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嘉；林伟星；蔡嘉伟；温晓峰；何真；邱建平；朱冬云；孔德灿；何晓生；何小文；吴小剑；周宇；王民汉；周智洋；兰平
目的：探讨比沙可啶对慢传输型便秘（STC）大鼠的治疗效果及作用机制。方法选取30只健康雌性Wister大鼠，其中20只采用复方苯乙哌啶灌胃法建立STC大鼠模型，设立STC比沙可啶组（喂饲比沙可啶）和STC对照组（普通喂饲），每组10只；剩余的10只大鼠作为空白对照组。对比空白对照组、STC对照组和STC比沙可啶组大鼠的体质量、排便粒数、粪便干重以及肠运输时间的变化，并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结肠Cajal间质细胞（ICC）及其c-Kit蛋白的表达。结果喂饲复方苯乙哌啶混悬液第100天时，STC模型大鼠组较空白对照大鼠的体质量下降，粪便粒数减少，粪便干重增加，肠道传输时间延长（均P＜0．05），成功建立STC大鼠模型。比沙可啶治疗1个月后，空白对照组、STC对照组和STC比沙可啶组大鼠粪便粒数、粪便干重、肠道传输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其中STC比沙可啶组大鼠粪便粒数较STC对照组增多[（36．6±6．8）粒／d比（26．8±6．0）粒／d]，而粪便干重减少[（150．6±10．5） mg／粒比（171．6±16．3） mg／粒]，肠道传输时间缩短[（416．9±50．6） min比（495．3±66．8） 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STC对照组大鼠结肠壁ICC出现基膜溶解，与周围细胞间的紧密连接也有破坏，细胞核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单视野中数量为（8．20±1．92），结肠c-Kit表达量为（12．68±2．59）％，明显少于空白对照组[分别为（36．00±6．25）和（71．50±8．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与STC对照组相比，STC比沙可啶组大鼠结肠壁 ICC与周围细胞的紧密连接明显增加， ICC数量增多（18．80±3．70），结肠c-Kit蛋白表达亦增加（45．91±6．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00）。结论比沙可啶治疗可改善大鼠STC状况，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加结肠ICC数量并提高ICC内c-Kit蛋白表达有关。
作者：凌杰；张文忠；徐斌；邱伟；王永兵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探讨肛瘘尤其是高位肛瘘的流行病学特征、内口分布特点及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到2015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收治的1783例肛瘘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将瘘管穿越肛管直肠环或位于其上者定义为高位肛瘘（125例）。内口位置分为后方（5～7点）、前方（11～1点）、左侧（2～4点）和右侧（8～10点）。结果1783例肛瘘患者中男性1526例，中位年龄36岁；女性257例，中位年龄35岁；男女比例为5．9∶1．0，其中高位肛瘘男女比例为7．3∶1．0。瘘管内口位于后方者占51．4％（884／1720），其中在高位肛瘘中占66．4％（83／125），明显高于其在低位肛瘘中50．2％（801／1595）的占比（P＝0．002）。术后复发率为2．6％（45／1720），其中高位肛瘘与低位肛瘘的复发率分别为13．6％（17／125）和1．8％（28／15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肛瘘位置（OR＝5．475，95％CI：2．230～13．445，P＝0．000）、肛瘘手术史（ OR＝2．671，95％CI：1．315～5．424，P＝0．007）、肛瘘挂线史（OR＝4．707，95％CI：1．675～13．232， P＝0．003）及合并肠炎（OR＝10．300，95％CI：1．187～89．412， P＝0．034）是肛瘘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肛瘘挂线史则是高位肛瘘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37，OR＝6．476，95％CI：1．116～37．589）。结论肛瘘好发于中青年男性患者，肛瘘尤其是高位肛瘘内口多见于后方位。高位肛瘘术后复发率较高，既往行挂线治疗的高位肛瘘患者术后复发率明显增高。
作者：李嘉钦；杨巍；黄志坚；梅祖兵；杨达成；吴海燕；汪庆明 刊期： 2016年第12期
患者女性，76岁。因肛门坠痛4年余，加重伴肛门溃烂、便血1年于2016年2月29日入院。体格检查：一般状况可，两侧腹股沟区未及淋巴结肿大及肿物。视诊见肛周皮肤溃烂，见图1a，触痛明显，闻及溃烂表面腥臭味。直肠指诊：膝胸位，9点方向距肛缘约2．5 cm可触及一大小约2 cm×3 cm肿物，质韧，有部分活动度，占肠腔周径约1／3，指套退出见血染。结肠镜检提示：距肛缘2．5 cm可见一肿物，表面局部可见散在紫黑色斑点。取活检病理示：直肠恶性黑色素瘤；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示：黑色素瘤相关抗原melanA及S-100阳性，广谱细胞角蛋白PCK阴性，见图2。盆腔MR提示：直肠壁增厚，肠腔占位性病变，侵犯至黏膜肌层。胸部、肝脏CT未见明显异常。癌胚抗原（CEA）：7．73μg／L。排除手术禁忌证后，遂于3月10日在静吸复合麻醉下行经腹会阴联合直肠癌切除术（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APR），术后切除肿瘤标本，见图1b。术后病理示：鳞状上皮呈假上皮瘤样增生，局灶区域细胞异型伴角化珠形成，另见固有层内有少量异型增生的腺体伴黏液产生，异型腺上皮细胞Paget病样扩散至表皮及增生的鳞状上皮间，见图3a；免疫组化示：增生的鳞状上皮P63、CK5／6阳性，异型腺上皮CK8、CK20阳性， ；CK7局灶阳性；提示为：（1）直肠恶性黑色素瘤，侵及黏膜肌层；（2）腺癌伴Paget病样扩散；（3）鳞状上皮假上皮瘤样增生，高度疑为高分化鳞癌；见图3b-3d。终诊断为肛管直肠恶性黑色素瘤、腺癌伴Paget病与鳞癌的复合癌。术后患者恢复顺利，并于3月29日转入我院肿瘤科继续行辅助放化疗等治疗。7月22日患者复查，行胸部、上腹部、盆腔MR检查未见复发征象，CEA：2．3μg／L。自述精神体力好，无不适症状。
作者：曹龙磊；周启昌；于杰；叶辉；郗昌磊；龚治林 刊期： 2016年第12期
排便障碍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其特征是结肠慢传输和/或肛门括约肌矛盾收缩。消化道动力检查在排便障碍的诊断、分型以及指导治疗方面均有重要意义。通过肛门直肠测压（ARM）可以全面了解肛门括约肌和直肠的功能，包括肛管静息压、肛管收缩压、模拟排便时直肠和肛门压力、直肠感觉阈值、肛门直肠抑制反射和直肠顺应性。然而，ARM不能单独诊断排便障碍，需与其他检查方法，如排粪造影或球囊逼出试验等联合应用。排粪造影用于评估肛门直肠和盆底的结构及功能。胃肠传输试验是一种检测结肠运动功能的方法，用于评估各节段和全结肠传输功能。上述检测方法对排便障碍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各项检测方法各有优缺点，常需要联合应用。
作者：黄智慧；戴宁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学会致力于推动结肠直肠肛门疾病和功能障碍的研究、预防和治疗，向患者提供优质医疗。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由学会富有经验的结直肠外科专家组成，成立该委员会旨在引领国际为治疗结直肠肛门相关疾病提供优质医疗，根据可获得的佳证据制定临床实践指南。指南的内容具有包容性，而不是规定性的。指南的目的是为临床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而不是规定具体的治疗方法。指南旨在帮助所有执业医师、卫生工作者和希望了解指南中所包含的相关疾病治疗的患者。应认识到这些指南没有囊括所有的治疗方法，也并不排除可获得相同疗效的其他治疗方法。医生必须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终决定采用适合患者的具体治疗方法。
作者：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探讨术后早期肠内与肠外联合营养治疗胃肠道肿瘤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前瞻性纳入2012年10月至2015年3月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收治的拟行手术治疗的89例Ⅱ～Ⅲ期胃肠道肿瘤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入组患者分为联合营养组（44例，行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联合肠外营养治疗）和肠外营养组（45例，行传统肠外营养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后7d的营养指标（血清总蛋白、血红蛋白及白蛋白）、免疫球蛋白水平（IgA、IgG和IgM）及临床结局（肠道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结果联合营养组患者术后血清总蛋白、血红蛋白、白蛋白等营养指标和IgA、IgG、IgM等免疫指标均明显高于肠外营养组（均P ＜0．05），且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加快[（61．3±14．8） h比（71．2±15．4） h， P =0．003]，术后住院时间缩短[（7．8±3．8） d比（10．3±3．5） d， P =0．001]，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降低[15．9％（7／44）比35．6％（16／45）， P=0．03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术后早期肠内与肠外联合营养支持治疗可以显著改善胃肠道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和免疫功能，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作者：沈文龙；王钰全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分析直肠阴道瘘的手术治疗效果，为临床上处理直肠阴道瘘提供进一步的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接受直肠阴道瘘修补术的3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门诊及电话随访患者的术后情况。结果全组直肠阴道瘘患者均完成手术。术后随访时间24．7（6～48）月，34例患者中有23例患者获得痊愈，总的治愈率为67．6％。其中经肛门、经阴道、经会阴、经腹入路的手术成功率分别为4／6、68．4％（13／19）、6／10、0／1。6例术前存在大便失禁症状患者中，3例经会阴直肠切开术的患者术后平均Wexner评分（3.0分）明显低于术前平均评分（11.0分）；其余3例经阴道及经直肠修补的患者术后平均Wexner评分（7．3分）与术前平均评分（8.0分）接近。结论直肠阴道瘘病因复杂，根据病因、瘘及周围组织的解剖特点把握佳治疗时机，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是治疗获得成功的关键。
作者：张迪；陈华显；李娟；彭慧；任东林 刊期： 2016年第12期
功能性便秘是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并造成巨大社会经济负担的高发疾病之一，美国每年用于购买非处方（over the counter，OTC）泻药的花费高达80亿美元［1］。然而，许多难治性便秘患者对包括泻药在内的保守治疗无效。根据目前对于功能性便秘的个体化和分级诊疗原则，保守治疗失败的患者应采用外科手段治疗［2］。但长期以来，传统的外科手段有限，且比较公认的结肠全切除又存在风险大，并发症高、长期疗效不确定等缺点［3］。所以，当骶神经刺激技术（sacral nerve stimulation， SNS）被报道治疗难治性便秘成功后，立即受到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
作者：崔喆；王争；叶光耀；Klaus E Matzel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探讨经自然腔道取出标本（NOSE）手术联合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在乙状结肠及直肠上段癌治疗中的应用。方法将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间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90例符合条件的结直肠癌患者随机分为：腹腔镜手术加传统护理组（腹腔镜手术加传统护理方案）、腹腔镜手术加ERAS组（传统腹腔镜手术加ERAS方案）和NOSE加ERAS组（NOSE手术加ERAS方案）。比较3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及疼痛评分。结果3组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患者麻醉时间、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腹腔镜手术加ERAS首次排气时间、首次排便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平均住院费用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腹腔镜手术加传统护理组，NOSE加ERAS组术后首次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平均住院费用均低于其他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腹腔镜手术加ERAS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优于腹腔镜手术加传统护理组患者，而NOSE加ERAS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优于其他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结论采用NOSE手术联合ERAS方案治疗乙状结肠及直肠上段癌患者优势明显。
作者：张焕标；俞金龙；崔春晖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探讨合并自发性腹腔脓肿的克罗恩病患者需早期手术干预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5月至2015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收治的克罗恩病合并自发性腹腔脓肿9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需行早期手术干预（脓肿发生后60 d内接受的手术治疗）的危险因素。结果94例患者中男性70例，女性24例；诊断克罗恩病时的年龄平均28.4岁；自发性腹腔脓肿发生的年龄平均30.4岁，腹腔脓肿平均病程为3年，其中回结肠型（L3）占81．9％（77/94），单发脓肿占76．6％（72/94）。有33例（35.1%）既往接受过腹部手术；52例（55.3%)合并肠狭窄；71例（75.5%)合并肠瘘。克罗恩病合并自发性腹腔脓肿后60 d内，有44例（46．8％）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 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既往有腹部手术史（OR＝3．23，95％CI：1．12~9．31，P ＝0．030）、合并肠狭窄（OR ＝3．52，95％CI：1．26~9．85，P ＝0．017）和合并肠瘘（OR ＝4．31，95％CI：1．25~14．80，P ＝0．020）为早期手术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肠内营养（OR ＝0．18，95％CI：0．05~0．62，P ＝0．007）则为早期手术的独立保护因素。结论合并自发性腹腔脓肿的克罗恩病患者如果既往有腹部手术史、合并肠狭窄或肠瘘，则具有较高的手术风险，而使用肠内营养可降低早期手术干预的风险。
作者：何晓生；郑晓彬；练磊；周驰；何小文；吴小剑；兰平 刊期： 2016年第12期
当药物治疗及生物反馈、骶神经刺激等治疗无效时，手术成为治疗顽固性便秘患者的终选择。顽固性功能性便秘分为结肠慢传输、出口梗阻和混合型。结肠慢传输和出口梗阻两类病理变化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高达90．2％的便秘为混合型，因此，手术治疗时需同时纠正这两类病理变化。金陵术应用结肠次全切除联合升结肠-直肠大口径侧侧吻合术，同时解决慢传输和出口梗阻两类病理生理变化。自2001年1月至2016年6月，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已实施金陵术1768例，经长期随访结果显示，金陵术能有效改善排便功能和胃肠生活质量，有较高的排便满意率，同时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较低。随着手术微创化、手术器械的进展、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以及围手术期处理的不断更新和进步，该术式安全性和有效性亦在不断提高。通过长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本中心已形成以金陵术为中心，肠道微生态治疗为基础，药物、生物反馈和骶神经刺激治疗为辅的顽固性便秘综合治疗策略。
作者：姜军；陈启仪 刊期： 2016年第12期
慢传输型便秘（STC）是一种特发性、多因素共同干预的复杂疾病。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近年来研究报导其可能与肠神经系统（ENS）改变有关，包括肠道神经细胞改变或退变、肠道神经胶质细胞受损和肠道神经递质改变。此外，肠道肌病、Cajal间质细胞减少、自身免疫因素、内分泌因素、泻剂、精神心理因素和饮食运动习惯等因素也可能与STC的发生与加重相关。目前STC的诊断一方面要参考罗马Ⅲ标准的功能性便秘诊断，同时需结合结肠传输实验以及患者的临床症状。 STC的治疗以保守治疗为主，但对于经规范化内科治疗无明显好转的患者需要手术治疗，目前较为认可的术式是结肠次全切除术，肠道重建的方式则比较多样，“金陵术”、“逆袢吻合术”等都能取得不错的预后。但STC的外科治疗需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目前STC治疗的发展方向为针对其发病机制开发新型药物。随着更多深入研究不断揭示STC根本的发病机制，相信针对具体病因的治疗手段也将帮助人们解决STC的困扰。
作者：张东旭；朱安龙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直肠阴道瘘的临床治疗困难，往往存在复发率高和肛门功能损害的问题。本文通过复习相关文献，结合自身临床实践，针对目前直肠阴道瘘诊疗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述。包括如何对直肠阴道瘘进行全面术前评估，如何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如何根据各种术式的优劣进行合理的选择以及围手术期的规范管理等。细致的专科体检是明确诊断的基础，磁共振和直肠彩超可以协助我们对直肠阴道瘘和周围组织的情况进行精确的标准化评估。适宜的手术时机和良好的肠道准备是手术成功的前提。虽然目前治疗直肠阴道瘘的手术入路和方法很多，但并没有一种针对各种直肠阴道瘘的佳手术方式，仍需根据瘘及周围组织解剖特点、肛门括约肌的完整性以及既往手术修补史进行个体化选择。围手术期的管理对于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复发率同样至关重要。
作者：彭慧；任东林 刊期： 2016年第12期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单孔腹腔镜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进一步实现了腹部无瘢痕的理想效果。我院近两年来使用经脐单孔腹腔镜应用于慢性顽固性便秘患者结肠切除手术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本文主要介绍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在慢性顽固性便秘治疗中的作用及开展情况。我科行单孔腹腔镜时为了尽量形成操作三角，避免器械之间的“打架”，遂利用切口保护器与橡胶手套制作多孔道单孔穿刺器。该“器械”的优势是可以给主刀医生更大的操作空间，手术过程更加便利顺畅，但橡胶手套的固定性较差，器械没有可以依靠的支点，要保证视野的清晰、稳定，对于扶镜手的要求就更高。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器械的研发，单孔腹腔镜手术在慢性顽固性便秘的治疗中会有更广泛的应用。
作者：龚文敬；姜亚君 刊期： 2016年第12期
患者男性，23岁。因“肛周胀痛不适2 d”，在当地医院以替硝唑对症处理2 d后未见明显好转，于2016年2月3日收入我院。入院查体：肛门外观欠平，肛门镜检：截石位齿状线上5点处可及一肿块，大小约2．0 cm ×2．0 cm，肿块表面光滑，红肿突起，呈波动感，漫肿无头；直肠指检：肛内未触及明显硬结，指套染有脓血性分泌物。实验室检查：白细胞为5．63×109／L；淋巴细胞数1．77×109／L，中性粒细胞数3．52×109／L。诊断为肛周脓肿。入院后给予头孢他啶2．0 g和奥硝唑0．5 g 每天2次治疗性使用48 h，并完善术前准备；于2月5日行一次性根治手术治疗，于肛内5点位脓肿薄弱处切开，放出脓液约10 ml，脓液呈淡黄色，略浑浊，送细菌培养，随后用探针沿切口探入，于同位肛内齿线处探出，用手术刀沿探针切开脓肿，见一鱼刺样异物，清除腐败组织，修整创缘，充分止血，见图1。追问病史，患者5d前有进食鱼类。术后常规给予肛泰栓和龙珠软膏每日换药，康复新液坐浴；头孢他啶2．0 g 2次／d，奥硝唑0．5 g 2次／d治疗性使用。术后第2天脓液培养提示革兰阳性球菌，第4天脓液培养出鹑鸡肠球菌（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ATB全自动细菌分析仪鉴定），药敏试验结果见表1。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未诉特殊不适，无明显全身症状，体温正常，常规于术后第5天停补液治疗。术后病理显示，送检组织呈化脓性炎性改变。患者于2月12日出院，术后随访3月，恢复可，病情无反复。
作者：钱利强；沈根海；沈喜平；高泉根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观察针刺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患者的近、远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8月至2015年11月间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接受针刺联合生物反馈治疗的142例符合功能性胃肠疾病罗马Ⅲ中功能性肛门直肠痛诊断标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电话和门诊复查形式进行标准化随访，对患者进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0～10分）和简明汉化版健康调查简表（SF-36，0～148分），并对患者治疗结束时（近期）和随访期间（远期）的总满意度及总体有效率（ VAS 评分下降≥30％）进行评价。结果全组142例患者中101例（71．1％）在随访中获得有效问卷，随访时间3～67（中位数28）月。101例患者治疗前、治疗结束时和随访期间VAS评分分别为6．09±1．78、1．99±1．89和3．55±2．60，尽管随访期间VAS评分较治疗结束时有所增高，但优于治疗前水平（P＜0．05）。31例患者SF-36量表评分分别为82．0±16．9、94．0±15．1和88．1±15．3，随访期间生活质量评分较治疗结束时有所下降，但亦优于治疗前水平（P ＜0．05）。针刺联合生物反馈治疗的近期总有效率为85．9％（122／142），远期为75．2％（76／101）。患者近、远期总满意率分别为92．3％（131／142）和84．2％（85／101）。结论针刺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疗效显著，患者满意度高。
作者：郑玲；丁曙晴；丁义江；薛雅红；周惠芬；李敏；曹建葆；王静 刊期： 2016年第12期
便秘对人类健康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己是公认的事实，特别是经过严格非手术治疗效果不理想、甚至无效的患者，需在外科进一步诊治。随着新技术、新器械的临床应用，在便秘的外科治疗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手术方法，提高对出口梗阻型便秘的诊疗水平。
作者：杨新庆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探讨腹腔镜技术在高位一穴肛畸形治疗中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于2005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间收治并手术治疗的26例高位一穴肛畸形女性患儿的临床资料，平均年龄（1．4±1．6）岁，以直肠末端位于耻骨尾骨线上缘诊断为高位一穴肛畸形，其中17例行腹腔镜辅助肛门成形术及尿道成形-阴道成形术（腹腔镜组），包括三孔腹腔镜手术（12例）和单孔腹腔镜手术（5例）；9例患儿经腹会阴联合肛门成形术及尿道成形-阴道成形手术（常规开腹组）。对比两组患儿术中及术后情况，并以Krickenbeck标准评价术后排便功能。结果26例高位一穴肛畸形患儿均手术成功，腹腔镜组无中转开腹。腹腔镜组手术时间为（124．1±4．9） min，短于常规开腹组的（131．8±3．2） min；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为（10．5±2．1） ml，少于常规开腹组的（16．2±2．7） ml；腹腔镜组术后住院时间为（5．7±0．5） d，短于常规开腹组的（9．2±0．4） d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腹腔镜组中，采用三孔腹腔镜和单孔腹腔镜手术的患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术后腹腔镜组有2例患儿出现直肠黏膜脱垂；常规开腹组1例出现直肠黏膜脱垂，1例患儿出现切口感染；两组均无尿道阴道瘘复发，并未出现肛门狭窄或尿道狭窄等并发症。其中腹腔镜组排便功能评分为（10．7±0．2），优于常规开腹组（9．7±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47）。但两组患儿的自主排便运动、便秘和污粪等评分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结论腹腔镜辅助手术运用于高位一穴肛畸形的治疗安全可行。
作者：王琛；刘树立；陈震；李龙；郑伟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利用CT三维成像（3D-CTA）预估回肠储袋-肛管吻合术（IPAA）储袋下拉所需长度及完成吻合的困难程度，为制订IPAA的手术操作策略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15年4月至2015年11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行640层腹部CT的89例患者，经三维血管重建测量肠系膜上动脉（SMA）主干到其末端的长度；测量SMA起点到肛缘距离与SMA起点到耻骨联合距离的差值Da～p，用来衡量储袋底端需超过耻骨联合多少距离方可完成无张力吻合；以及SMA起点到肛缘距离与SMA长度的差值Da～s，用来衡量完成无张力吻合的血管蒂长度与SMA实际长度的差距，推测达到无张力吻合的困难度；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以上两指标的临床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本组患者Da～p为（2．9±0．9） cm，100％患者Da～p≤6 cm，89．9％患者Da～p≤4 cm，19．1％患者Da～p≤2 cm。多因素分析发现男性（OR＝0．187，95%CI：0．065～0．536，P＝0．002）和高龄（OR＝1．057，95％CI：1．017～1．097， P ＝0．004）是Da～p长度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组患者Da～s为（32．0±2．0） cm，根据Da～s大小分级评估储袋下拉困难程度，全组患者中简单组12例（13．5％），中等组63例（70．8％），困难组14例（15．7％）。多因素分析提示，低龄（OR ＝0．920，95％CI：-0．120～-0．040， P＝0．002）和Da～p距离大（OR＝1．190，95％CI：0．110～0．240， P ＝0．000）是储袋下拉困难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CT三维成像可判断预估IPAA术中储袋下拉所需的长度和完成吻合的困难程度，国内89．9％患者储袋下拉超过耻骨联合下缘＞4 cm即可达到理想吻合，其中男性和高龄患者所需的下拉长度更大；而对于低龄、Da～p距离大的患者，储袋下拉困难的风险相对较高。
作者：柯嘉；林伟星；蔡嘉伟；温晓峰；何真；邱建平；朱冬云；孔德灿；何晓生；何小文；吴小剑；周宇；王民汉；周智洋；兰平 刊期： 2016年第12期
目的：探讨肛周子宫内膜异位症（PEM）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6年1月南京市中医院肛肠外科诊治的17例PEM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结果17例PEM患者均为女性，年龄（33．4±4．9）岁，妊娠年龄（26．9±2．9）岁，曾妊娠1～3（平均1．6）次，均经阴道分娩，分娩过程中均伴有会阴侧切或撕裂伤。17例患者术前均行肛管腔内超声检查，13例（76．5％）病灶呈现低回声，无包膜，边界不清，其中6例病灶内部可见液性暗区；2例（11．8％）病灶呈现囊性回声，边界清晰，均可见液性暗区；2例（11．8％）病灶呈混合性不均匀回声，边界尚清。镜下病理表现为典型（类似于正常内膜，有弯曲的、分泌反应很好的腺体和蜕膜样变的间质）和非典型（存在内膜腺体、间质细胞和含铁血黄素3种成分）两种类型。11例PEM患者未累及肛门括约肌，采用完全切除病变治疗，均未接受激素治疗，随访1～10年，未见复发。2例累及肛门括约肌患者，采用病变切除后接受避孕药治疗3月，随访9月～4年，未见复发。4例累及肛门括约肌且合并肛瘘患者，采用病变切除后接受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治疗3月，随访2～3年，3例复发，1例继续口服避孕药治疗，症状好转；2例再次术，术后继予GnRH治疗3月，未复发。结论 PEM临床少见，典型的临床表现和肛管腔内超声等检查有助于诊断，病理是诊断的金标准。手术切除是治疗PEM的主要手段，但病变累及肛门括约肌时需注意保护肛门功能，同时辅助GnRH或避孕药治疗是有效的。
作者：祁新琴；丁义江；张苏闽；丁曙晴 刊期： 2016年第12期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主管: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中华医学会，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