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环文；严彦；陈育霞
轻微肝性脑病（CHE）又称隐匿性肝性脑病，是指肝硬化患者出现神经心理学和（或）神经生理学异常，但无定向障碍及扑翼样震颤的一种临床综合征［1］。因其临床表现隐匿，难以及时发现，部分患者因延误治疗可进展为临床型肝性脑病，及时治疗可显著改善其临床进程［2，3］。
作者：方皓；冯海然；杨正德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组织病理特征，筛选与显著性组织学损伤相关的常规临床生化指标。方法分析221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不同ALT 水平的病理特征。进一步分析组织学变化与常规临床生化指标的关系。结果（1）CHB患者221例，不同ALT水平的显著性炎症发生率为ALT ≤1 ULN 组18．6％（8／43）、ALT 1～2× ULN组40．26％（31／77）、ALT＞2× ULN组81．19％（82／101）；而显著性纤维化发生率为 ALT ≤1 ULN组20．93％（9／43）、ALT 1～2× ULN组37．66％（29／77）、ALT＞2× ULN组62．38％（63／101）。ALT＞2× ULN组患者显著性肝脏炎症和肝纤维化发生率均较ALT≤1 ULN组和ALT 1～2× ULN组的显著增高（P均≤0．001）；（2）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ALT、AST、Alb与显著性肝脏炎症相关，ALT、AST预测显著性肝脏炎症 ROC曲线下面积为（0．829～0．854±0．03）；而AST、GGT、AKP和PLT与显著性肝纤维化相关。APAG（AST、PLT、AKP、GGT ）模型及APRI指数预测显著性肝纤维化ROC曲线下面积为（0．835～0．874±0．03）。结论1．ALT正常或ALT轻度升高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肝组织显著性改变较常见。2．APAG（APAG＝0．034× AST －0．02× PLT＋0．02× AKP－0．016× GGT ）是预测HBV相关性肝纤维化的标志物。
作者：李柏丽；黄文琪；许金超 刊期： 2016年第06期
乙型肝炎（乙肝）在我国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估计有9000万例慢性乙肝病毒（HBV ）感染者，占全球25％［1］。需要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约2800万例，其中740万例需要优先治疗。但是，目前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仅约350万例，占12．5％。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如按目前我国慢性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率12．5％推算，今后30～40年内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人数将继续升高。如果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治疗的可及性，将慢性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率提高至50％，5年内乙肝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人数将显著下降［2］。因此，提高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可及性至关重要。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替诺福韦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本院收集的61例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替诺福韦组30例（替诺福韦＋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组31例（阿德福韦酯＋拉米夫定），两组患者的预计疗程为48～96周，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差异。结果治疗前替诺福韦组和阿德福韦组的 HBV DNA检出值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24、48、96周两组患者的 HBV DNA检出值均较治疗前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组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96周时，替诺福韦组的HBV DNA累积转阴率达到93．33％显著高于阿德福韦组73．33％（P＜0．05），替诺福韦组的 HBeAg累积转阴率达到43．33％显著高于阿德福韦组13．33％（P＜0．05）。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ALT、AST、TBil组间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ALT、AST、TBil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5）。结论对阿德福韦酯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治疗能够更有效地提高 HBV DNA及HBeAg转阴率。
作者：陈雅萍；张勤俭；田楠楠；薛海娟；赵斗贵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及C反应蛋白（CPR）在肝硬化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意义。方法选取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共276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性169例，女性107例，同时选择204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根据肝功能Child‐Pugh分级标准将观察组患者分为A级（92例）、B级（107例）和C级（77例），采集所有研究对象的血清标本，通过OLUMPUS 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并比较研究对象的ACE活性及CRP浓度。以ACE活性＞65 U／L为标准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高ACE组（294例）和低ACE组（186例），比较两组的肝硬化患病率；以CPR浓度＞10 mg／L为标准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高CRP组（314例）和低CPR组（166例），比较两组的肝硬化患病率。结果观察组A级、B级、C级患者的ACE活性及CRP浓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A级、B级、C级的ACE活性和CRP浓度均呈递增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7．98、4848，P均＜0．001）。高ACE组（74．73％）和高CRP组（89．16％）的患病率均明显高于低ACE组（46．60％）及低CRP组（40．76％）。结论肝硬化患者的血清ACE活性及CRP浓度的升高与肝细胞损伤有直接关系，且随着肝脏损伤的加重，ACE活性及CRP浓度升高得越显著。因此，临床监测肝硬化患者的血清ACE活性及CRP浓度，可为肝脏疾病的临床诊断以及肝硬化患者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有利于肝细胞损伤程度的判断以及肝硬化患者病情监测、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
作者：缪小勇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究与分析重组人干扰素α‐2b和恩替卡韦对治疗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肝脏生化指标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自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收治的90例 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重组人干扰素α‐2b组与恩替卡韦组，每组各45例，对比两组患者治疗12周、24周及52周血清 HBV DNA、HBeAg转阴率、HBeAg转换率、ALT复常率、病毒学突破、病毒学反弹率。结果重组人干扰素α‐2b组与恩替卡韦组治疗12周后未检测到 HBV DNA、HBeAg转阴率、HBeAg转换率及 ALT 复常率相比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治疗24周后未检测到 HBV DNA、HBeAg转换率、ALT复常率、病毒学突破率及病毒反弹率相比差异也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均＞0．05），重组人干扰素α‐2b组治疗24周后较恩替卡韦组相比，HBeAg转阴率较高（P＜0．05）。重组人干扰素α‐2b组与恩替卡韦组治疗52周后相比，未检测到 HBV DNA、HBeAg转阴率、HBeAg转换率、ALT复常率较高，病毒学突破率及病毒反弹率较低（P均＜0．05）。结论重组人干扰素α‐2b相比于恩替卡韦治疗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疗效更加显著，临床医生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以选择佳治疗方案。
作者：薛乐洋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我院于2006年到2015年应用人工肝血浆置换联合退高黄汤治疗高黄疸肝炎及肝衰竭99例并与随机抽取同期患者102例对照，现报道如下。
作者：陆雪峰；徐立新；顾菊兰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早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就描述了以胆汁淤积为主要特征的肝硬化。1950年代早期Ahrens等提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 ）这一命名，并被广泛接受。但在随后的1959年，著名肝病学者 Sherlock对此命名提出了异议；1965年， Rubin、Schaffner 、Popper等学者建议更名为“慢性非化脓性破坏性胆管炎”，但由于这一命名太过复杂，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此，尽管并不能反映大多数患者的疾病自然史，但欧美有关临床指南仍一直沿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这一命名。
作者：吴灵芝；段维佳；贾继东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观察原研药和国产药腺苷蛋氨酸在治疗急性淤胆型肝炎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69例急性淤胆型肝炎患者随机分成2组，原研药腺苷蛋氨酸治疗组（A组）、国产药腺苷蛋氨酸治疗组（B组），分别观察治疗2周以及4周后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结果在治疗2周结束时，A组较B组直接胆红素（DBiL ）下降显著（ P＜0．05）；治疗第4周结束时，在血清总胆红素（TBil）和DBil以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等指标方面，A组较B组下降明显（P＜0．05），在不良反应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结论在治疗急性淤胆型肝炎方面，原研药腺苷蛋氨酸疗效优于国产药腺苷蛋氨酸，不良反应方面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作者：魏博；王俊学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高频微波子宫内膜去除术治疗肝硬化患者异常子宫出血的安全性、有效性。方法选择2012年4月至2014年5月收治的26例肝硬化合并异常子宫出血患者，均实施高频微波子宫内膜去除术。结果26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平均治疗时间（61．0±18．9） s ；术中出血均＜15 m L ；无并发症发生；术后肝硬化相关指标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贫血、疲劳、烦躁与术前相比明显好转，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1、3、6、12个月随访，治疗有效率为100％（26／26）、100％（21／21）、100％（19／19）和100（14／14）；闭经率分别为88．5％（23／26）、95．2％（20／21）、100％（19／19）和92．9％（13／14）；满意率分别为100％、100％、100％和92．31％。结论高频微波子宫内膜去除术用于治疗肝硬化患者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获得良好效果，安全性高。
作者：刘青；李秀兰；刘继娟；宋晓红；蒋小英；王明 刊期： 2016年第06期
本研究对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我院收治的9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V DNA载量、凝血指标、外周血免疫活性细胞与肝细胞损伤程度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作者：于晨媛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研究乙型肝炎患者 HBsAg转阴的相关规律。方法对146例乙型肝炎 HBsAg转阴者，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结果男性组有乙型肝炎家族史72例（59．0％），女性组有乙型肝炎家族史11例（45．8％）。HBsAg转阴时平均年龄分别为急性乙型肝炎（41．3±10．2）岁、慢性乙型肝炎（45．0±12．5）岁、早期肝硬化（57．2±16．1）岁、肝癌（54．8±11．6）岁、肝硬化失代偿（56．5±12．5）岁。急性肝炎与早期肝硬化，肝癌，肝硬化失代偿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t值分别－2．884，－3．511，－4．463，P值分别0．007，0．001，0．000；慢性肝炎与早期肝硬化，肝癌，肝硬化失代偿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t值分别－2．081，－2．458，－3．638，P值分别0．04，0．016，0．000。抗病毒治疗情况分别为急性乙型肝炎9／25例（36％），慢性乙型肝炎41／121例（33．8％），其中肝硬化失代偿、肝癌、慢性重症肝炎3／30例（10％）。按年龄分析抗病毒治疗情况，＜30岁6／13（46．1％）、30～40岁12／34（35．2％）、40～50岁18／47（38．2％）、50～60岁11／30（36．6％）、60～80岁5／22（22．7％）。按慢性乙型肝炎年龄分析未抗病毒治疗 HBsAg自然转阴情况，＜30岁5／11（45．4％）、30～40岁13／23（56．5％）、40～50岁24／37（64．8％）、50～60岁17／28（60．7％）、60～80岁17／22（77．2％）。HBsAg转阴时间以急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者快，其次为急性乙型肝炎未抗病毒治疗者。 HBsAg 转阴后，HBsAb＞1280 mIU／mL 8例、300～1280 mIU／mL 12例、100～300 mIU／mL 11例、20～100 mIU／mL 12例、＞6．4～20 mIU／mL 11例、6例HBsAg转阴后反弹。结论 HBsAg有一定的自然转阴率，与年龄显著相关；抗病毒治疗可促进急性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HBsAg转阴；未抗病毒治疗患者HBsAg转阴时肝硬化失代偿、肝癌、慢性重症肝炎发生率较高；应重视抗病毒治疗，但目前不宜将 HBsAg转阴作为乙型肝炎的主要治疗目标。
作者：顾生旺；江海洋；周曙；刘欢；蒋兆荣；李业峰；汪春晖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肝肿瘤患者应用粗针肝穿刺活检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10年1月‐2014年1月于我院治疗的160例肝内占位性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数字奇偶法随机分为A组和B组，每组80例，两组患者均在C T引导下经皮肝穿刺活检，A组选择18G自动切割针行肝组织活检，B组选择20G自动切割针行肝组织活检，比较两组诊断率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A组取材次数明显少于B组（ P＜0．05）；A组确诊率为97．5％，高于B组的92．5％（ P＞0．05）；A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6．25％，高于B组的3．75％（ P＞0．05）。结论在C T引导下经皮肝穿刺活检时，采用粗针或者细针均有较高的确诊率，且术后疼痛发生率较低，但应用粗针可减少穿刺次数，因此选择18G穿刺针为宜。
作者：叶星江；秦娟文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系统性评价抗炎保肝药物治疗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通过检索Cochrane图书馆、PubMed、OVID、CNKI、维普和万方数据库，获得双环醇治疗药物性肝损伤的随机临床试验（RCT ）文献，对纳入资料完成质量标准评估后，以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6项RCTs（入选446例患者，试验组225例，对照组221例）符合入选标准。结果显示，双环醇组（225例）患者总有效率（91．11％）优于其他保肝药对照组（221例）的79．19％（P＜0．05），无严重不良反应报道。结论双环醇治疗DILI ，可改善患者肝功能，并取得了更好的综合疗效。
作者：王爱华；冯欣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观察替诺福韦酯（TDF）对慢性乙型肝炎（CHB）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TDF治疗34例CHB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患者48周的临床资料，其中原发治疗失败患者18例、抗病毒耐药患者16例。分析第12、24、48周时 HBV DNA阴转率、ALT复常率和48周的HBeAg血清转换率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第12、24、48周的 HBV DNA阴转率分别为35．3％、67．6％和94．1％。治疗前及治疗第12、24、48周的ALT分别为（63．9±18．9）、（49．8±11．9）、（42．7±7．3）和（35．1±3．9）U／L，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6．3，P＜0．05），48周时 ALT 复常率为91．1％。第48周时 HBeAg阴转率为25％，HBeAg血清转换率为20％。治疗期间，随访各时间点病毒学突破率为0，肌酸激酶（CK）超过正常上限（ULN）2倍发生率0。血肌酐（Scr）治疗前为（75．1±11．1）μmol／L ，治疗48周时为（76．8±10．8）μmol／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78，P＝0．565）。Scr超过ULN发生率0。骨密度变化发生率0，血磷低于ULN发生率0。结论对于核苷（酸）类药物应答不佳和耐药的CHB患者，TDF单药治疗能有效抑制病毒，且ALT复常率高，不良事件发生率低。
作者：屈莉红；刘璐；郑洁芳；赵慧；王怡菲；程婕；邵建国 刊期： 2016年第06期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是以肝内中小胆管的非化脓性炎性损伤为特征的进行性自身免疫性肝病。多见于中年女性，主要表现为黄疸、肝脏肿大、瘙痒，其主要生化特征为血清ALP和GGT 、IgM升高及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阳性。目前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由免疫紊乱导致，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与几种关键环境因素相关。药物治疗为其主要治疗手段，但患者预后差距较大，没有令人满意的标准，为此本文对目前 PBC的药物治疗相关进展进行如下综述。
作者：吴学铭；陈荣彬；姚定康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诊断原发性肝癌的特征性声像图表现。方法对经病理检查或穿刺活组织检查确诊的25例（30个病灶）原发性肝癌患者实施超声造影检查，观察患者病灶特征和声像图表现，并将诊断结果与常规超声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判断两种诊断方式的敏感性。结果原发性肝癌的内部结节数目不多，多为单发，病灶与正常组织间界限清楚，边缘处较为整齐，回声除小部分不均匀外，其余皆比较均匀，其形状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有19例患者诊断为肝细胞癌，声像图表现为“快进快出”，“快进快出”表现越为明显患者，其肿瘤分化程度也越低。有6例患者诊断为肝内胆管细胞癌，声像图主要表现为“快进快出”，病灶图像在动脉期呈现为网格状增强，部分显示无增强；在门静脉期时，病灶周边环状不规则增高，病灶内部则表现为网格状增强或无增强；当处于门静脉期时，病灶周边环状不规则增强明显消退。超声造影诊断敏感度为96％，与常规超声的72％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P＜0．05）。结论超声造影诊断原发性肝癌可以清楚的显示病灶图像特征，较常规超声诊断敏感性高。
作者：徐娟；赵晔；李俊芝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探讨CT动态增强扫描对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的诊断价值。方法纳入经活组织检查及影像学确诊的HSOS、布‐加综合征（BCS）及肝硬化患者51例，分别利用CT动态增强扫描结果、巴尔的摩标准再次诊断HSOS ，对比两者诊断效果。结果 HSOS的典型CT表现包括CT平扫呈肝大、密度减低；增强扫描动脉期可见肝动脉血管增粗扭曲；门静脉期呈“地图状”改变、肝静脉不清、下腔静脉及门静脉呈“晕征”或“轨道征”、下腔静脉肝段扁平等；延迟期强化范围增大。CT对HSOS的诊断敏感性0．857，优于巴尔的摩标性0．500，CT对HSOS诊断特异性0．811，差于巴尔的摩标准0．946。CT与巴尔的摩标准对 HSOS的诊断准确率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早期诊断 HSOS时，CT动态增强扫描是巴尔的摩标准的有力补充。
作者：孙慧芳；张慧宇；丁昌懋；王博；高剑波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自然杀伤性T（natural killer T cell ，NKT）细胞是非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一类亚群，可同时表达自然杀伤细胞及T细胞的相关受体，与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 ，NK ）细胞共享部分表型及功能［1］。NKT细胞可被分为两类亚群：Ⅰ型（iNKT ）及Ⅱ型NKT细胞（iiNKT ）。其中iNKT 也被称为经典 NKT ，其可以表达部分变异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这种变异在小鼠表现为 Va14Ja18／Vb2、Vb7、Vb8突变，在人类则表现为Va24Ja18／Vb11突变。iNKT占肝脏中NKT细胞的绝大多数（约95％），可广泛的识别各类抗原递呈细胞递呈的抗原复合物［2，3］。iN K T 能够被脂类抗原（α‐半乳糖神经酰胺（α‐GalCer））或多类细胞因子（如：IL‐12）激活。相反的，iiNKT 表达更多分化的特异性TCR ，其只在肝脏中占NKT细胞的5％，可对哺乳动物及微生物的磷脂及硫苷脂产生特异性应答［4］。除了经由糖脂类抗原的激活，N K T也能被IL‐12及IL‐18等炎症因子诱导发生迁移及分化［5］。NKT的应答反应也包括与肝脏其他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库普弗细胞、窦状内皮细胞及肝细胞［6］。大量的研究均提示NKT在肝脏损伤、炎症、再生、纤维化及肿瘤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且十分复杂的功能［7，8］。因此，本文就肝脏炎症、纤维化及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中NKT细胞的相关功能研究进行简要综述。
作者：洪俊强；涂德军；张启龙 刊期： 2016年第06期
目的：对比分析对晚期肝癌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术与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安全性与疗效的优劣。方法对98例晚期肝癌、行肝切除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做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自愿选择手术方法，行解剖性肝切除术的59例患者归入研究组、将行非解剖性肝切除术的39例患者归入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术中、术后的疗效。结果①术中效果显示，观察组手术时间平均为（271．5±97．4） min ，切缘有效率为89．8％，数据明显大于对照组的（188．5±70．7） min和5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观察组预后效果要明显优于对照组，术后3d血清ALT均值为（270．5±94．1）U／L，对照组则高达（501．6±115．6）U／L，术后1年复发率、生存率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上述各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解剖性肝切除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与临床疗效，对于必须切除肝脏的晚期肝癌患者而言，更值得采用。
作者：伍贵祥；杨建全 刊期： 2016年第06期
肝脏杂志
主管:上海市卫生局
主办：上海市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