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启；夏伟；郝娟；梁斯晨；王建六
作者姓名应在文题下按序排列，排序应在投稿前确定，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进行更改。作者应是：（1）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者；（3）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对、修改，在学术界进行答辩，并终同意该文发表者；（4）除了负责本人的研究贡献外，同意对研究工作各方面的诚信问题负责。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Chitty和Kroese撰写的评论“如何实现基于无创性产前基因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的遗传咨询”中，重申了NIPT的有效性优于传统的产前筛查方法，NIPT检测的是母体血浆中的游离胎儿DNA（cell-free fetal DNA， cffDNA）。然而，这个比较是基于Norton等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比较了NIPT与标准的妊娠早期筛查方法，并没有与其他有更高敏感度及特异度的方法进行比较。Norton等的研究团队还进行了一项包含了452901例孕妇的研究，其中74%的孕妇年龄小于35岁，NIPT（基于cffDNA）的异常染色体核型的检出率为75.4%，略低于标准的联合筛查方法（81.6%）。总体来看，联合筛查的检测效能高于NIPT。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背景剖宫产术是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一种外科手术方式。术后肠梗阻（POI）是腹部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定义为：外科手术后协调性肠蠕动短暂停止，从而阻止肠内容物和/或摄入物的有效输送。POI延缓术后恢复，延长住院时间，并使医疗费用增加。尽管有证据表明胃肠（GI）术后嚼口香糖有助于减少肠梗阻，但一项相冲突的循证证据限制了其在剖宫产术后的使用。本系统性综述和荟萃分析评价了剖宫产术后咀嚼口香糖的效果，以确定此方法在常规术后护理中的效果。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引用参考文献是反映论文的科学性及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体现，并可向读者进一步提供有关信息。作者引用的参考文献应限于其亲自阅读过的、主要的、发表于正式出版物的原始文献。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新的编委会成立，意气风发。新的起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有新的作为。
作者：郎景和；沈平虎 刊期： 2016年第01期
目的：分析羊膜制品对宫腔粘连的治疗效果，评价羊膜制品应用于宫腔粘连分离手术后对子宫内膜的修复作用。方法选择2013年6月—2014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接受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治疗的重度宫腔粘连患者（宫腔粘连评分≥10分）57例，随机分为羊膜组29例和球囊组28例；羊膜组：术后将羊膜制品包裹于Foley球囊表面置入宫腔；球囊组：术后仅放置Foley球囊；两组患者均留置球囊7 d后取出。行人工周期3个周期后实施宫腔镜二探术，观察宫腔粘连评分、月经改善情况以及妊娠结局，平均随访时间为（14.6±2.7）个月。结果（1）羊膜组患者的宫腔粘连评分由术前的（10.1±0.5）分下降至术后的（3.2±1.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球囊组由术前的（10.1±0.5）分下降至术后的（6.3±2.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羊膜组患者的月经量评分由术前的（13.3±4.4）分增加至术后的（32.6±5.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球囊组由术前的（11.1±5.8）分增加至术后的（26.5±5.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羊膜组患者术后月经改善情况优于球囊组（评分高于球囊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3）羊膜组患者术后宫腔镜二探术时宫腔粘连评分≥5分的发生率为21%（6/29），球囊组为36%（10/2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48）。（4）在术后随访期内，羊膜组患者的妊娠率为28%（8/29），球囊组为21%（6/2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0）。结论小样本量观察显示，羊膜制品应用于重度宫腔粘连手术后的创面，能适当改善月经量，降低术后再粘连评分，但对妊娠率的改善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作者：王欣；段华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由于淋巴瘤播散累及生殖系统发生较晚，因此以卵巢肿瘤为首发体征的淋巴瘤较少见。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于2014年1月2日收治了1例临床表现类似晚期卵巢生殖细胞肿瘤的卵巢Burkitt淋巴瘤患者，鉴于卵巢生殖细胞肿瘤对于化疗敏感且患者未婚育，因此术中仅切除了一侧附件，并剔除了对侧卵巢的肿瘤组织，保留了生育功能，并于术后接受了辅助化疗。本文结合文献复习报道如下。
作者：李勤；胡卫国；周先荣；张国福 刊期： 2016年第01期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是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死率高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在所有卵巢癌患者中，10%～15%为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1]。HBOC与BRCA1/2基因有关，在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患者中，高达16%～21%的患者存在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2]。2007年的1项荟萃分析表明，携带BRCA1、BRCA2基因致病性突变的妇女70岁前患乳腺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57%、49%，患卵巢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40%、18%[3]。近1项对1887例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BRCA1、BRCA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70岁前患乳腺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60%、55%，患卵巢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59%、16%[4]。由此可见，对卵巢癌患者进行BRCA1/2基因检测并筛查出其致病性突变，进而明确其子女或其他一级亲属是否携带致病性突变，使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得到个体化体检及适当干预，这将对提高卵巢癌及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降低发病率产生巨大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工作尚处起步阶段。本研究采用第2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检测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患者BRCA1/2基因全外显子的突变情况，并进而明确患者子女致病性突变的携带情况，为HBOC家族的基因筛查工作提供信息。
作者：吴霞；狄文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控制性超促排卵(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COH)作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IVF-ET)的首要步骤和关键环节，患者获卵率高但临床妊娠率并不理想，这与COH过程产生超生理量的雌、孕激素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普遍认为，COH过程中的超生理量雌、孕激素可导致机体凝血功能变化，引起微循环不同程度的障碍，从而引发种植失败、反复流产等不良妊娠事件的发生[1]。对纤溶过程特别是D-二聚体，目前主要的研究着力点还是在正常妊娠人群[2]或者正常月经周期[3]上，对IVF过程中需要进行COH的人群还没有系统的临床研究。本研究前瞻性通过不孕症患者COH前后D-二聚体水平的自身对照，了解COH对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影响。
作者：何嘉欣；叶云；吴日然；许婷；伍畅；杜彦；林秀峰；杜静；廖月婵；李洁亮 刊期： 2016年第01期
随着胎儿即患者的理念不断铺陈，胎儿医学在中国大陆正逐渐规范化。近年来，胎儿医学借力于信息科技平台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胎儿医学管理包括胎儿的宫内诊断、遗传咨询、宫内监测及评估、宫内治疗等方面，如何进行系统管理以降低胎儿及新生儿近、远期并发症，并提高生命质量是胎儿医学所追求的目标。
作者：赵扬玉 刊期： 2016年第01期
目的：探讨双特异性酪氨酸磷酸化调节激酶1b（Dyrk1b）蛋白在不同程度子宫颈病变组织及子宫颈癌细胞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1）组织标本检测：选取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就诊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病理检查证实的子宫颈鳞癌75例（其中Ⅰ期60例，Ⅱ期15例）、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12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40例患者的石蜡组织标本；另取同期经病理检查确诊的28例慢性子宫颈炎患者的子宫颈组织为对照。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不同程度子宫颈病变组织中Dyrk1b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子宫颈癌组织中Dyrk1b蛋白的表达与其不同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2）细胞实验：采用子宫颈癌细胞系HeLa和SiHa细胞，实验分为两组，实验组细胞中加入Dyrk1b抑制剂——AZ191，对照组细胞中不加AZ191。采用蛋白印迹法检测不同浓度（5、10μmol/L）的AZ191作用后两组细胞中Dyrk1b蛋白的表达；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比色法检测不同浓度（2.5、5、10、25、50、100μmol/L）的AZ191作用后两组细胞的增殖情况；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浓度（5、10μmol/L）的AZ191作用后两组细胞的凋亡情况。结果（1）免疫组化SP法检测显示，慢性子宫颈炎、LSIL、HSIL和子宫颈鳞癌组织中Dyrk1b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1%（3/28）、1/12、42%（17/40）、71%（53/75），子宫颈鳞癌明显高于慢性子宫颈炎、LSIL、HSIL（P<0.01）；HSIL明显高于慢性子宫颈炎、LSIL（P<0.05）；而LSIL与慢性子宫颈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子宫颈鳞癌组织中Dyrk1b蛋白的表达与子宫颈肌层浸润深度显著相关（P<0.01），而与年龄、临床分期、淋巴结有无转移以及血清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Ag）水平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2）蛋白印迹法检测显示，不同浓度（5、10μmol/L）的AZ191作用后，实验组HeLa和SiHa细胞中Dyrk1b蛋白的表达强度均随着AZ191浓度的增加而减弱，且均明显弱于对照组。MTT比色法检测显示，不同浓度（2.5、5、10、25、50、100μmol/L）的AZ191作用后，实验组HeLa和SiHa细胞增殖的抑制率随着AZ191浓度的增加均逐渐增高，呈明显的浓度依赖性（P<0.01）；且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但实验组中同一浓度A2191作用后HeLa细胞与SiHa细胞增殖的抑制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5μmol/L的AZ191作用后，实验组HeLa和SiHa细胞的凋亡率[分别为（12.8±0.7）%、（3.8±1.8）%]分别与对照组[分别为（9.1±0.9）%、（2.2±1.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10μmol/L的AZ191作用后，实验组HeLa和SiHa细胞的凋亡率[分别为（15.5±1.1）%、（8.4±3.3）%]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但实验组中同一浓度AZ191作用后HeLa细胞与SiHa细胞的凋亡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随着子宫颈病变程度的进展，Dyrk1b蛋白的表达逐渐增高，子宫颈癌组织和细胞中Dyrk1b蛋白均呈高表达；Dyrk1b抑制剂AZ191下调Dyrk1b蛋白表达后，可抑制子宫颈癌细胞的增殖，诱导细胞发生凋亡。
作者：林姣；张朋新；庞露；陈婧盈；孙雯；祁文静；吕恽怡；关宏伟；高景春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复方口服避孕药（compound oral contraceptives, COC）是目前国际上应用广泛的避孕方式之一，但其应用率在不同国家、地区间有很大差异。相较于欧美地区，我国的使用率低，仅不足3%的育龄期妇女通过COC避孕，这很大程度上与使用者对COC的副作用存在较大顾虑有关，顾虑之一即是COC是否影响卵巢功能，担心长期服用COC会导致卵巢功能不可逆地被抑制，从而造成卵巢功能提前衰竭。卵巢功能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绝经年龄是反映卵巢功能衰竭简便也客观的指标。为探讨COC与卵巢功能的关系，采用自然绝经年龄间接反映卵巢功能是1种很好的方式，已被多数研究所采用。本文对已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希望可以通过探讨COC对绝经年龄的影响以明确COC对卵巢功能的影响。
作者：唐瑞怡；陈蓉；郁琦 刊期： 2016年第01期
自噬是一种在真核细胞中通过双层膜状结构的自噬体包裹隔离待降解底物，并将其运输至溶酶体进行降解和回收再利用的分解代谢过程[1]，主要发生在缺氧、免疫损伤、应激和营养缺乏等情况下[2]，被认为是细胞对不良环境刺激的一种防御机制[3]。然而，自噬过度或自噬不足均可导致疾病的发生。研究表明，自噬参与多种疾病的病理过程，如肿瘤[4]、神经退行性病变[5]、心血管疾病[6]、感染和免疫功能缺陷等[7]。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自噬与子痫前期发病的相关性也进行了研究报道。但是，关于自噬对子痫前期中的滋养细胞是促进其存活还是导致其死亡或功能损伤，确切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本文就自噬与子痫前期发病相关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期从自噬的角度探讨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
作者：杨艳；龚云辉；周容 刊期： 2016年第01期
目的：探讨胎儿胸腔积液的产前诊断及处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母胎医学中心收治的胎儿胸腔积液病例5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5例患儿的胸腔积液诊断孕周平均为37周，均经产前诊断除外胎儿先天性畸形及染色体异常和孕妇本身的疾病。5例患儿中，例1、2、4为单侧胸腔积液，例3、5为双侧胸腔积液。对例1、2、3实施产前胸膜腔穿刺术，其中例1穿刺后5d因积液再次增多行剖宫产术及产时子宫外处理（EXIT）；例2在行胸膜腔穿刺过程中，胎心率突然降至40~50次/min，立即于全身麻醉下行剖宫产术及EXIT；例3在胎儿胸膜腔穿刺后，同时行剖宫产术及EXIT。例4及例5均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积液分别于孕期及产后逐渐消退。5例患儿均采取剖宫产术娩出，均存活，例1、2、3患儿出生后转入新生儿科，行呼吸机辅助通气、胸膜腔闭式引流等治疗，其后，胸腔积液逐渐消退，喂养耐受，顺利出院；例4患儿娩出后无呼吸困难，喂养耐受，未住院治疗；例5采取呼吸机辅助通气及保守治疗，胸腔积液逐渐消退，喂养耐受。结论明确的产前诊断与适当的产前处理（胸膜腔穿刺术）可能对改善胸腔积液患儿的预后有一定的作用，对不同类型的胸腔积液患儿应制订相应的治疗方案，以争取佳预后。
作者：张志涛；张杉杉；尹少尉；廖姗姗；刘彩霞 刊期： 2016年第01期
早在19世纪末，就已发现子宫颈浸润性鳞癌周围组织的改变，并逐渐认识到子宫颈鳞癌存在癌前病变。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引入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这一概念，并根据细胞的分化成熟度、细胞核的异型性以及核分裂活性等将其分为CINⅠ、Ⅱ、Ⅲ3级，以此指导临床处理，然而，这些CIN亚分类的形态学分界并不明确。高危型HPV感染是子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发生的必要条件，但大多数初发的HPV感染仅为生产性感染，此时鳞状上皮细胞尚未进入癌前病变状态，依然保持有分化能力，这种轻度异常的鳞状上皮细胞大多数能自行消退而恢复正常，仅有小部分高危型HPV感染并伴有E6、E7等基因产物过度表达者具有癌变潜能（即转化性感染），此时形态学及生物学特征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癌前病变。据此，学者们修正了CIN的分类命名系统，借鉴子宫颈细胞学的TBS分类，使用“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和“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对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进行两级分类，并用病变（lesion）代替了瘤变（neoplasia）。2014年，WHO在第4版《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1]中采纳了该分类系统，即将CINⅠ及相关的HPV感染归为LSIL，而将CINⅡ、Ⅲ归为HSIL。
作者：何晓明；尤志学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中华妇产科杂志
主管: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中华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