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善飞；杨丽霞
目的 探讨阿霉素联合沙利度胺对肝细胞癌(HCC)的疗效,及对甲胎蛋白(AFP)等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至2016年8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HC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其治疗方式分为对照组(给予沙利度胺治疗)和观察组(给予阿霉素联合沙利度胺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采用ELISA法检测并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 (IL-6)、白细胞介素-18(IL-18)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和肿瘤标志物[癌抗原19-9(CA19-9)和AFP]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RR)为37.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7.50％ (P＜0.05).两组治疗前IL-6、IL-18、hs-CRP、CA19-9和AFP等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IL-6、IL-18、hs-CRP、CA19-9和AFP等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观察组的IL-6(12.05±2.01) mg/L、IL-18(72.33±5.38) mg/L、hsCRP(6.75±1.02) mg/L、CA19-9(29.45±3.23) U/mL和AFP(22.15±3.02) μg/L均低于对照组的(17.43±2.44) mg/L、(90.44±11.35) mg/L、(10.11±2.06) mg/L、(38.33±4.16) U/mL和(30.63±4.18)μg/L(P＜0.05).结论 阿霉素联合沙利度胺治疗HCC疗效理想,可有效调节细胞因子,下调肿瘤标志物水平,提高生存率,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作者：许子度；韦璐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目的 探讨胸部硬膜外麻醉联合静脉复合麻醉对肝癌切除术患者免疫功能和机体应激的影响.方法 入组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我院采用肝癌切除术治疗的61例肝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单纯给予静脉复合麻醉,观察组给予胸部硬膜外麻醉联合静脉复合麻醉,比较两组的麻醉效果.结果 观察组的麻醉有效率为96.67％ (29/3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4.19％(23/31) (P＜0.05);在T0时,两组的脉搏血氧饱和度、平均动脉压和心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T1及T2时,两组的脉搏血氧饱和度、平均动脉压和心率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但观察组的改变幅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在T0时,两组的细胞免疫功能指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T1及T2时,两组的CD4+、CD3+、CD8+以及CD4+/CD8+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升高,但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在T0时,两组的去甲肾上腺素以及肾上腺素水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T1及T2时,两组的去甲肾上腺素以及肾上腺素水平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升高,但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胸部硬膜外麻醉联合静脉复合麻醉是肝癌切除术患者较为合适的麻醉方法,可以有效促进免疫系统功能的恢复,减轻患者围术期的应激反应.
作者：袁颖平；张汉湘 刊期： 2018年第06期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全球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全球每年新发肝癌病例约74.83万,死亡病例约69.59万,据估计有一半新发和死亡病例发生在中国[1].目前,肝癌治疗的主要手段有根治性治疗(手术切除、肝移植、冷冻治疗、射频消融、肝动脉结扎及栓塞术)和姑息性化疗.由于肝癌早期发病隐匿,大部分患者临床确诊已出现转移[2],而晚期患者不能通过根治性治疗获益,只能进行姑息治疗.因此,化疗成为中晚期肝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化疗药物被用于中晚期HCC的治疗.临床应用单一化疗药物如索拉非尼(Sorafenib)治疗肝癌效果不显著,采用多种化疗药物的联合化疗,如顺铂(Cisplatin)联合阿霉素(Doxorubicin)和5-氟尿嘧啶(5-FU)以及干扰素(INF),可以显著提高晚期HCC的生存率[4],但容易产生化疗耐药[5].目前,在肝癌治疗方面,化疗耐药仍然是一个世界难题.
作者：管文彩；张凌云；林群博；许国雄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目的 探讨血浆脂肪细胞因子Chemerin及炎性因子TNF-α与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关性.方法 50例明确诊断NAFLD患儿为观察组,50名健康体检儿童为对照组.分别测量和计算两组患儿身高、体质量、腰围、臀围、体质指数(BMI)及腰臀比等指标,同时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固醇(TC)、总甘油三酯(TG)、Chemerin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比较两组患儿上述指标的差异,同时分析其与疾病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患儿在BMI、腰围、臀围、腰臀比、ALT、AST、TG、TC、Chemerin及TNF-α等指标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ALT、TG、BMI、Chemerin及TNF-α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线性回归结果提示Chemerin与TNF-α间呈正相关关系(R2=0.6171,P＜0.01).结论 Chemerin与TNF-α的异常表达可能是参与儿童NAFLD的发病重要因素.
作者：杨思谋；李少雄；王岳；庄太平；符辉 刊期： 2018年第06期
肝组织学检查不仅能够评价肝脏的炎症活动度和纤维化程度,还能够观察肝脏原位淋巴细胞、HBV特异T细胞等肝脏特有的免疫病理特征,以及肝细胞原位的HBV表面抗原、核心抗原的表达和亚细胞定位、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定量检测等病毒学特征.近年来,反映肝脏cccDNA水平和转录活性的新的血清学标志物和用于肝脏纤维化评估的血清标志物和瞬时弹性成像(TE)等在慢性乙型肝炎(CHB)诊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作者：廖昊；鲁凤民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目的 旨在探讨FibroTouch、声辐射力脉冲成像(ARFI)及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透明质酸(HA)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收治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28例,收集所有患者各项临床资料,比较患者FibroTouch、ARFI、HA检测水平及FIB-4评分结果,分析不同检测方式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结果 HA指标及FIB-4评分水平随肝组织病理分期的增加而上升(P＜0.01);肝硬度测定(LSM)值和声触诊组织量化(VTQ)值在各病理分期存在明显变化,随肝组织病理分期的增加而数值上升(P＜0.05);在同一病理分期中,LSM值和VTQ值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LSM值和VTQ值与肝纤维化程度均呈正相关性,与肝穿刺病理分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0、0.713(P＜0.01);HA检测曲线下面积(AUC)明显低于FibroTouch、ARFI及FIB-4评分(P＜0.05).结论 FibroTouch、ARFI检测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诊断效能优于血清学指标.
作者：张卓恒；闫媛媛；史海宏；曹砚杰 刊期： 2018年第06期
乙型肝炎病毒(HBV)是一种嗜肝性、非细胞毒性、部分双链DNA病毒,其通过比基因组长度大的前基因组RNA(pgRNA)进行反转录复制.HBV感染可引起急性和慢性肝炎,也可进展为失代偿肝硬化和肝衰竭等终末期肝病,并与肝细胞癌(HCC)密切相关.目前,全球约有20亿人感染过HBV,其中2.5亿人成为慢性HBV现症感染者.现有的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地抑制HBV复制,延缓疾病进展,但大多仍无法获得治愈,所以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很多患者需终生用药,或面对不菲价格的药物负担.
作者：詹淑华；陈青；马世武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目的 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在评估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联合射频消融(RFA)治疗肝细胞癌(HCC)患者的临床效果及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接受TACE联合RFA治疗的120例HCC患者,收治时间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MRI对患者进行观察,对比治疗前、后病灶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弥散加权成像(DWI)、T1加权成像(T1WI)、T2加权成像(T2WI)的信号特点.结果 经过治疗,完全缓解(CR)26例、部分缓解(PR)51例、疾病稳定(SD) 30例、疾病进展(PD) 13例,治疗有效患者77例、无效患者43例.有效患者在治疗前的ADC值与无效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1个月、3个月、6个月,有效患者的ADC值显著地高于无效患者(P＜0.05);治疗有效的HCC患者T1WI信号、T2WI信号及DWI信号特征与无效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RI可以动态观察TACE联合RFA治疗HCC患者的临床疗效,对于指导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林静；张贤龙；游建；黎淑娟；王正磊 刊期： 2018年第06期
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所致的上消化道出血是肝硬化患者常见的临床急危重症[1].肝硬化患者肝细胞严重受损,蛋白合成减少,免疫功能差,在上消化道急性出血应激的基础上可以加重损害患者的免疫功能,显著增加了患者治疗期间医院感染的发病风险[2].临床统计显示20％～40％的上消化道出血肝硬化患者会伴发医院内感染,极大地增加了患者的临床治疗难度和成本,甚至引起患者病情的恶化[3].本研究比较了头孢曲松和氧氟沙星对肝硬化患者上消化道出血致院内感染的预防作用,现报道如下.
作者：陈子清；陈永华；赖世铿 刊期： 2018年第06期
急性肝衰竭是由于肝脏功能急性衰竭而出现解毒、排泄和生物转化等功能发生严重障碍或失代偿,以凝血机制障碍、黄疸、肝性脑病、腹水等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床症候群.急性肝衰竭病情异常凶险、进展迅速、病死率高,肝衰竭晚期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肝移植或许是唯一的可行性治疗选择,但由于供体来源、肝移植指征、经济负担以及患者接受度等多种因素制约急性肝衰竭患者接受肝移植的覆盖率.提高肝衰竭的治愈率、寻找肝衰竭新的治疗方案迫在眉睫.
作者：王伟静；谢青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目的 分析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患者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总胆汁酸(TBA)表达水平及联合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间我中心检查的50例ICP患者及50名正常健康妊娠者作为研究对象,检测所有受试者血中TSH及TBA水平,并以病理诊断标准作为金标准,绘制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单独诊断及联合诊断的效能.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中TBA及TSH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TBA及TSH系列联合诊断敏感度高,平行联合诊断特异度高,且平行联合诊断及系列联合诊断准确率均高于两指标单独诊断;平行联合及系列联合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35和0.898,均显著高于TBA及TSH单独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3及0.778(P＜0.05).结论 采用TBA及TSH对ICP患者进行诊断时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度及特异度.
作者：朱旭东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炎症是病毒、药物、酒精或代谢异常等病因引起慢性肝病发展的一个动态和共同过程,慢性炎症进一步发展导致肝损伤,终引起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迄今为止,临床上并没有针对肝纤维化的有效治疗方法,而控制肝脏炎症被公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肝纤维化的有效措施[1].新近研究表明,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中均伴有肝脏炎症的发生,其重要的特征是肝组织内大量的炎症因子分泌[2].而肝星状细胞(HSCs)在炎症因子作用下的持久活化是肝纤维化发生过程中的关键环节[3].反之,HSCs活化后亦可分泌炎症因子进一步促进肝纤维化[3].因此,本文主要从炎症在肝纤维化发生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作者：葛善飞；杨丽霞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目的 探讨发热待查患者的病因及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433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发热待查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入选患者分为A组(2012年至2014年)194例及B组(2015年至2017年)239例,对其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433例发热待查患者中,A组感染性疾病154例(79.38％),结缔组织疾病7例(3.61％),肿瘤性疾病8例(4.12％),其他病因7例(3.61％),原因不明18例(9.28％);B组感染性疾病192例(80.33％),结缔组织疾病17例(7.11％),肿瘤性疾病12例(5.02％),其他病因6例(2.51％),原因不明12例(5.02％).结论 发热待查的原因以感染性疾病为主,其次为结缔组织疾病及肿瘤性疾病,近3年结缔组织疾病及肿瘤性疾病有增加趋势.
作者：李娟；李永芳；朱传武；谢青；蔡伟 刊期： 2018年第06期
在HBV感染性肝脏疾病的发病过程中包括Th22、Th17在内的多种辅助T细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关于它们对失代偿期肝硬化的预测的研究却较少.本研究通过检测HBV相关肝硬化患者外周血Th22和Th17表达水平、分析其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以及它们在失代偿期肝硬化预测方面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作者：张志锋；孙业富；夏爱萍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癌症是现今中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亡原因,化疗是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长期、不可逆转的、化疗相关的肝毒性在许多药物治疗后被报道,主要表现为AST、ALT及TBil水平显著上升[1].还原型谷胱甘肽(GSH)是治疗化疗后肝损伤的常用药物,近年来异甘草酸镁(MGIG)作为新的治疗化疗后肝损伤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研究比较GSH与MGIG对化疗后肝损伤治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作者：王凌凌；王皓；武振明；齐秀恒；郭茜 刊期： 2018年第06期
目的 比较卡维地洛与普萘洛尔在肝硬化患者中降低肝静脉压力梯度(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HVPG)以及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的疗效及药物安全性.方法 检索国内外主要文献数据库PubMed、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SinoMed)、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从建库至2016年12月针对卡维地洛和普萘洛尔降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临床研究.纳入的文献经Cochrane偏倚风险评价表进行评价.Review Manager 5.3软件对纳入的研究数据进行Meta分析,分别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和均数差(mean difference,MD)以及各自的95％可信区间(95％ CI),同时进行I2检验评价Meta分析结果的异质性,通过敏感性分析异质性的来源.结果 该研究共纳入16篇文献,累计患者1137例,其中卡维地洛组582例,普萘洛尔组555例.结果显示卡维地洛比普萘洛尔具有更好的HVPG下降率(P＜0.05)和MAP下降率(P＜0.05),同时卡维地洛比普萘洛尔对心率(heart rate,HR)及心输出量(cardiac output,CO)的影响较小(P＜0.05).结论 在降低肝硬化患者门静脉高压中卡维地洛比普萘洛尔具有更佳的疗效和安全性.
作者：李盼；朱萱；李弼民；郭贵海；王健；汪安江；游宇 刊期： 2018年第06期
酒精性肝病(ALD)是指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一种慢性肝脏疾病,是乙醇及其衍生物在肝脏代谢过程中,在初次打击后,再由炎症介质、氧化应激、营养失衡和肠源性内毒素等对肝脏直接或间接诱导的炎症性反应,肝细胞变性坏死,刺激星状细胞(HSC)逐渐转化成纤维细胞,导致肝脏纤维化的发生[1].虽然治疗ALD的药物不断研发,但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大多患者的饮酒嗜好难以纠正,治疗护理的依从性较差,影响了患者的疾病预后,降低了生活质量[2].因此,对ALD在规范化治疗的同时,给予健康干预管理显得非常重要.近年来,我们对ALD患者采用美他多辛胶囊联合健康干预管理措施,明显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改善了疾病预后,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作者：陈梅 刊期： 2018年第06期
患者,男,53岁,汉族,个体经营水果生意,因“反复乏力、纳差、右上腹胀11个月”入院.患者于入院前11个月无明显诱因下感全身乏力、胃纳减少,右上腹胀不适,无反酸、嗳气、恶心,无畏寒、发热,无腹痛、腹泻,无血尿、皮肤巩膜黄染,大便正常,体重无明显变化,夜眠欠佳.于外院就诊查胃镜提示:“慢性萎缩性胃窦炎”,予以“护胃”治疗,患者感乏力、纳差等不适缓解,未再进一步检查及治疗,3月前再次无明显诱因下感上述不适,再次外院就诊,查PET-CT:1、全身多发淋巴结影,部分略肿大伴FDG代谢轻度增高,考虑良性病变(炎性增生)可能.
作者：胡晨波；陆云飞；唐华；火永康；朱君效 刊期： 2018年第06期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是一种少见的慢性胆汁淤积性肝脏疾病.其典型的病理学改变为胆管周围纤维化而呈洋葱皮样,典型的影像学改变为肝内和(或)肝外胆管狭窄与扩张相间而呈串珠状.2017年,国内外在本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均取得一定进展,本文简要介绍如下.
作者：李淑香；贾继东 刊期： 2018年第06期
资料和方法一、一般资料7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2例;年龄范围28～70岁;平均年龄39.9岁;病程5至70天,平均34天;科室分布:感染科3例,普外科3例,消化科1例.有手术史者4例,其中2例发生于脾动脉栓塞术后,1例发生于剖宫产术后,1例有明确的腹部外伤史.其余3例均有“糖尿病”病史,其中脓毒血症2例.
作者：梁栋；王全楚；张燕；陈北方 刊期： 2018年第06期
肝脏杂志
主管:上海市卫生局
主办：上海市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