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
目的 了解长期使用阿德福韦酯(ADV)患者低磷血症的发生情况及临床特点.方法 选择单用或者联合抗病毒治疗方案中含有阿德福韦酯治疗2年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纳入观察,检测其血磷及尿磷、PTH、eGFR、ALP,分析低磷累计发生率及临床特点.结果 82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单用或含有ADV联合抗病毒治疗方案进行抗病毒治疗2年,累计低磷血症17例(20.7%);有骨关节疼痛症状4例,骨密度检测均提示骨质疏松,其中1例发生病理性骨折;尿磷升高31例(37.8%),尿磷和低血磷呈负相关,17例低血磷患者均存在尿磷升高;ALP升高只出现在部分低磷血症患者.血磷和尿磷呈负相关(Pearson相关性-0.690,P<0.01),尿磷可预测低血磷发生:尿磷大于1.31 g为预测低血磷佳临界点;阳性预测值为61.2%,阴性预测值为100%.结论 长期应用ADV抗病毒治疗患者,应常规随访血磷水平,早期尿磷检测可预测低磷血症发生.
作者：何小敏；朱新功；丁佳臣；何小峰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分析在中晚期肝癌患者采用三氧化二砷(As2O3)联合脱氧氟脲苷(FuDR)、卡铂(CAP)、吡柔比星(THP)介入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我院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收治的115例中晚期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57例行常规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治疗,观察组58例行As2O3联合FuDR、CAP、THP介入治疗.治疗4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肝功能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获益率分别为48.3%、87.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9.8%、6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肝功能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肝功能损伤、骨髓抑制、疼痛、发热,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As2O3联合FuDR、CAP、THP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无严重不良反应,且治疗后的肝功能情况明显优于单纯使用TACE治疗,是一种治疗中晚期肝癌的较佳选择.
作者：郑子瑞；王晓辉；王晓娟 刊期： 2017年第04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由一系列包括遗传易感性及环境暴露的复杂过程引起.无论代谢综合征是因、还是果,NAFLD常与一个或多个代谢综合征相关表型共同发生.也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NAFLD与代谢综合征具有共同的发病机制.然而,6跨膜蛋白超家族成员2(TM6SF2)基因变异是一例外[1],在增加NAFLD风险的同时,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保护作用,表现出NAFLD与心血管疾病出人意料的负相关.尽管值得怀疑,但是目前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NAFLD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遗传背景.
作者：陈柳莹；陆伦根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通过高脂饮食建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大鼠模型,观察NAFLD对肠道菌群多样性及群落组成的影响.方法 建立NAFLD大鼠模型,通过大鼠肝脏病理切片HE染色验证NAFLD模型的成立,利用16sRNA测序技术对粪便肠道微生物进行检测分析,探讨NAFLD对肠道菌群多样性及群落组成的影响.结果 肝脏组织学检查显示NAFLD组大鼠肝脏脂肪变明显,提示NAFLD动物模型建立成功.对照组Shannon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NAFLD组(P<0.05).提示对照组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显著丰富于NAFLD组.在门水平的变化情况提示,与对照组相比,NAFLD组中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较高(均P<0.05),而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则较低(P<0.05).在科水平的变化情况提示,正常对照组以毛螺菌科、瘤胃球菌科、拟杆菌科_S24-7为优势菌科,而NAFLD组则以毛螺菌科、瘤胃球菌科为优势菌科.与对照组相比,NAFLD组中的毛螺菌科、拟杆菌科、脱硫弧菌科、氨基酸球菌科、Christensenellaceae菌科等相对含量较高(均P<0.05),而拟杆菌科_S24-7、普雷沃氏菌科、乳杆菌科等相对含量较低(均P<0.05).结论 NAFLD可降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并且显著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含量.
作者：张静怡；唐颖悦；李春敏；明雅南；唐洁婷；曾民德；茅益民 刊期： 2017年第04期
草药和膳食补充剂(HDS)在世界各地的应用及其引起的肝损伤越来越多见.新近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ASLD)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联合组成了一个临床研究小组并举办了一次专题会议,对当前美国HDS的使用和管理状况,HDS的鉴定和纯化方法及其标准化问题,以及HDS诱导肝损伤(HDS-induced liver injury,HDILI)的发病率、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断、预防、治疗和调控监督的未来方向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1].本文特对HDILI相关进展进行介绍,以期推动和加强对我国HDILI研究和防治的重视.
作者：于乐成；范晔；陈成伟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探讨不同真菌感染对肝衰竭患者病情及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感染科近5年内收治的80例肝衰竭患者的完整临床资料.分析不同真菌感染对患者病情及转归的影响.观察患者真菌数量、种类及构成情况、患者真菌感染部位及构成情况及不同类型真菌感染患者的治疗与转归情况.结果 ①80例患者中共分离出真菌80株,其中白色假丝酵母菌占52.50%(42/80)(该菌占比大),热带假丝酵母菌占10.00%(8/80),光滑假丝酵母菌、克柔假丝酵母菌均占7.50%(6/80),烟曲霉菌、未分类曲霉菌均占6.25%(5/80),黄曲霉菌属占5.00%(4/80),青霉菌属、毛霉菌属均占2.50%(2/80).②80株真菌中,口腔感染占43.75%(35/80),呼吸道感染占20.00%(16/80),血液感染占15.00%(12/80),肠道、泌尿道感染各占8.75%(7/80),腹腔感染占3.75%(3/80).③80例患者均给予基础肝病治疗,联合伏立康唑、氟康唑、卡泊芬净、两性霉素B及伊曲康唑抗真菌治疗.80例患者中,死亡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毛霉菌属100%(2/2)、曲霉菌属57.15%(8/14)、青霉菌属50.00%(1/2)、酵母菌属(白色假丝酵母菌为主)24.19%(15/62);毛霉菌属感染者病死率高,预后差,酵母菌感染(白色假丝酵母菌为主)者病死率低,预后好;4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作者：陆晖；李孟英；谭可平；陈婵；沈扬林；甘琼萍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探讨恩替卡韦在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长期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取我院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收治的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80例,依据治疗方法将患者分为常规治疗组(n=40例)和恩替卡韦组(n=40例),对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PTA、HBV DNA定量及Child-Pugh评分、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恩替卡韦组患者的ALT、AST、TBil水平均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P<0.05),并发症发生率2.5%(1/40)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7.5%(3/40)(P<0.05),但两组患者的PTA、HBV DNA定量及Child-Pugh评分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恩替卡韦在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长期治疗中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ALT、AST、TBil水平,改善患者肝功能,并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安全有效.
作者：刘少杰；王桂芬；郭伟；孙善动；李响；韩海霞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分析高龄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支架治疗的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收治的76例行支架治疗高龄梗阻性黄疸患者临床病例资料,以术后生存时间6个月判断预后情况,其中生存时间小于6个月的患者为53例(69.74%),生存时间6个月及以上的患者为23例(30.26%).将76例患者按照性别、癌症类型、Child-Pugh评分、是否结合化疗、梗阻长度、梗阻部位、梗阻时间、总胆红素水平、血红蛋白、术前胆道感染及支架类型进行分类,将以上经单因素分析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高龄恶性梗阻性黄疸支架治疗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结果 对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癌症类型、Child-Pugh评分、是否结合化疗、梗阻部位、梗阻时间、总胆红素水平及术前胆道感染7个因素对患者预后生存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以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单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癌症类型、Child-Pugh评分、是否结合化疗及梗阻部位4个因素为影响高龄梗阻性黄疸支架治疗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P<0.05).结论 对于高龄梗阻性黄疸支架治疗的患者,癌症类型、Child-Pugh评分、是否结合化疗及梗阻部位4个因素影响患者预后生存期,医护人员可针对以上因素制定合理治疗措施,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作者：张雪惠；陈达丰；陈月凤 刊期： 2017年第04期
隐匿性HCV感染(OCI)是指在肝脏组织或者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中能检测到HCV RNA,而在血清中多次检测均低于检测下限.那么,OCI临床意义如何?在临床上是否存在免疫抑制状态下HCV再激活?是否能成为抗HCV阳性且血清HCV RNA阴性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的原因?甚至在一些自发或者治疗达到持续病毒学应答(SVR)的患者中,OCI是否是导致肝功能持续异常和肝病持续进展的首要原因?美国学者Elmasry等[1]在肝移植术后的患者出现HCV复发,应用直接抗病毒药物(DAA)获得SVR后进行OCI检测,以了解这些患者OCI的发生情况.
作者：李异；欧鹏程；陈军 刊期： 2017年第04期
母婴传播(MTCT)是导致乙型肝炎病毒(HBV)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HBV人群流行率超过8%的高流行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同时也是经济及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区域,MTCT导致新发慢性HBV感染的情况更为严重[1, 2].在中国,虽然儿童HBV疫苗接种率逐渐升高,超过94%的儿童完成了三次HBV疫苗接种,但是由于我国育龄期女性慢性HBV感染率仍较高(约为7.18%),MTCT导致的HBV感染仍是新发HBV感染的主要原因,约占新发人群的40%~50%[3].成人首次感染HBV后慢性化的比率仅为5%,而新生儿一旦感染HBV,90%会进展为几乎持续终身的慢性HBV感染.
作者：张丽；冉启锋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评估生活在特高高原(海拔4 500米以上)极限环境的藏族农牧民的HBsAg携带状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至2015年岗巴县接受免费体检的藏族农牧民体检手册和县医院检验科患者登记册,调取HBV血清标志物(HBV-M)或单项HBsAg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岗巴县5个乡镇的自愿接受体检的904名藏族农牧民中,HBsAg阳性率为20.0%(95% CI:17.4%~22.6%),5个乡镇HBsAg阳性率从14.1% 到30.0%.县医院299例门诊患者的HBsAg阳性率为24.7% (95% CI:22.3%~32.5%),而299例住院患者HBsAg阳性率为26.4% (95% CI:21.4%~31.4%).在县医院进行过HBV-M检测的181例患者中,58.6% (95% CI:51.4%~65.8%)显示为HBV-M全阴性.结论 岗巴藏族农牧民HBsAg携带率高,且乙型肝炎疫苗保护率低下,提示对特高高原农牧民这一特殊人群的HBV感染状况需要关注.
作者：白桑；张慧；扎西伟色；索朗次仁；龙海；叶涛；旦增；马世武 刊期： 2017年第04期
丙型肝炎(HCV)全球感染率约2.8%,每年约35万人因HCV感染导致死亡,而中国几乎占所有病例的20%,并呈日益增长的趋势[1]. HCV感染发病隐匿,慢性程度高,约50%~80 %的患者将转为慢性感染,10%~20%的患者可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若出现失代偿,10年生存率仅为25% [2].聚乙二醇干扰素 (PEG-IFN) 联合利巴韦林 (RBV) 治疗是我国慢性丙型肝炎的标准抗病毒方案,但此方案仅50%~70%的患者能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SVR)[3].患者对抗病毒治疗的不同应答情况不仅与病毒因素有关,还与宿主因素如年龄、肝纤维化程度、胰岛素抵抗以及遗传变异有关.其中宿主遗传因素在HCV感染治疗中的关键作用备受瞩目,关于不同个体的遗传背景及免疫状态与HCV抗病毒疗效关系的研究不断被报道,本文就近年来的进展进行综述如下.
作者：徐银；陈奕娟；符和英；邹良军；蒋建华；唐建梅；章婵；屠小明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观察核苷(酸)类似物(NAs)和α干扰素(IFN-α)抗病毒治疗对慢性乙型肝炎(CHB)和代偿期肝硬化(LC)患者远期发生肝细胞癌(HCC)及死亡风险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前瞻性双向队列研究设计,自2008年1月起,对1998年8月至2007年12月间住院的慢性HBV感染者通过回顾性调查建立研究队列,并随访至2013年5月.共2 035例患者纳入队列研究,其中NAs治疗组380例,IFN-α治疗组153例,未治疗(对照)组1 502例.结果 IFN α治疗组中位随访时间10.08 (IQR:7.96～11.67)年,HCC 发生率为2.70/1000人年;NAs治疗组中位随访时间7.58 (IQR:6.08～9.67)年,HCC 发生率为6.76/1000人年;对照组中位随访时间9.2(IQR:7.0～11.33)年,HCC 发生率为13.02/1000人年.在CHB患者中,IFN α治疗组的HCC累积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8)和NAs 治疗<5 年的患者(P=0.039),其累积肝病相关病死率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和NAs治疗<5年(P=0.007)的患者;NAs治疗≥5年患者的累积肝病相关病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9)和NAs治疗<5年的患者(P=0.034).在基线代偿期LC 患者中,NAs治疗≥5年的患者HCC累积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28)及NAs治疗<5年患者(P=0.031);同时其累积肝病死亡率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及NAs治疗<5年患者(P=0.017).结论 IFN α治疗能显著降低CHB患者远期发生HCC和死亡的风险,而NAs长期治疗可以减少CHB患者的死亡风险,并显著降低代偿性肝硬化患者HCC的发生风险及死亡率.
作者：张秀翠；蒲蕊；吴婷；殷建华；倪武；曹广文 刊期： 2017年第04期
肝脏血管瘤是发生于肝脏的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之一,肝脏血管瘤的发生多与血管畸形有关,大血管瘤常会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导致严重后果[1].对肝脏血管瘤的明确诊断对其后续的一系列治疗方案的制定及疗效评估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2].为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在肝脏血管瘤患者治疗中的临床价值,回顾性分析了海南省中医院肿瘤科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78例经临床确诊的肝脏血管瘤患者的临床和辅助检查资料,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现报道如下.
作者：冯雪梅；赵月娥；朱治贵 刊期： 2017年第04期
2016年,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科大奖授予Heidelberg大学的Ralf Bartenschlager、Rockefeller大学的Charles Rice以及Arbutus Biopharma的Michael Sofia,以表彰他们在丙型肝炎病毒(HCV)复制子系统以及抗HCV药物研发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从1989年科学家成功克隆出HCV基因组片段,到2016年直接作用的抗病毒药物(DAAs)在丙型肝炎患者的成功运用,仅经历了短短的25年,人类就已经处于治疗HCV感染的顶峰.
作者：刘佩浩；饶慧瑛 刊期： 2017年第04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宁琴教授(A方观点):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应用核苷(酸)类药物(NAs)治疗需要长期乃至终生用药2015年我国乙型肝炎指南指出CHB抗病毒治疗的理想终点是: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患者停药后获得持久HBsAg消失,伴或不伴HBsAg血清学转换(功能性治愈).NAs尽管可以快速、高效抑制HBV DNA复制,然而在血清学应答,尤其是HBsAg阴转(<3%)方面不尽如人意,且其诱导的病毒学及血清学应答不持久.
作者：易玲 刊期： 2017年第04期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原名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由自身免疫介导的胆汁淤积性肝病,女性多发, 组织学从初的小叶间胆管炎逐步发展为汇管区周围炎、小叶间隔纤维化,终发展为胆汁淤积性肝硬化.随着对该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诊断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UDCA的广泛使用,目前I~III 期(肝硬化前期)的PBC患者日益增多,改变了上世纪50年代PBC一旦被确诊即存在肝硬化的历史.2015年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正式更名为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并在全球达成共识[1-4].熊去氧胆酸(UDCA),一种亲水性胆汁酸,虽然其含量仅占人体胆汁酸总量的5%以下,但它却具有抑制疏水性胆汁酸毒性, 促进碳酸氢盐分泌,对抗氧化应激,拮抗凋亡以及调节免疫作用.
作者：孙颖；陈丹丹；李保森；邹正升 刊期： 2017年第04期
原发性肝癌(HCC)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外科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高发于东部沿海地区.原发性肝癌的恶性程度较高,发病隐匿,早期常无特殊临床表现,侵袭性生长快速,临床治疗较棘手,早期发现显得尤为重要[1].小肝癌(SHCC)是指癌结节小于3 cm者,或者癌结节不超过2枚、直径总和不超过3 cm的原发性肝癌.小肝癌的病变浸润范围较小,手术切除的机会较高,但其早期常无临床症状,早期发现和定性诊断比较困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肝胆外科和影像科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我们采用128排双源螺旋CT多时相灌注成像诊断原发性小肝癌,提高了早期诊断率,降低了误诊率,收到了较高的临床价值.现进行分析讨论,并报道如下.
作者：刘月军；刘向东 刊期： 2017年第04期
HBV DNA载量与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呈正相关,由于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在人体肝脏细胞的长期存在,使HBV DNA的根除变得极其困难[1].标准的干扰素(IFN)48周疗程可以取得较高的应答率,但相关的不良反应限制了其临床推广.随着临床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发现在核苷(酸)类似物(NUC)治疗基础上序贯IFN能获得较理想的HBeAg血清学转换率,但研究多选择初治患者.Ning[2]的研究发现,恩替卡韦单药长疗程治疗后未达到HBeAg血清学转换的患者继续接受48周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α2a)取得理想效果,优于继续接受恩替卡韦(分别为14.9%和6.1%,P=0.0467),表明Peg-IFN-α2a可以强化恩替卡韦的抗病毒效果,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转换为IFN联合恩替卡韦序贯治疗是否会优于单纯的Peg-IFN[3].
作者：王芳；邵斌 刊期： 2017年第04期
目的 研究慢性肝病及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铁蛋白(SF)含量变化,探讨SF在原发性肝癌发生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慢性乙型肝炎患者42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40例及原发性肝癌患者 50例,健康体检者45名,常规检测 SF 水平,对比各组SF水平的变化及与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白蛋白(Alb)等肝功能指标和甲胎蛋白(AFP)比较相关性.结果 肝癌组患者SF水平明显高于慢性乙型肝炎及乙型肝炎肝硬化组患者;3组患者与健康体检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乙型肝炎组患者SF与ALT、AST、AFP呈显著正相关,乙型肝炎肝硬化组患者SF与AST、AFP呈显著正相关,肝癌组患者SF与ALT、AFP呈正相关.在肿瘤的临床TNM分期中,肝癌组患者的SF与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脏器转移呈正相关(P<0.05),但与患者年龄和性别无明显相关(P>0.05).结论 慢性肝病及肝癌患者SF与ALT和(或)AST、AFP具有相关性.SF可作为肝病诊断的重要参考指标,对判断肝癌患者的病情、疗效及预后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可作为肿瘤辅助诊断的指标.
作者：程丹；邵志林；吴亮；黄元成 刊期： 2017年第04期
肝脏杂志
主管:上海市卫生局
主办：上海市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