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丽；黄文琪；许金超
目的探讨CT动态增强扫描对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的诊断价值。方法纳入经活组织检查及影像学确诊的HSOS、布‐加综合征（BCS）及肝硬化患者51例，分别利用CT动态增强扫描结果、巴尔的摩标准再次诊断HSOS ，对比两者诊断效果。结果 HSOS的典型CT表现包括CT平扫呈肝大、密度减低；增强扫描动脉期可见肝动脉血管增粗扭曲；门静脉期呈“地图状”改变、肝静脉不清、下腔静脉及门静脉呈“晕征”或“轨道征”、下腔静脉肝段扁平等；延迟期强化范围增大。CT对HSOS的诊断敏感性0．857，优于巴尔的摩标性0．500，CT对HSOS诊断特异性0．811，差于巴尔的摩标准0．946。CT与巴尔的摩标准对 HSOS的诊断准确率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早期诊断 HSOS时，CT动态增强扫描是巴尔的摩标准的有力补充。
作者：孙慧芳；张慧宇；丁昌懋；王博；高剑波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通过探索对乙酰氨基酚（APAP）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和急性肝衰竭模型中线粒体基因组转录水平的改变与疾病进展之间的关联，为AILI预后的预测提供新的生物标记。方法将90只小鼠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APAP导致的DILI组（AILI ，300 mg／kg）和APAP导致的急性肝衰竭组（AILF ，750 mg／kg）。禁食16 h后，腹腔注射体积相近的0．9％氯化钠溶液和不同剂量A PA P ，在0、1、3、6、12 h等不同时间点时，每组随机选取6只小鼠处死，留取小鼠的血浆和肝脏组织。检测每只小鼠ALT、AST、ROS变化水平；提取肝脏总RNA ，采用RT‐PCR技术检测线粒体基因组基因的转录水平。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腹腔注射APAP后，两组均可见转氨酶明显升高，AILI组在6‐12 h时ALT达到峰值（5000～10000 U／L）；AILF组12 h时ALT水平超过10000 U／L ，明显高于AILI组（P＜0．05）。APAP处理后，两组小鼠均可见典型的3区微泡性脂肪变，AILF组可见典型的急性肝衰竭的大块性坏死。与对照组相比，AILI和AILF组肝脏中ROS从1 h开始，各时间点均可见显著升高，且1 h时，AILF组ROS的生成量约为AILI组的2．5倍（P＜0．05）。AILI组COX1在6 h时显著升高（P＜0．05），而对照组和 AILF组均未见显著升高。与对照组相比，3 h时，AILI组和 AILF组可见CYTB、COX2和ATP8显著降低（P＜0．05）；6 h时，AILI组和AILF组COX1、ND1、ND5和ATP8转录水平显著降低（P＜0．05）；12 h时，AILI组和AILF组中NADH各亚基均可见显著降低（P＜0．05）。AILI组与AILF组相比，6 h时，AILF组中 ATP6的转录水平显著低于 AILI组和对照组（P＜0．05）；12 h时，AILF组的肝脏中CYTB、COX2、ATP8以及NADH的2、3、5和6亚基的转录水平显著低于AILI组（P＜0．05）。结论线粒体基因组除COX1在AILI组明显上调，其他存在明显改变的基因均出现降低趋势，且AILF组变化更明显。线粒体基因组转录水平改变对于预测AILI预后有潜在价值。
作者：明雅南；李春敏；张静怡；刘晓琳；茅益民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替诺福韦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本院收集的61例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替诺福韦组30例（替诺福韦＋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组31例（阿德福韦酯＋拉米夫定），两组患者的预计疗程为48～96周，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差异。结果治疗前替诺福韦组和阿德福韦组的 HBV DNA检出值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24、48、96周两组患者的 HBV DNA检出值均较治疗前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组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96周时，替诺福韦组的HBV DNA累积转阴率达到93．33％显著高于阿德福韦组73．33％（P＜0．05），替诺福韦组的 HBeAg累积转阴率达到43．33％显著高于阿德福韦组13．33％（P＜0．05）。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ALT、AST、TBil组间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ALT、AST、TBil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5）。结论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治疗能够更有效地提高 HBV DNA及HBeAg转阴率。
作者：陈雅萍；张勤俭；田楠楠；薛海娟；赵斗贵 刊期： 2016年第06期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是以肝内中小胆管的非化脓性炎性损伤为特征的进行性自身免疫性肝病。多见于中年女性，主要表现为黄疸、肝脏肿大、瘙痒，其主要生化特征为血清ALP和GGT 、IgM升高及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阳性。目前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由免疫紊乱导致，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与几种关键环境因素相关。药物治疗为其主要治疗手段，但患者预后差距较大，没有令人满意的标准，为此本文对目前 PBC的药物治疗相关进展进行如下综述。
作者：吴学铭；陈荣彬；姚定康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组织病理特征，筛选与显著性组织学损伤相关的常规临床生化指标。方法分析221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不同ALT 水平的病理特征。进一步分析组织学变化与常规临床生化指标的关系。结果（1）CHB患者221例，不同ALT水平的显著性炎症发生率为ALT ≤1 ULN 组18．6％（8／43）、ALT 1～2× ULN组40．26％（31／77）、ALT＞2× ULN组81．19％（82／101）；而显著性纤维化发生率为 ALT ≤1 ULN组20．93％（9／43）、ALT 1～2× ULN组37．66％（29／77）、ALT＞2× ULN组62．38％（63／101）。ALT＞2× ULN组患者显著性肝脏炎症和肝纤维化发生率均较ALT≤1 ULN组和ALT 1～2× ULN组的显著增高（P均≤0．001）；（2）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ALT、AST、Alb与显著性肝脏炎症相关，ALT、AST预测显著性肝脏炎症 ROC曲线下面积为（0．829～0．854±0．03）；而AST、GGT、AKP和PLT与显著性肝纤维化相关。APAG（AST、PLT、AKP、GGT ）模型及APRI指数预测显著性肝纤维化ROC曲线下面积为（0．835～0．874±0．03）。结论1．ALT正常或ALT轻度升高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肝组织显著性改变较常见。2．APAG（APAG＝0．034× AST －0．02× PLT＋0．02× AKP－0．016× GGT ）是预测HBV相关性肝纤维化的标志物。
作者：李柏丽；黄文琪；许金超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是临床上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第三大导致癌症病死的原因［1］。由于缺少有效的治疗措施，晚期 HCC常常导致患者快速死亡。与其它多种恶性肿瘤相似，HCC的发生中存在着多种基因网络及信号通路的调控异常。这些改变的基因包括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及非编码RNA （noncoding RNA ，ncRNA ）。近年来，随着对微小RNA（micro‐RNA ，miRNA）研究的深入，逐渐认识到包括miRNA在内的ncRNA在HCC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ncRN A是一种不翻译为蛋白质的功能性RNA ，人类的基因组中只有不足2％的基因序列终翻译为功能性蛋白质，其他很大比例是转录为ncRNA ，并通过多种途径直接发挥生物学作用［2］。ncRNA 具有多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转录谱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同时，人基因组编码的ncRNA数量仍属未知，也不断有研究发现全新的功能性ncRNA［3］。长链非编码RNA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是大小超过200个核苷酸长度的ncRNA。虽然与microRNA相比其生物学功能尚不明确，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lncRNA可通过多种机制来干预相关基因的表达。在 HCC中，ncRNA作为致病、诊断、预后及治疗相关的研究靶点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在此，我们对ncRNA与HCC的关系进行简要的综述。
作者：廖文英；康洁；陈育芬；刘朝富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自然杀伤性T（natural killer T cell ，NKT）细胞是非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一类亚群，可同时表达自然杀伤细胞及T细胞的相关受体，与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 ，NK ）细胞共享部分表型及功能［1］。NKT细胞可被分为两类亚群：Ⅰ型（iNKT ）及Ⅱ型NKT细胞（iiNKT ）。其中iNKT 也被称为经典 NKT ，其可以表达部分变异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这种变异在小鼠表现为 Va14Ja18／Vb2、Vb7、Vb8突变，在人类则表现为Va24Ja18／Vb11突变。iNKT占肝脏中NKT细胞的绝大多数（约95％），可广泛的识别各类抗原递呈细胞递呈的抗原复合物［2，3］。iN K T 能够被脂类抗原（α‐半乳糖神经酰胺（α‐GalCer））或多类细胞因子（如：IL‐12）激活。相反的，iiNKT 表达更多分化的特异性TCR ，其只在肝脏中占NKT细胞的5％，可对哺乳动物及微生物的磷脂及硫苷脂产生特异性应答［4］。除了经由糖脂类抗原的激活，N K T也能被IL‐12及IL‐18等炎症因子诱导发生迁移及分化［5］。NKT的应答反应也包括与肝脏其他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库普弗细胞、窦状内皮细胞及肝细胞［6］。大量的研究均提示NKT在肝脏损伤、炎症、再生、纤维化及肿瘤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且十分复杂的功能［7，8］。因此，本文就肝脏炎症、纤维化及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中NKT细胞的相关功能研究进行简要综述。
作者：洪俊强；涂德军；张启龙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诊断原发性肝癌的特征性声像图表现。方法对经病理检查或穿刺活组织检查确诊的25例（30个病灶）原发性肝癌患者实施超声造影检查，观察患者病灶特征和声像图表现，并将诊断结果与常规超声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判断两种诊断方式的敏感性。结果原发性肝癌的内部结节数目不多，多为单发，病灶与正常组织间界限清楚，边缘处较为整齐，回声除小部分不均匀外，其余皆比较均匀，其形状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有19例患者诊断为肝细胞癌，声像图表现为“快进快出”，“快进快出”表现越为明显患者，其肿瘤分化程度也越低。有6例患者诊断为肝内胆管细胞癌，声像图主要表现为“快进快出”，病灶图像在动脉期呈现为网格状增强，部分显示无增强；在门静脉期时，病灶周边环状不规则增高，病灶内部则表现为网格状增强或无增强；当处于门静脉期时，病灶周边环状不规则增强明显消退。超声造影诊断敏感度为96％，与常规超声的72％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P＜0．05）。结论超声造影诊断原发性肝癌可以清楚的显示病灶图像特征，较常规超声诊断敏感性高。
作者：徐娟；赵晔；李俊芝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评价C T及M RI在诊断小儿肝脏肿瘤方面的临床价值。方法对2014年4月‐2015年5月就诊于我院并通过术中病理确诊为肝脏肿瘤的26例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收集患者术前C T及M RI检查资料，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对比。结果26例患儿行C T及M RI检查，共发现34个病灶，排在两组前三位的影像学变化是：动脉期明显强化，门静脉期低密度，延迟期等密度。26例患儿共68个影像学检查结果（C T ：34个；M RI：34个）、34个术中病理切片结果。其中与“金标准”结果一致的C T报告为28个（准确度为82．4％），M RI报告中29个结果与之一致（准确度为85．3％）。结论CT及MRI在诊断小儿肝脏肿瘤方面的价值无法取代，对怀疑肝脏肿瘤的小儿应尽早完善肝脏增强CT或MRI ，以免延误治疗。
作者：叶文宏；汪苍；方佃刚；干芸根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基因1型慢性丙型肝炎代偿期肝硬化抗病毒治疗的长期疗效。方法采用平行对照回顾性队列研究，对基因1型慢性丙型肝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予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合利巴韦林（PR ）治疗，予以集落刺激因子对症治疗，5年长期随访并观察其转归。评估疗效、复发率，肝脏瞬时弹性超声成像检测肝脏硬度值（Stiffness值），比较持续病毒学应答（SVR）组和非持续病毒学应答（NSVR）组的临床事件（肝性脑病、腹水、消化道出血、肝癌或者死亡）发生。结果54例基因1型慢性丙型肝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接受了PR治疗，获得SVR的患者有35例。15例患者在第1次抗病毒治疗后获得SVR ，9例、8例、2例、1例患者分别在第2、3、4、5次抗病毒治疗后获得SVR。仅有1例患者在获得SVR 6周后出现复发。抗病毒治疗期间，患者的肝硬度值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SVR组治疗后与基线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4）。结束治疗后的长期随访发现，S V R组患者的肝硬度值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并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NSVR组患者的肝硬度值没有改善。在平均为60个月的随访中，NSVR组新增3例肝癌患者，SVR组则无人发生。两组临床事件发生频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腹水：P＝0．0168，RR＝0．2353（95％ CI 0．039～1．422），HCC ：P＝0．0391，RR＝0．0000]。结论对于基因1型慢性丙肝代偿期肝硬化使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合利巴韦林能有效抑制病毒，应用集落刺激因子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既往治疗失败患者，多次治疗及延长疗程能提高SVR率。获得SVR后的复发率低，能减少肝癌等临床事件的发生，缓解肝硬化进展。
作者：张曹庚；项晓刚；刘柯慧；曹竹君；谢青；王晖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肝癌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肝癌年病死率占恶性肿瘤死因的第2位［1］。手术切除是一种传统及主要的治疗方法，但手术创伤大、对肝组织损伤明显，对病灶直径小于3cm的小肝癌（SHCC）患者选择手术切除反而得不偿失，此时非手术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微波消融、射频消融、肝动脉栓塞等微创技术应运而生，逐渐成为肝癌非手术治疗中的重要方法［2］。现就我科在2012年3月至2015年5月间收治28例初治小肝癌患者，采用微波消融治疗取得的疗效报道如下。
作者：于晓辉；任小龙；武承凤；王秀丽；王静舞；王维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患者，男性，29岁，因“右上腹隐痛2个月”于2012年10月30日入院。既往无肝炎病史，否认手术史及外伤史。查体：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楚，正常面容，全身皮肤巩膜无黄染，双手无肝掌，无蜘蛛痣，心肺查体未见异常，腹部平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墨菲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下肢无浮肿。辅助检查：肝功能、血糖、血氨：正常；HBV 血清标志物：HBsAg （－）、抗‐HBs （＋）、抗‐HBc IgG （－）；抗‐HAV IgM （－）、抗‐HCV IgG（－）、抗‐HDV IgM （－）、抗‐HEV IgM （－）；凝血酶原时间11．9 s、凝血酶原活动度89．2％；AFP、AFP－L3比率、AFP－L3、CEA、GP73正常；彩超：1、肝右叶静脉增宽，末端呈“蜂窝状”扩张（肝右叶静脉血管畸形－布加氏综合征待排），2、胆、脾、胰未见明显异常；3、三尖瓣轻度返流；肝脏CT平扫＋增强：肝多发低密度，考虑血管瘤；胃镜：慢性浅表性胃炎，十二指肠多发性溃疡；肝脏门静脉、肝静脉肝活检病理：小叶中央静脉增生；CTA示：1、肝右叶后下段异常血管团，考虑门静脉－肝（下腔）静脉血管畸形可能；2、肝右叶后上段异常强化灶，结合2012年11月1日C T片，考虑血管瘤可能；3、多支副肝静脉分别汇入下腔静脉，考虑发育异常；下腔静脉、肝静脉、门静脉DSA造影，术中未见下腔静脉或肝静脉狭窄或堵塞，显示门静脉右支的两分支与右下叶肝静脉交通；明确诊断：肝内门静脉－肝静脉瘘。
作者：杨环文；严彦；陈育霞 刊期： 2016年第06期
乙型肝炎（乙肝）在我国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估计有9000万例慢性乙肝病毒（HBV ）感染者，占全球25％［1］。需要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约2800万例，其中740万例需要优先治疗。但是，目前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仅约350万例，占12．5％。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如按目前我国慢性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率12．5％推算，今后30～40年内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人数将继续升高。如果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治疗的可及性，将慢性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率提高至50％，5年内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人数将显著下降［2］。因此，提高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可及性至关重要。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6期
在中国汉族的肝硬化患者中，Qin等［1］进行了广泛的微生物群研究，大约100位肝硬化患者的结肠微生物菌群结构同健康汉族对照组进行比较，主要发现肝硬化患者大便微生物含量不同于健康对照组。虽然这一研究应用了非常复杂的分析技术，但它并不是第一个显示肝硬化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的研究。事实上，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Sherlock及其同事［2］发现肝硬化患者回肠含有过量的大肠菌群。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随着生物鉴定技术日益精准，大量研究证明了肝硬化患者小肠和结肠细菌含量的改变［3］。近，鼠类试验显示微生物群的构成可能是慢性炎症引起的肝纤维化发展的致病因素［4］。
作者：马振增；陆伦根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高频微波子宫内膜去除术治疗肝硬化患者异常子宫出血的安全性、有效性。方法选择2012年4月至2014年5月收治的26例肝硬化合并异常子宫出血患者，均实施高频微波子宫内膜去除术。结果26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平均治疗时间（61．0±18．9） s ；术中出血均＜15 m L ；无并发症发生；术后肝硬化相关指标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贫血、疲劳、烦躁与术前相比明显好转，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1、3、6、12个月随访，治疗有效率为100％（26／26）、100％（21／21）、100％（19／19）和100（14／14）；闭经率分别为88．5％（23／26）、95．2％（20／21）、100％（19／19）和92．9％（13／14）；满意率分别为100％、100％、100％和92．31％。结论高频微波子宫内膜去除术用于治疗肝硬化患者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获得良好效果，安全性高。
作者：刘青；李秀兰；刘继娟；宋晓红；蒋小英；王明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数十年来，DILI和 HILI的发病机制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临床诊断工具的改进则微乎其微。为此，初版RUCAM 的主要制定者 Danan 等全面检索了1977—2015年的相关文献，尤其是近10年来的文献，深入分析了关于 RUCAM 的系列进展，提出了RUCAM 诊断标准的更新方案［1］，对核心要素进行了更准确的定义，对相关条款的处理进行了简化，对操作界面进行了优化，努力减少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内部的变异性。新版RUCAM 表有不少特点和优点，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作者：于乐成；茅益民；陈成伟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早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就描述了以胆汁淤积为主要特征的肝硬化。1950年代早期Ahrens等提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 ）这一命名，并被广泛接受。但在随后的1959年，著名肝病学者 Sherlock对此命名提出了异议；1965年， Rubin、Schaffner 、Popper等学者建议更名为“慢性非化脓性破坏性胆管炎”，但由于这一命名太过复杂，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此，尽管并不能反映大多数患者的疾病自然史，但欧美有关临床指南仍一直沿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这一命名。
作者：吴灵芝；段维佳；贾继东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本研究对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我院收治的9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V DNA载量、凝血指标、外周血免疫活性细胞与肝细胞损伤程度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作者：于晨媛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对比分析对晚期肝癌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术与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安全性与疗效的优劣。方法对98例晚期肝癌、行肝切除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做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自愿选择手术方法，行解剖性肝切除术的59例患者归入研究组、将行非解剖性肝切除术的39例患者归入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术中、术后的疗效。结果①术中效果显示，观察组手术时间平均为（271．5±97．4） min ，切缘有效率为89．8％，数据明显大于对照组的（188．5±70．7） min和5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观察组预后效果要明显优于对照组，术后3d血清ALT均值为（270．5±94．1）U／L，对照组则高达（501．6±115．6）U／L，术后1年复发率、生存率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上述各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解剖性肝切除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与临床疗效，对于必须切除肝脏的晚期肝癌患者而言，更值得采用。
作者：伍贵祥；杨建全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我院于2006年到2015年应用人工肝血浆置换联合退高黄汤治疗高黄疸肝炎及肝衰竭99例并与随机抽取同期患者102例对照，现报道如下。
作者：陆雪峰；徐立新；顾菊兰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肝脏杂志
主管:上海市卫生局
主办：上海市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