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明；尤志学
Chitty和Kroese撰写的评论“如何实现基于无创性产前基因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的遗传咨询”中，重申了NIPT的有效性优于传统的产前筛查方法，NIPT检测的是母体血浆中的游离胎儿DNA（cell-free fetal DNA， cffDNA）。然而，这个比较是基于Norton等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比较了NIPT与标准的妊娠早期筛查方法，并没有与其他有更高敏感度及特异度的方法进行比较。Norton等的研究团队还进行了一项包含了452901例孕妇的研究，其中74%的孕妇年龄小于35岁，NIPT（基于cffDNA）的异常染色体核型的检出率为75.4%，略低于标准的联合筛查方法（81.6%）。总体来看，联合筛查的检测效能高于NIPT。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目的：分析羊膜制品对宫腔粘连的治疗效果，评价羊膜制品应用于宫腔粘连分离手术后对子宫内膜的修复作用。方法选择2013年6月—2014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接受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治疗的重度宫腔粘连患者（宫腔粘连评分≥10分）57例，随机分为羊膜组29例和球囊组28例；羊膜组：术后将羊膜制品包裹于Foley球囊表面置入宫腔；球囊组：术后仅放置Foley球囊；两组患者均留置球囊7 d后取出。行人工周期3个周期后实施宫腔镜二探术，观察宫腔粘连评分、月经改善情况以及妊娠结局，平均随访时间为（14.6±2.7）个月。结果（1）羊膜组患者的宫腔粘连评分由术前的（10.1±0.5）分下降至术后的（3.2±1.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球囊组由术前的（10.1±0.5）分下降至术后的（6.3±2.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羊膜组患者的月经量评分由术前的（13.3±4.4）分增加至术后的（32.6±5.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球囊组由术前的（11.1±5.8）分增加至术后的（26.5±5.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羊膜组患者术后月经改善情况优于球囊组（评分高于球囊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3）羊膜组患者术后宫腔镜二探术时宫腔粘连评分≥5分的发生率为21%（6/29），球囊组为36%（10/2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48）。（4）在术后随访期内，羊膜组患者的妊娠率为28%（8/29），球囊组为21%（6/2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0）。结论小样本量观察显示，羊膜制品应用于重度宫腔粘连手术后的创面，能适当改善月经量，降低术后再粘连评分，但对妊娠率的改善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作者：王欣；段华 刊期： 2016年第01期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新的编委会成立，意气风发。新的起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有新的作为。
作者：郎景和；沈平虎 刊期： 2016年第01期
早在19世纪末，就已发现子宫颈浸润性鳞癌周围组织的改变，并逐渐认识到子宫颈鳞癌存在癌前病变。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引入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这一概念，并根据细胞的分化成熟度、细胞核的异型性以及核分裂活性等将其分为CINⅠ、Ⅱ、Ⅲ3级，以此指导临床处理，然而，这些CIN亚分类的形态学分界并不明确。高危型HPV感染是子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发生的必要条件，但大多数初发的HPV感染仅为生产性感染，此时鳞状上皮细胞尚未进入癌前病变状态，依然保持有分化能力，这种轻度异常的鳞状上皮细胞大多数能自行消退而恢复正常，仅有小部分高危型HPV感染并伴有E6、E7等基因产物过度表达者具有癌变潜能（即转化性感染），此时形态学及生物学特征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癌前病变。据此，学者们修正了CIN的分类命名系统，借鉴子宫颈细胞学的TBS分类，使用“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和“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对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进行两级分类，并用病变（lesion）代替了瘤变（neoplasia）。2014年，WHO在第4版《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1]中采纳了该分类系统，即将CINⅠ及相关的HPV感染归为LSIL，而将CINⅡ、Ⅲ归为HSIL。
作者：何晓明；尤志学 刊期： 2016年第01期
引用参考文献是反映论文的科学性及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体现，并可向读者进一步提供有关信息。作者引用的参考文献应限于其亲自阅读过的、主要的、发表于正式出版物的原始文献。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目的：探讨胎儿胸腔积液的产前诊断及处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母胎医学中心收治的胎儿胸腔积液病例5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5例患儿的胸腔积液诊断孕周平均为37周，均经产前诊断除外胎儿先天性畸形及染色体异常和孕妇本身的疾病。5例患儿中，例1、2、4为单侧胸腔积液，例3、5为双侧胸腔积液。对例1、2、3实施产前胸膜腔穿刺术，其中例1穿刺后5d因积液再次增多行剖宫产术及产时子宫外处理（EXIT）；例2在行胸膜腔穿刺过程中，胎心率突然降至40~50次/min，立即于全身麻醉下行剖宫产术及EXIT；例3在胎儿胸膜腔穿刺后，同时行剖宫产术及EXIT。例4及例5均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积液分别于孕期及产后逐渐消退。5例患儿均采取剖宫产术娩出，均存活，例1、2、3患儿出生后转入新生儿科，行呼吸机辅助通气、胸膜腔闭式引流等治疗，其后，胸腔积液逐渐消退，喂养耐受，顺利出院；例4患儿娩出后无呼吸困难，喂养耐受，未住院治疗；例5采取呼吸机辅助通气及保守治疗，胸腔积液逐渐消退，喂养耐受。结论明确的产前诊断与适当的产前处理（胸膜腔穿刺术）可能对改善胸腔积液患儿的预后有一定的作用，对不同类型的胸腔积液患儿应制订相应的治疗方案，以争取佳预后。
作者：张志涛；张杉杉；尹少尉；廖姗姗；刘彩霞 刊期： 2016年第01期
目的：探讨阴道超声、MRI及宫腔镜检查测量子宫内膜癌病灶大小的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08年8月至2014年8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分期手术前依次行阴道超声、MRI及宫腔镜检查的56例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将3种检查方法测量的子宫内膜癌病灶大小分别与作为“金标准”的病理学测量值进行对比分析。将病理学测量值与上述3种检查方法所测得的病灶大小进行比较，相差5 mm认为两种测量结果符合，相差<5 mm为低估，相差>5 mm为高估。结果56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病灶大直径，病理学测量为（3.05±0.23）cm，阴道超声检查测量为（2.46±0.31）cm，MRI检查测量为（3.12±0.08）cm，宫腔镜检查测量为（3.18±0.21）cm；阴道超声、MRI、宫腔镜检查的测量值分别与病理学测量值比较，符合率分别为54%（30/56）、75%（42/56）、71%（40/56），低估率分别为21%（12/56）、5%（3/56）、12%（7/56），高估率分别为25%（14/56）、20%（11/56）、16%（9/56）。阴道超声检查的测量值与病理学测量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1）；而MRI、宫腔镜检查的测量值分别与病理学测量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术前子宫内膜癌病灶大小的评估，阴道超声检查的意义有限，而MRI及宫腔镜检查均比较准确，但两者易高估病灶的大小。
作者：杨媛；赵丽君；王志启；唐军；耿京；洪楠；王建六；魏丽惠 刊期： 2016年第01期
关于复发性流产（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RSA）的定义，美国生殖医学学会的标准是2次或2次以上妊娠失败；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协会（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 RCOG）则定义为与同一性伴侣连续发生3次或3次以上并于妊娠24周前的胎儿丢失；而我国通常将3次或3次以上在妊娠28周之前的胎儿丢失称为复发性流产，但大多数专家认为，连续发生2次流产即应重视并予评估，因其再次出现流产的风险与3次者相近[1-4]。RSA病因复杂多样且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在病因诊断过程中需要针对性进行一系列的筛查，此外，对RSA的部分治疗措施尚存在争议。为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特别制定RSA诊治的专家共识。因国内相关研究资料有限，尤其是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等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本专家共识以美国生殖医学学会及RCOG发布的“RSA诊治指南”为基础，同时结合我国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及实际情况进行组织撰写，旨在为RSA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本专家共识中推荐的部分观点仍为初步认识，尚需更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予以验证。
作者：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 刊期： 2016年第01期
自2014年11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指南与进展巡讲（产科）”在重庆启动第一站巡讲并得到热烈反响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华妇产科杂志于2015年在全国7个城市（泰安、沈阳、哈尔滨、福州、深圳、成都和郑州）先后举办了巡讲活动；共开展140余个专家讲座，共有5300余人参加。产科指南巡讲项目主席是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组长杨慧霞教授，授课专家为起草或参与讨论相关专业诊疗指南的国内知名教授，巡讲内容紧密围绕产科指南及新进展。
作者：王晨；张慧婧；杨慧霞 刊期： 2016年第01期
《剖宫产瘢痕妊娠及相关问题》一书由石一复教授主编、郎景和院士作序，是为配合我国的“二胎政策”、降低剖宫产率以及我国妇产科医师面临的“重任”而由人民军医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出版发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随着胎儿即患者的理念不断铺陈，胎儿医学在中国大陆正逐渐规范化。近年来，胎儿医学借力于信息科技平台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胎儿医学管理包括胎儿的宫内诊断、遗传咨询、宫内监测及评估、宫内治疗等方面，如何进行系统管理以降低胎儿及新生儿近、远期并发症，并提高生命质量是胎儿医学所追求的目标。
作者：赵扬玉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是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死率高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在所有卵巢癌患者中，10%～15%为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1]。HBOC与BRCA1/2基因有关，在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患者中，高达16%～21%的患者存在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2]。2007年的1项荟萃分析表明，携带BRCA1、BRCA2基因致病性突变的妇女70岁前患乳腺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57%、49%，患卵巢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40%、18%[3]。近1项对1887例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BRCA1、BRCA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70岁前患乳腺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60%、55%，患卵巢癌的平均累积风险分别为59%、16%[4]。由此可见，对卵巢癌患者进行BRCA1/2基因检测并筛查出其致病性突变，进而明确其子女或其他一级亲属是否携带致病性突变，使BRCA1/2基因致病性突变携带者得到个体化体检及适当干预，这将对提高卵巢癌及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降低发病率产生巨大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工作尚处起步阶段。本研究采用第2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检测高级别卵巢浆液性腺癌患者BRCA1/2基因全外显子的突变情况，并进而明确患者子女致病性突变的携带情况，为HBOC家族的基因筛查工作提供信息。
作者：吴霞；狄文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控制性超促排卵(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COH)作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IVF-ET)的首要步骤和关键环节，患者获卵率高但临床妊娠率并不理想，这与COH过程产生超生理量的雌、孕激素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普遍认为，COH过程中的超生理量雌、孕激素可导致机体凝血功能变化，引起微循环不同程度的障碍，从而引发种植失败、反复流产等不良妊娠事件的发生[1]。对纤溶过程特别是D-二聚体，目前主要的研究着力点还是在正常妊娠人群[2]或者正常月经周期[3]上，对IVF过程中需要进行COH的人群还没有系统的临床研究。本研究前瞻性通过不孕症患者COH前后D-二聚体水平的自身对照，了解COH对血浆D-二聚体水平的影响。
作者：何嘉欣；叶云；吴日然；许婷；伍畅；杜彦；林秀峰；杜静；廖月婵；李洁亮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近年来，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孕妇外周血中游离胎儿DNA（cfDNA）筛查胎儿染色体多倍体异常的无创性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技术正越来越多地用于临床，其具有安全性、高效性及准确率高的特点，正在给产前诊断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NIPT技术可以3种途径介入产前检查：替代血清学筛查；替代有创产前产前诊断；作为血清学筛查与有创诊断的中间步骤。临床期待NIPT技术能够替代现行的孕妇血清学筛查与羊水胎儿脱落细胞染色体分析等有创产前诊断技术，国内外学者对此均陆续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本文将对NIPT技术及其相关的临床应用作一讲座。
作者：方玉莹；吕时铭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背景剖宫产术是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一种外科手术方式。术后肠梗阻（POI）是腹部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定义为：外科手术后协调性肠蠕动短暂停止，从而阻止肠内容物和/或摄入物的有效输送。POI延缓术后恢复，延长住院时间，并使医疗费用增加。尽管有证据表明胃肠（GI）术后嚼口香糖有助于减少肠梗阻，但一项相冲突的循证证据限制了其在剖宫产术后的使用。本系统性综述和荟萃分析评价了剖宫产术后咀嚼口香糖的效果，以确定此方法在常规术后护理中的效果。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01期
中华妇产科杂志
主管: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中华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