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波；王晓俏；邱小弟；阮林；黄焕森
目的：研究非糖尿病慢性肾病（CKD）患者醛固酮（Ald）逃逸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纳入非糖尿病CKD患者104例，予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或ARB联合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治疗12个月，根据治疗前后Ald浓度的变化，确定是否发生Ald逃逸，同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SI）治疗12个月时Ald逃逸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治疗6个月时（26．92％ vs．14．42％，P ＝0．007）。治疗12个月时，不同CKD分期患者Ald逃逸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27），CKD3期患者Ald逃逸发生率高，CKD1期低。单用氯沙坦治疗时，治疗12个月的Ald逃逸发生率明显高于治疗6个月（P ＝0．020）。治疗12个月血浆Ald浓度变化与24 h尿蛋白量、血肌酐（Scr）呈正相关（r ＝0．431，P ＝0．003；r ＝0．336，P ＝0．009），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呈负相关（r ＝－0．275， P ＝0．006）。24 h尿蛋白基线值、eGFR基线值与治疗12个月Ald逃逸的发生相关（OR ＝3．671，P ＝0．028；OR ＝0．972，P ＝0．019），其中eGFR基线值是独立预测因素（OR ＝0．970，P ＝0．012）。结论：部分非糖尿病CKD患者在RASI治疗后出现Ald逃逸，发生率随治疗时间延长呈升高趋势。肾功能水平与该现象发生有关，eGFR基线值是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
作者：杨庆春；罗慧洁；柏琳；施海涛；张志任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讨锌剂联合特拉唑嗪治疗Ⅲa型前列腺炎的疗效。方法：将90例Ⅲa型前列腺炎患者平均分为A、B两组，A组均口服特拉唑嗪＋锌硒宝治疗，B组只服用特拉唑嗪，治疗3个月，观察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及实验室检测指标的变化。结果：治疗后，A组总有效率优于B组（P ＜0．05）；A组NIH-CPSI总体评分、EPS中IL-2及TNF-α水平均低于B组（均P ＜0．05）；A组EPS中WBC阳性总例数由治疗前的40例减少为治疗后的18例，明显优于B组（P ＜0．05）；同时，A组治疗后EPS中卵磷脂小体含量明显高于B组。结论：联合使用特拉唑嗪及锌剂可明显改善Ⅲa型前列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指标，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应用。
作者：肖卫忠；潘森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应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脑卒中后单侧空间障碍（USN）患者及非USN患者进行对比研究，观察两组患者大脑功能连接变化，初步探讨USN患者功能连接的发病机制。方法：选取8例USN患者（USN组）及8例无USN的患者（对照组），收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采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结果：与对照组比较，USN组患者额顶网络与左额、颞叶等脑区功能连接升高，与右扣带回、楔前叶、颞中／前回等脑区功能连接降低，且与行为学量表分数高度相关。结论：脑区之间功能连接的异常可能与USN有关，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脑卒中后USN的发病机制。
作者：王芹；陶静；刘斐雯；宋海燕；梁小凤；陈立典 刊期： 2016年第07期
作者：本刊编辑部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讨血清人附睾蛋白（HE4）、CA125和CA199联合检测对子宫内膜癌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118例子宫内膜癌患者（A组）与82例子宫良性疾病患者（B组），检测血清HE4、CA125和CA199水平，比较不同指标联合检测的阳性率。结果：A组血清HE4、CA125、CA199水平、阳性率均显著高于B组（P ＜0．05）。 A组血清HE4的阳性率高，B组无HE4阳性患者。联合检测以HE4＋ CA125＋ CA199灵敏度、准确度高，分别为94．9％、92．5％。 HE4、CA125和CA199水平及阳性率随FIGO分期均呈增高趋势（P ＜0．05），且各期HE4阳性率均高于CA125、CA199阳性率（P ＜0．05）。结论：HE4可用于鉴别子宫良恶性疾病，且较CA125、CA199对子宫内膜癌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联合检测HE4、CA125、CA199在鉴别子宫良恶性疾病基础上，提高子宫内膜癌诊断的阳性率、准确度。
作者：张智；陈红霞；徐晓霞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索颅内压（ICP）监测在高血压脑出血（HICH）微创术中及术后治疗中的指导价值和优势。方法：抽取73例HICH的病例，随机分配为对照组和治疗组（ICP监测组）。对照组34例，术中使用立体定向软通道技术对血肿进行穿刺，抽吸术前计算血肿量的1／3～1／2后停止，术后常规血肿腔内注射尿激酶；治疗组39例，血肿穿刺前放置ICP监测，然后对血肿进行控制性抽吸，设定目标ICP为15 mmHg，达到目标ICP则停止抽吸，术后根据ICP监测数值控制性血肿腔内注射尿激酶2～5万单位等治疗方案。通过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再出血的发生率、血肿排空时间、平均住院时间等，评判ICP控制在HICH的价值。结果：通过治疗组观察发现，要达到预期治疗效果的ICP，术中抽吸初始血肿量的1／5左右即可；术后再出血：治疗组0例，对照组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血肿排空用时：治疗组（7．36±2．06） d，对照组（10．00±2．59）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平均住院时间：治疗组（19．45±5．942） d，对照组（25．52±9．881）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持续ICP监测联合定向软通道微创手术治疗HICH，改变既往术中经验性抽吸血肿和术后推注药物的观念，提出控制性引流和注药的理念，抽吸初始血肿量的1／5左右（约4～10 mL），即可降低ICP至目标值，还可明显减少术后再出血的发生，缩短病程，减少并发症发生，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并为临床上提供灵敏、客观的指标和依据，提高疗效，减少继发性损伤，改善预后。
作者：韦拳堂；钟志伟；张子衡；黄杰浩；许益民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讨原发性慢性高血压妇女妊娠后并发子痫前期（PE）的危险因素及母儿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4年10月围产期检查的144例原发性慢性高血压合并妊娠患者，在孕20周前，均接受小剂量阿司匹林（low dose aspirin， LDA）50 mg／d治疗；对血压≥150／100 mmHg 2次以上为中、高危者给予口服降压药治疗；依据出院诊断有无并发子痫前期，分为并发子痫前期组（PE组， n ＝63）和非子痫前期组（No-PE组，n ＝81）；分析临床经过和母儿结局。结果：（1）慢性高血压并发PE的发生率为43．8％（63／144）；（2）慢性高血压并发PE的高危因素：经Logistic分析，年龄＞35岁（OR＝2．30，95％CI：1．11～4．77），既往PE史（OR ＝6．76，95％CI：1．83～24．92），高血压年限＞4年（OR ＝2．55，95％CI：1．10～5．89）；（3）母儿结局：PE组22．2％（14／63）发生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早产与胎儿宫内发育受限（FGR）的发生率分别为PE组44．4％（28／63） vs． No-PE 组11．1％（9／81）和23．8％（15／63） vs．0（0），P＜0．001。结论：年龄＞35岁，高血压年限＞4年和以往有PE史为影响慢性高血压并发PE的危险因素；慢性高血压妇女妊娠后易并发PE，早产及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作者：张跃明；王娟；杨伟文；蒋娜；刘丽；刘琴；胡文斌 刊期： 2016年第07期
早在20世纪20年代，ENDE等［1］就首次报道了脐带血干细胞移植（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UCBT）。近年来，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发现脐带血干细胞具有多向分化潜能、更新能力强等诸多优点，可诱导分化成多样种子细胞应用于组织工程及代谢性疾病等临床疾病的治疗中，临床价值巨大。本人主要就脐带血干细胞的相关细胞特性以及目前临床上对于脐带血干细胞的新研究作一综述。
作者：鲁斌；王岩松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对肝星状细胞（HSC）合成胶原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以不同浓度的AngⅡ刺激大鼠HSC，采用[3H]－脯氨酸（3H-pro）掺入释放法检测胶原合成的情况， RT-PCR检测Ⅰ、Ⅲ型前胶原mRNA的表达，原位杂交及免疫组化的方法分别检测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β受体（PDGFR-β）的表达。结果：10－8～10－5 mol／L AngⅡ能剂量依赖性促进HSC对3H-pro的掺入率（P＜0．05），促进胶原的合成，但10－6 mol／L AngⅡ作用强。与培养激活的大鼠HSC相比，加入10－6 mol／L AngⅡ刺激后，Ⅰ、Ⅲ型前胶原mRNA的表达明显增加。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培养激活的大鼠HSC可表达少量的PDGFR-β蛋白，但与正常对照组相比10－6 mol／L AngⅡ刺激后表达明显增强（P ＜0．01）。细胞原位杂交结果显示10－6 mol／L AngⅡ刺激HSC后表达 PDGFR-β mRNA明显增加（P ＜0．01）。结论：AngⅡ可促进 HSC 胶原的合成， PDGF 信号通路可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曹海霞；颜士岩；汪保灿；段晓燕；范建高；汪余勤 刊期： 2016年第07期
毛细支气管炎（简称毛支）是发生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的一种常见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咳嗽、阵发性喘息、气促，听诊可闻及哮鸣音及细湿啰音。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是引起毛支常见的病原。CD62P（P－选择素）和CD54，均属于黏附分子家族，二者在多种疾病如哮喘、HBV感染者的发病过程中发挥作用［1－2］。但目前对于二者在毛支发病中的作用报道较少，本文就RSV感染所致毛支患儿外周血中黏附分子CD62P、CD54的表达进行测定，以探讨二者与毛支的发病过程及病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作者：张艳；王伟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讨多奈哌齐对脑梗死后室管膜下区神经发生的作用。方法：将60只雄性小鼠随机分为假手术＋溶剂组、脑梗死＋溶剂组、脑梗死＋多奈哌齐组，各20只。建立局灶性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模型。采用Mash1标记神经干／祖细胞，Doublecortin（DCX）标记神经母细胞。免疫荧光观察各组小鼠室管膜下区DCX的表达，Western blot分析各组小鼠室管膜下区Mash1和DCX表达量的变化。结果：MCAO术后10 d，各组小鼠室管膜下区均可观察到表达DCX的细胞，且脑梗死＋溶剂组DCX和Mash1的表达较假手术＋溶剂组明显增多（P ＜0．05），脑梗死＋多奈哌齐组DCX和Mash1的表达较另两组显著增加（P ＜0．05）。结论：多奈哌齐作为一种胆碱酯酶抑制剂，能够促进脑梗死后室管膜下区神经发生。
作者：王建平；张帝；金东东；崔晓冰；鲁争芳；管海博 刊期： 2016年第07期
在临床中使用低温技术可以追溯到古代，希波克拉底就曾经建议用冰雪包裹患者受伤部位以减少局部伤口出血。低温临床试验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多采用深度低温（30℃或更低），但由于其优势尚不明确且副作用多，人们很快就终止了临床试验。在80年代进行的动物试验研究表明，轻度低温（32～35℃）可以带来一些益处，这使得人们重新对低温技术有了兴趣。现在人们公认，心脏停搏患者复苏成功后会继发严重的脑功能损伤。这些损伤不仅发生在心脏停搏阶段，同样发生在再灌注期间。大脑是耗氧量极高的器官之一，低温可以减慢代谢率，从而减少大脑对氧的消耗。大多数研究［1］表明，心脏停搏患者在复苏后应用目标温度管理技术是一项有效的神经保护措施。目标温度管理的作用机制复杂，至今仍未完全明确。高热的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明确，人们提出如下几点机制，包含内源性儿茶酚胺增加使机体产热增加、血管收缩时散热减少或体内热量重新分布等。中风患者高热是由于下丘脑前部损害造成体温调节机制失调而造成的中枢性高热。心肺复苏术后继发感染是产生高热的另一原因，而感染多继发于心肺复苏术中及术后发生的吸入性肺炎或肠道细菌和毒素易位。另一作用机制是再灌注期间氧自由基的产生，高热阶段氧自由基增加4～5倍。高热通过消耗皮层及皮层下ATP和改变腺苷能量来改变大脑新陈代谢。再灌注后应用目标温度管理可以改善神经系统预后，低体温可以降低脑氧代谢率（CMRO2），脑部温度＞28℃时，体温每降低1℃，脑氧代谢降低6％，对心肺复苏术后患者的脑功能恢复有明显益处［2－3］。因此目标温度管理能够削弱继发性级联事件以及防止或减少继发性损害的影响［4］，是可以改善病死率和神经预后的较好的治疗选择［5］。2015年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指出，所有在心脏停搏后恢复自主循环的成年昏迷患者都应采取目标温度管理［6］，因此目标温度管理也成为重症监护室针对恢复自主循环患者治疗的一部分［7］。
作者：张冰 刊期： 2016年第07期
当前，随着医学科学的高速发展，医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也不断加快，中国传统的院校教育与继续教育两段式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也逐步过渡到国际通行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
作者：夏欧东；舒繁；陈爱华；郑玮 刊期： 2016年第07期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是成年男性常见的泌尿生殖系肿瘤，发病率与死亡率不断上升［1］。传统的放化疗对肾细胞癌患者无明显疗效。近些年，随着肿瘤分子机制深入研究，临床诊治肾癌患者逐渐向以识别肿瘤突变基因为靶点的个性化治疗转变，然而机体肿瘤免疫反应的多变性及复杂性使治疗无法达到预期疗效［2］。肿瘤免疫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靶向免疫检查点促进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以及靶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疗效的重大突破，增加了人们对改善肾癌患者生存期以及药物疗效的信心［3－4］。现阶段，靶向免疫检查点治疗是肾癌患者具有广泛前景的治疗方式之一［5］。
作者：杨康；李魏芳；喻俊峰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究新疆哈萨克族、汉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与ADAM33基因Q-1、T2位点的相关性。方法：提取外周血标本DNA，运用SNaPshot SNP分型技术检测ADAM33基因多态性。结果：哈族两组间相比，Q-1位点基因型分布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哈族、汉族ADAM33基因Q-1位点各基因型的肺功能指标第一秒用力呼吸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哈萨克族Q-1位点突变纯合子AA基因型、汉族杂合子GA基因型较GG基因型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两民族病例组及对照组的比较中，T2位点基因型和Q-1、T2位点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病例组T2位点各基因型间肺功能相关指标FEV1预计值、FEV1／FV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新疆哈萨克族及汉族ADAM33基因Q-1位点与COPD易感性可能有关。
作者：王莎莎；关键；王珊；程芳娟；任侠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评估达卢生坦治疗高血压抵抗患者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检索Pubmed、EMBASE、CENTRAL和中文数据库。提取数据、评估纳入研究的质量。数据合并应用Revman 5．3软件。分析主要结果：全因死亡率、24 h动态血压和次要结果：坐标血压、不良反应事件。结果：（1）达卢生坦较安慰剂能有效降低24 h动态血压（3个研究，24 h-SBP：WMD＝－8．32 mmHg，95％CI：－6．28～－10．35；24 h-DBP：WMD＝－7．04 mmHg，95％CI：－8．55～－5．53）和坐位血压（6个研究，Sitting-SBP：WMD＝－6．57 mmHg，95％CI：－10．06～－3．08；Sitting-DBP：WMD ＝－4．10 mmHg，95％CI：－6．08～－2．11）；（2）达卢生坦不良反应多于安慰剂（6个研究，RR ＝1．43，95％CI：1．28～1．60）。结论：达卢生坦降压效果较好，但是水肿等不良反应需重视。
作者：程根阳；李彬；袁文明；刘栋；肖静；卢珊；赵占正 刊期： 2016年第07期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可防可治的疾病，发病人群大多数是老年人，其发病率和病死率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1－3］。他汀类药物对RhoA／ROCK信号通路的激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存在抗炎和抗氧化的活性，因而可以对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起到阻滞作用；在抗菌的同时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还具有抗炎作用，且能使COPD患者急性加重的频率降低［4］。我们应用辛伐他汀联合阿奇霉素对COPD合并肺动脉高压（PAH）的患者进行治疗，观察其临床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作者：刘旭东；吴俊丽；刘云；封木忠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讨化痰活血降气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23例AECOPD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西医治疗，治疗组加用化痰活血降气方中药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后的证候疗效、临床症状评分、慢阻肺患者自我评估测试（CAT）评分、改良版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问卷（mMRC）分级、血清纤维蛋白原（FIB）及C－反应蛋白（CRP）水平，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水平的变化。结果：治疗组治疗后的证候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组治疗后的临床症状评分、CAT评分、mMRC分级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临床症状评分、CAT评分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组治疗后肺功能（包括FEV1、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FVC）明显提高（P ＜0．05），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 ＜0．05）；治疗组治疗后血清FIB及CRP水平明显下降（P ＜0．05），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 ＜0．05）。结论：化痰活血降气方治疗AECOPD安全有效。
作者：张念；殷人易；袁文胜；孙洁民；夏倩；黄莺 刊期： 2016年第07期
目的：探讨质子泵抑制剂（PPI）与腹部外科手术患者医院获得性肺炎（HAP）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2014年我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腹部外科手术患者418例，按照用药分为PPI组（n ＝326）和HRA组（n ＝92），PPI组按用药分为奥美拉唑组（A组，n ＝146）、兰索拉唑组（B组，n ＝102）和潘妥拉唑组（C组，n ＝78），HRA组按H2RA用药分为法莫替丁组（D组，n ＝58）和雷尼替丁组（E组，n ＝34），比较围手术期SUB发生率和HAP 发生率，以及呼吸机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和28 d病死率。结果：PPI组SUB发生率、HAP发生率、呼吸机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和28 d病死率均低于非PPI组。 PPI各亚组间SUB发生率、HAP发生率、呼吸机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和28 d病死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结论：与使用H2RA预防SUB比较，腹部外科手术患者使用PPI可减少SUB和HAP的发生率，缩短呼吸机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并降低28 d病死率；不同类型的PPI对腹部外科手术患者HAP发生率无影响。
作者：苏伟；张婷婷；杨自力 刊期： 2016年第07期
微炎症状态（micro inflammatory state）是指非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的一种慢性持续性炎症反应，表现为全身循环中炎性蛋白、炎性因子水平轻度增高，具有持续性及相对隐匿性，其本质是免疫性炎症［1］。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微炎症状态并非由外源性或体内机会性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引起，亦不等同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尽管这类患者有着较高的继发性感染合并症的风险。同时，这种继发性感染又会进一步加重微炎症反应的程度，导致这类患者长期处于炎症刺激状态之下。微炎症的程度已被认为是预示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预后的可靠指标［2］。
作者：梁莹；王妍春 刊期： 2016年第07期
实用医学杂志
主管:广东省卫生厅
主办：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
