要特征的肝硬化。1950年代早期Ahrens等提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 ）这一命名，并被广泛接受。但在随后的1959年，著名肝病学者 Sherlock对此命名提出了异议；1965年， Rubin、Schaffner 、Popper等学者建议更名为“慢性非化脓性破坏性胆管炎”，但由于这一命名太过复杂，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此，尽管并不能反映大多数患者的疾病自然史，但欧美有关临床指南仍一直沿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这一命名。
作者：吴灵芝；段维佳；贾继东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替诺福韦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本院收集的61例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替诺福韦组30例（替诺福韦＋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组31例（阿德福韦酯＋拉米夫定），两组患者的预计疗程为48～96周，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差异。结果治疗前替诺福韦组和阿德福韦组的 HBV DNA检出值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24、48、96周两组患者的 HBV DNA检出值均较治疗前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组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96周时，替诺福韦组的HBV DNA累积转阴率达到93．33％显著高于阿德福韦组73．33％（P＜0．05），替诺福韦组的 HBeAg累积转阴率达到43．33％显著高于阿德福韦组13．33％（P＜0．05）。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ALT、AST、TBil组间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ALT、AST、TBil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5）。结论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治疗能够更有效地提高 HBV DNA及HBeAg转阴率。
作者：陈雅萍；张勤俭；田楠楠；薛海娟；赵斗贵 刊期： 2016年第06期
原发性肝癌（primary carcinoma of liver ）是指发生在肝细胞内或肝内胆管细胞的癌肿，其中肝细胞癌占原发性肝癌的绝大多数，胆管细胞癌不足5％，本病恶性程度较高。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均有增加趋势，居肿瘤的第5位，死亡率占恶性肿瘤的第3位。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肝癌病例约占全球的55％，死亡率仅次于肺癌，位居第二。肝癌的发病率在不同的地域间具有明显差异。东南亚的发病率高，其次为非洲撒哈拉地区、东南亚和南欧，而北欧及美洲的发病率低。肝癌病死率高发地区集中在江苏、广西、福建和黑龙江等省区；肝癌低发地区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北京、天津等省市，考虑与各地区地理环境、水源及饮食习惯有关，男女之比为2．7∶1［1］。本文综述原发性肝癌常见的临床高危因素，预测肝癌的发生，提高肝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及治疗后较高的临床存活率。
作者：王艳苓；张蓉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是临床上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第三大导致癌症病死的原因［1］。由于缺少有效的治疗措施，晚期 HCC常常导致患者快速死亡。与其它多种恶性肿瘤相似，HCC的发生中存在着多种基因网络及信号通路的调控异常。这些改变的基因包括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及非编码RNA （noncoding RNA ，ncRNA ）。近年来，随着对微小RNA（micro‐RNA ，miRNA）研究的深入，逐渐认识到包括miRNA在内的ncRNA在HCC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ncRN A是一种不翻译为蛋白质的功能性RNA ，人类的基因组中只有不足2％的基因序列终翻译为功能性蛋白质，其他很大比例是转录为ncRNA ，并通过多种途径直接发挥生物学作用［2］。ncRNA 具有多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转录谱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同时，人基因组编码的ncRNA数量仍属未知，也不断有研究发现全新的功能性ncRNA［3］。长链非编码RNA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是大小超过200个核苷酸长度的ncRNA。虽然与microRNA相比其生物学功能尚不明确，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lncRNA可通过多种机制来干预相关基因的表达。在 HCC中，ncRNA作为致病、诊断、预后及治疗相关的研究靶点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在此，我们对ncRNA与HCC的关系进行简要的综述。
作者：廖文英；康洁；陈育芬；刘朝富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通过探索对乙酰氨基酚（APAP）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和急性肝衰竭模型中线粒体基因组转录水平的改变与疾病进展之间的关联，为AILI预后的预测提供新的生物标记。方法将90只小鼠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APAP导致的DILI组（AILI ，300 mg／kg）和APAP导致的急性肝衰竭组（AILF ，750 mg／kg）。禁食16 h后，腹腔注射体积相近的0．9％氯化钠溶液和不同剂量A PA P ，在0、1、3、6、12 h等不同时间点时，每组随机选取6只小鼠处死，留取小鼠的血浆和肝脏组织。检测每只小鼠ALT、AST、ROS变化水平；提取肝脏总RNA ，采用RT‐PCR技术检测线粒体基因组基因的转录水平。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腹腔注射APAP后，两组均可见转氨酶明显升高，AILI组在6‐12 h时ALT达到峰值（5000～10000 U／L）；AILF组12 h时ALT水平超过10000 U／L ，明显高于AILI组（P＜0．05）。APAP处理后，两组小鼠均可见典型的3区微泡性脂肪变，AILF组可见典型的急性肝衰竭的大块性坏死。与对照组相比，AILI和AILF组肝脏中ROS从1 h开始，各时间点均可见显著升高，且1 h时，AILF组ROS的生成量约为AILI组的2．5倍（P＜0．05）。AILI组COX1在6 h时显著升高（P＜0．05），而对照组和 AILF组均未见显著升高。与对照组相比，3 h时，AILI组和 AILF组可见CYTB、COX2和ATP8显著降低（P＜0．05）；6 h时，AILI组和AILF组COX1、ND1、ND5和ATP8转录水平显著降低（P＜0．05）；12 h时，AILI组和AILF组中NADH各亚基均可见显著降低（P＜0．05）。AILI组与AILF组相比，6 h时，AILF组中 ATP6的转录水平显著低于 AILI组和对照组（P＜0．05）；12 h时，AILF组的肝脏中CYTB、COX2、ATP8以及NADH的2、3、5和6亚基的转录水平显著低于AILI组（P＜0．05）。结论线粒体基因组除COX1在AILI组明显上调，其他存在明显改变的基因均出现降低趋势，且AILF组变化更明显。线粒体基因组转录水平改变对于预测AILI预后有潜在价值。
作者：明雅南；李春敏；张静怡；刘晓琳；茅益民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机体铁代谢涉及铁离子的吸收、转运、利用、循环和储存等过程。多种肝脏疾病可引起机体铁代谢紊乱，包括病毒性肝炎和酒精性肝病等。铁离子可通过芬顿（Fenton）反应促进细胞活性氧簇水平升高造成细胞损伤，因此组织中的铁含量需维持在正常生理水平［1，2］。2000年和2001年，Krause［3］和 Park［4］等分别从人血清和尿中分离得到铁调素。该分子是一种肝脏分泌的抗菌短肽，由25个氨基酸组成［5，6］。铁调素作为负性调控分子在维持铁代谢稳态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并与多种铁代谢疾病发病机制有关［7］。本文就相关肝脏疾病对铁调素调控的影响及其与铁代谢紊乱的关系作出如下综述。
作者：秦源；郭永红；王亚宁；贾战生；张颖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本研究对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我院收治的9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V DNA载量、凝血指标、外周血免疫活性细胞与肝细胞损伤程度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作者：于晨媛 刊期： 2016年第06期
在中国汉族的肝硬化患者中，Qin等［1］进行了广泛的微生物群研究，大约100位肝硬化患者的结肠微生物菌群结构同健康汉族对照组进行比较，主要发现肝硬化患者大便微生物含量不同于健康对照组。虽然这一研究应用了非常复杂的分析技术，但它并不是第一个显示肝硬化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的研究。事实上，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Sherlock及其同事［2］发现肝硬化患者回肠含有过量的大肠菌群。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随着生物鉴定技术日益精准，大量研究证明了肝硬化患者小肠和结肠细菌含量的改变［3］。近，鼠类试验显示微生物群的构成可能是慢性炎症引起的肝纤维化发展的致病因素［4］。
作者：马振增；陆伦根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数十年来，DILI和 HILI的发病机制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临床诊断工具的改进则微乎其微。为此，初版RUCAM 的主要制定者 Danan 等全面检索了1977—2015年的相关文献，尤其是近10年来的文献，深入分析了关于 RUCAM 的系列进展，提出了RUCAM 诊断标准的更新方案［1］，对核心要素进行了更准确的定义，对相关条款的处理进行了简化，对操作界面进行了优化，努力减少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内部的变异性。新版RUCAM 表有不少特点和优点，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作者：于乐成；茅益民；陈成伟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轻微肝性脑病（CHE）又称隐匿性肝性脑病，是指肝硬化患者出现神经心理学和（或）神经生理学异常，但无定向障碍及扑翼样震颤的一种临床综合征［1］。因其临床表现隐匿，难以及时发现，部分患者因延误治疗可进展为临床型肝性脑病，及时治疗可显著改善其临床进程［2，3］。
作者：方皓；冯海然；杨正德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肝肿瘤患者应用粗针肝穿刺活检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10年1月‐2014年1月于我院治疗的160例肝内占位性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数字奇偶法随机分为A组和B组，每组80例，两组患者均在C T引导下经皮肝穿刺活检，A组选择18G自动切割针行肝组织活检，B组选择20G自动切割针行肝组织活检，比较两组诊断率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A组取材次数明显少于B组（ P＜0．05）；A组确诊率为97．5％，高于B组的92．5％（ P＞0．05）；A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6．25％，高于B组的3．75％（ P＞0．05）。结论在C T引导下经皮肝穿刺活检时，采用粗针或者细针均有较高的确诊率，且术后疼痛发生率较低，但应用粗针可减少穿刺次数，因此选择18G穿刺针为宜。
作者：叶星江；秦娟文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自然杀伤性T（natural killer T cell ，NKT）细胞是非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一类亚群，可同时表达自然杀伤细胞及T细胞的相关受体，与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 ，NK ）细胞共享部分表型及功能［1］。NKT细胞可被分为两类亚群：Ⅰ型（iNKT ）及Ⅱ型NKT细胞（iiNKT ）。其中iNKT 也被称为经典 NKT ，其可以表达部分变异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这种变异在小鼠表现为 Va14Ja18／Vb2、Vb7、Vb8突变，在人类则表现为Va24Ja18／Vb11突变。iNKT占肝脏中NKT细胞的绝大多数（约95％），可广泛的识别各类抗原递呈细胞递呈的抗原复合物［2，3］。iN K T 能够被脂类抗原（α‐半乳糖神经酰胺（α‐GalCer））或多类细胞因子（如：IL‐12）激活。相反的，iiNKT 表达更多分化的特异性TCR ，其只在肝脏中占NKT细胞的5％，可对哺乳动物及微生物的磷脂及硫苷脂产生特异性应答［4］。除了经由糖脂类抗原的激活，N K T也能被IL‐12及IL‐18等炎症因子诱导发生迁移及分化［5］。NKT的应答反应也包括与肝脏其他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库普弗细胞、窦状内皮细胞及肝细胞［6］。大量的研究均提示NKT在肝脏损伤、炎症、再生、纤维化及肿瘤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且十分复杂的功能［7，8］。因此，本文就肝脏炎症、纤维化及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中NKT细胞的相关功能研究进行简要综述。
作者：洪俊强；涂德军；张启龙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对比分析对晚期肝癌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术与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安全性与疗效的优劣。方法对98例晚期肝癌、行肝切除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做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自愿选择手术方法，行解剖性肝切除术的59例患者归入研究组、将行非解剖性肝切除术的39例患者归入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术中、术后的疗效。结果①术中效果显示，观察组手术时间平均为（271．5±97．4） min ，切缘有效率为89．8％，数据明显大于对照组的（188．5±70．7） min和5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观察组预后效果要明显优于对照组，术后3d血清ALT均值为（270．5±94．1）U／L，对照组则高达（501．6±115．6）U／L，术后1年复发率、生存率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上述各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解剖性肝切除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与临床疗效，对于必须切除肝脏的晚期肝癌患者而言，更值得采用。
作者：伍贵祥；杨建全 刊期： 2016年第06期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是以肝内中小胆管的非化脓性炎性损伤为特征的进行性自身免疫性肝病。多见于中年女性，主要表现为黄疸、肝脏肿大、瘙痒，其主要生化特征为血清ALP和GGT 、IgM升高及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阳性。目前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由免疫紊乱导致，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与几种关键环境因素相关。药物治疗为其主要治疗手段，但患者预后差距较大，没有令人满意的标准，为此本文对目前 PBC的药物治疗相关进展进行如下综述。
作者：吴学铭；陈荣彬；姚定康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诊断原发性肝癌的特征性声像图表现。方法对经病理检查或穿刺活组织检查确诊的25例（30个病灶）原发性肝癌患者实施超声造影检查，观察患者病灶特征和声像图表现，并将诊断结果与常规超声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判断两种诊断方式的敏感性。结果原发性肝癌的内部结节数目不多，多为单发，病灶与正常组织间界限清楚，边缘处较为整齐，回声除小部分不均匀外，其余皆比较均匀，其形状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有19例患者诊断为肝细胞癌，声像图表现为“快进快出”，“快进快出”表现越为明显患者，其肿瘤分化程度也越低。有6例患者诊断为肝内胆管细胞癌，声像图主要表现为“快进快出”，病灶图像在动脉期呈现为网格状增强，部分显示无增强；在门静脉期时，病灶周边环状不规则增高，病灶内部则表现为网格状增强或无增强；当处于门静脉期时，病灶周边环状不规则增强明显消退。超声造影诊断敏感度为96％，与常规超声的72％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P＜0．05）。结论超声造影诊断原发性肝癌可以清楚的显示病灶图像特征，较常规超声诊断敏感性高。
作者：徐娟；赵晔；李俊芝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肝脏杂志
主管:上海市卫生局
主办：上海市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